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差异与近古诗歌阐释学中的精神融合

近古诗渐衰,而诗论益精。近古诗论家对于"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之诗的争论,从创作和阐释的双重角度出发,客观上揭示出了古典诗歌的文本差异。阐释方式往往因文本类型而定。依据"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之说,阐释者或执辞求意,或欣然兴会,或专力壹思、精神融合于古人,才可达到某种程度的阐释效果。在诸种阐释手段中,精神融合因其强调阐释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沟通无碍,往往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宋代诗歌阐释的学问化特色

宋人对诗歌的阐释,强调以创作主体的学问修养为基础。他们或注重对词语典故加以考释,或注重从诗史的角度进行解读,或注重对诗歌所蕴涵之理加以阐发,从不同的角度使宋代的诗歌阐释表现出鲜明的学问化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在重视学问的诗学观念的影响下对诗歌进行解读和阐释的必然结果。

历史背景与诗歌阐释——以年谱、编年诗及本事为例

年谱、编年诗及本事等历史背景能有效帮助阐释者进行诗歌阐释。年谱提供诗人生平事迹、人生履历,诗歌创作背景和创作缘由与意旨,诗人诗风变化及其与年岁增长的关系;编年诗提供诗人思想的渊源肇始、发展变化及其情绪高涨低落的原因,诗歌艺术风格发展、演变以至老成的流变轨迹;本事提供诗歌创作的主客体缘由动因。但历史背景又有可靠性、局限性与多样性等问题,阐释者必须审慎选择,钩稽同异。此外,诗歌阐释还应充分考虑诗人对历史背景的过滤变形与阐释者的生命体验等因素。

杨慎“诗非史”观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传统--以《升庵诗话》为中心

杨慎历来被认为是明代“诗非史”观的重镇,实际上,他反对的是宋以来根据杜诗开创的愈演愈误的小传统。在辨明“诗”“史”二体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含蓄蕴藉的诗歌叙事标准,将其融通于诗歌缘情的本质。同时,他又秉持辩证复古的观念、字有来处的知识主义、文献考据的史证意识,最终回到了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诗史”大传统。

诗歌阐释的策略

本文意在为解诗寻求有效的方法 ,力求把诗解深刻 ,解准确 ,解出特色。

诗歌阐释模式

阅读诗歌时，读者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诸者同诗人的生活环境、诗歌的创作背景有相当的差距。本文演化出一个诗歌阐释模型，它可适时地帮助读者欣赏与阐释诗歌，从而成功地与诗人交流。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宋代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

诗谶作为诗歌阐释方式之一,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对诗歌创作及其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对诗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谶文献,而且将诗谶广泛地运用于诗歌阐释当中,这种现象与宋人特殊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学术风气以及诗学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宋代笔记诗话中的诗谶文献作细致分析,以多重视角对宋代诗谶进行类型划分,解析其阐释心态,这对研究诗谶与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文谠、王俦韩诗注释价值新探

文谠注王俦补注的《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是现存较早的宋代韩集注本,此书征引文献极为丰富,在校勘、辑佚、文学史料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此书注释过程中采用以史证诗、以韩注韩、诗意串讲的诗歌注释方式,在诗歌诠释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在宋代韩集注释文献大量散佚的情况下,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成果能够完整保存下来,值得我们进一步开掘和利用。

论叔向的文学成就

前人早已提及叔向文学家的身份,然学界对其全面、深入的研究至今阙如。据考证,叔向至迟生于公元前593年,至迟卒于公元前514年。叔向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学活动、文章、文论三个方面:诗学活动主要分引诗以明事、诗歌篇章的阐释、诗意的领悟三类,尤其对《昊天有成命》一诗的通盘阐释对后世解《诗》影响较大;在文章层面,主要分书信和辞令,一篇书信结构完整、情辞俱佳;辞令又有外交辞令与论谏辞令,皆具有一定的文体价值;就文论而言,主要是对于言辞的一些看法与观点,如辞尚得体与畅达、信而有征、言不僭礼、言重于貌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通识性。叔向相关的文学素材,多注重德行与礼数的彰显,塑造出一位具有君子风范的文学家形象。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以诗释诗——论宋人集句诗创作及其阐释意义

