“李诗注我”: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的生成与演变

注释数量、注释类别、注释态度、注释意义四个要素是梳理唐宋诗歌引李白诗歌自注发展历程的维度,以之作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引李诗自注始于晚唐,晚唐成为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较少,注释态度是认同,注释意义单一;北宋初至南北宋之交是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发展期,此期的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增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注释意义多元;注释数量和注释类别更多,注释态度是认同与否定并存的拓展,注释意义全面,标示着南宋初至宋元之交诗歌引李诗自注进入繁盛期。三个时期在继承与发展中推进了唐宋诗引李诗自注的生成与演变,其文化语境是唐宋诗人的游览经历、唱和活动、表达需要与接受态度等。

白居易诗歌自注辨析三则

白居易诗歌文本的特点是自注非常多,这些自注中的绝大部分出自白居易本人之手并无疑问。其中一些曾经引起学者们怀疑的自注,如关于"唐书"的理解问题、"鶗鴂"的音注问题和"半月之间四人死"与相关史实的乖违问题,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未必是后人的篡改和妄增。这些自注的真实性,也从侧面证明了白居易诗歌文本保存的完整性。

白居易诗歌自注的文献价值

白居易500余首诗歌有自注,合计约2000余条。这些自注除了有助于了解白居易的生平事迹及诗歌创作外,还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具有证史、补史与纠史之价值;其二是具有诗文辑佚和了解当时文人轶事的价值;其三是具有社会文化史的价值。

论白居易诗歌自注与诗歌传播间的关系

文章对白居易诗歌自注相关成果进行了梳理,又对白居易诗歌自注中传播意识的表现,以注传诗的原因以及以注传诗的得失进行了分析。

苏颂诗歌自注的特质、地位及其文学史意义

北宋苏颂诗歌中夹杂着不少自注,有些自注需要特别留意。这些自注的特质明显,在宋诗自注史上的地位应当引起重视,表现在三方面。首先,苏颂较为重视教育子孙后代,借用长篇自传体家训诗自注进行叙事表达,书写长时段的人生经历,是宋代同类家训诗自注的代表。其次,苏颂通晓音训之学,其诗歌的音训自注数量多且集中,在北宋为翘楚,即便置于南北宋,其单篇诗歌的音训自注亦处于领先地位。再次,苏颂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使辽诗,其使辽诗自注强调对辽国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的书写,相较于其他使辽诗人,在地理环境、民俗文化自注上,更为全面地展示了辽国的地域文化。苏颂诗歌自注的特质及地位研究,作为个案,或可启发非经典作家的文学研究新思路,进而为文学史书写提供路径启示。

菅原道真对白居易诗歌自注的受容与创新

菅原道真作为日本平安时代的冠冕诗人，其诗作多受白居易的影响，中唐兴盛发展的诗歌自注形式通过《白氏文集》东渐日本，亦影响了日本平安时代的汉诗创作。作为第一个大量使用诗注的日本汉诗诗人，菅原道真在诗注语言模式、结构谋篇、情注结合模式上对白氏诗注多有受容，同时有独特的文章入注、编者意识及自评意识的创新。

理学表达与植物书写:朱熹诗歌自注图景的构造、成因及特征

朱熹诗歌自注重视理学表达与植物书写,以此构造理学世界与植物世界图景。这两个世界图景的形成,是朱熹的多重身份、诗歌的写作内容、诗歌的自注功能、诗人的传播意识以及诗歌的文本结构等多种因缘交集的结果。朱熹诗歌自注构造的理学世界和植物世界图景具备包容性和独特性。

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之影响

史书自注的出现早于唐代诗文自注,其成熟的注释方法及书写形式对唐诗自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训体自注、解体自注、参见法自注作为史书自注的主要体式为唐代诗人所仿效,变为诗歌自注的阐释手段;另一方面,唐诗自注在书写体例上借鉴兴起于魏晋史书自注的小字夹注式样,与诗歌文本在形式上实现区分独立的同时,又保持了内容上的深化补充。总之,史书自注的体式与形式为唐诗自注的撰写提供了成熟可取的范式。

一个私密空间里的多维文学世界

赵亨钤的《铅差日记》建构了多重文学世界。在日记中,生活就是创作,政事即文学,疾病成为书写对象并升华到疾病诗学。赵亨钤有明确的批评意识,批评对象非常广泛,韩愈及其诗文是重点批评对象,他还批评当代文学及文坛,擅长比较批评,在对不同时代、同一时代诗人的比较批评中,完成自己的文学表达。他首重天籁之音,推崇真实,反对伪饰,写景重视想象,提出“亲切见之不如望而想像之神味无穷”。日记所载赵亨钤押铅进京的经历,颇为符合西方文学空间理论的“家园”空间叙事结构,然而,他所建构的长江文学空间的深层意义,在于以长江为纽带,掀开19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面纱,暴露大清帝国的真实内里,在于对以往经典文学空间的现场“带入”,新的文学空间层的叠加。日记的诗歌自注有三种类型:诗歌文本的阐释,“对话”以抒情,诗意的丰富和延伸批评。

面向宋真宗的讀史詩創作:夏竦奉和御製讀史詩略論

北宋面向君主而作的讀史詩以夏竦的17題43首奉和御製讀史詩爲代表,其以歷代擁有偉績令德的臣屬官僚爲主要書寫對象,以宋前符瑞圖讖事件與賢君生前爲政舉措爲主要探討話題,前者暗含對當下臣屬應有品質、作爲的期許與希冀,回應的是宋真宗對本朝人才之功與德的期待;後者聯繫真宗時代的政治事件與真宗本人的爲政理念,彰顯夏竦揣摩君意、站在君主角度讀史作詩的創作觀。在閲讀史書後的書寫表達上,夏竦通過自注爲宋真宗掃除閲讀障礙,積極發表個人觀點,間接與君主進行交流互動,向其展現自己的德行與思想。其面向君主而作的讀史詩總體展現出的是以臣子身份替帝王考慮的識大體、遵本分,但也體現出一種受制於帝王政治期待的不自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