集句诗是杂体诗的一种,它的特点是用古人或今人的诗句组合而成。作为在宋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形式,集句诗兼具阐释和创作双重意义。在阐释上,集句诗严谨理性又注重主观阐发,具有自身的阐释特点。宋代集句诗的水平高低不齐,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阐释效果。集句诗以诗歌阐释诗歌的方式,融合了宋人的历史主义、理性主义、知识主义的阐释特点,反映出宋人理性的阐释观念。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句诗又是宋代诗人在"陈言"中求新求变的一种技艺挑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

王安石诗李壁注引朱熹说小考

王安石诗李壁注初版于1214年,其后,补注本（约1220年）和增注本（1230年）先后刊行。通过稽考,可以发现,在补注和庚寅增注中,曾引用李道传池州刊本《朱子语录》（初版于1215年）以补充诗学阐释、历史背景、道学思想。从注、到补注、再到庚寅增注的修订和编纂过程中,李壁引用新刊书籍对原有的注释进行补充和修正,而这样的引用,与李壁注初刊本中引用《四书章句集注》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本文也由此窥探李壁注“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的诗学阐释方式,并分析其背后蕴含的宋代理学思想传播与印刷文化发展的意义。

论20世纪前半期的“初唐四杰”研究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初唐四杰对律诗、古诗、歌行各体诗都有改造推进之功。初唐四杰用诗赋融合的艺术手法来写律诗,用乐府的手法来写七言古诗,扩充了诗的篇幅,构成一种流动之美,这种艺术创新给古诗的发展开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初唐四杰在古典诗歌史上具有较大的贡献,20世纪前半期的学者对初唐四杰在古典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视开创了中古诗歌史研究的新境界。

走向逻辑自洽与文本互证的融合阐释

诗歌阐释是中学阅读教学的难点。在阐释教学中,贯彻视域融合的思想,可以规避歧解误读。依循文本内部的言语逻辑以实现自洽;依循文本外部的史实背景以实现互证,是诗歌阐释教学的“守正致和”之路。

女儿心,女儿情——从木兰女儿情思角度解读《木兰诗》

“《木兰诗》记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征战沙场,胜利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这是统编版教材七年级下册教师教学用书对于《木兰诗》的评价。木兰是一位巾帼英雄,千百年来一宜深受人们喜爱。然而木兰绝不仅仅是一个女英雄,诗中还以更多的细节描述了木兰的女儿情态与心思,所以根据文本细节来探寻木兰内心世界的女儿情思,是诗歌阐释很重要的内容。

明人周汝登《类选唐诗助道微机》的唐诗观与诗歌阐释学

《类选唐诗助道微机》为明人周汝登编选的一部唐诗选集。全书凡六卷,每卷各分二门,收诗凡568首。全书以《唐诗品汇》为底本,适当参考了其他版本,其中或有出自周汝登据己意擅改者。作为一个心学家,周汝登对唐诗尤为关注,值得玩味,《类选唐诗助道微机》以"无善无恶"为宗旨,取其盛者,以资进道,分门亦与此种思想体系相契合,体现出浓厚的心学色彩。同时周汝登评诗以"六经注我"为依归,以直赞、触发、假借、微妙为解诗,建构了一个心学家的诗学世界。

论宋人本意还原的诗歌阐释方法

宋人在诗歌阐释中继承了传统的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显示出强烈的尚意倾向,努力探寻诗人的立言本意。超越言语的深观其意,意在回归文本整体语境中探寻诗人本意;亲证妙悟的体察神会,意在以亲身体验与顿悟来领会诗人本意;知人论世的本末探究,着重于从诗歌产生背景与诗歌本事的外在因素来考察诗人本意。通过这些方式,宋人力图逆向追寻并把握诗歌永恒不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