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法为文法:黄庭坚文章学理论构建及其创作实践

江西诗派有门可入,有法可循,在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影响广泛,蔚为大观。黄庭坚虽以诗名世,但其对文法也有所探索,他打通诗法与文法的界限,从诗法中抽绎出文法,涉及“篇法”“句法”“字法”“用事之法”等方面,提出了“法度”“关键”“布置”等概念,用以指导文章创作,之后经由门人后学继承发挥,影响深远,促进了南宋文章学之深化。而黄庭坚本人也因其诗律精深,故在“近于诗者”的短篇文章创作方面取得佳绩,有文章“愈小愈工”之称,他的题跋、尺牍等短篇文章精巧蕴藉、富含理趣,其中很多谈论做人、治学、诗文的文字,有精辟的见解。

“不法之法”:论王夫之诗法论的内涵与得失

诗法论相当于创作论。相比于情景论,王夫之的诗法论是一个较少被学者关注的论题。王夫之反对律诗创作的定法与成法,称其为“非法之法”。在八股文理论对诗歌创作的深度影响下,他否定制义学造成的“死法”;在格调派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否定格调派造成的“死律”。王夫之提倡“不法之法”及与之相关的“意脉”说、“一气”说、“一意”说,主张“以古诗作律”。从实践角度而言,王夫之的诗法论有符合诗歌创作规律、突破旧说的一面,也有标准过高、难以践行的一面。从思想基础来看,王夫之诗法论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拓宽了中国古代诗法理论的阐释空间。

被自我遮蔽的诗法--论严羽的诗法观念及其诗学史意义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有大量的篇幅讲授诗法,他提出在写诗前就要先熟读熟参,在下笔时也很注重具体的声律、结构与修辞方法。在论述诗法时,严羽大多采取了从反面出发的言说方式,而较少从正面立论。这既与他对时人诗法的强烈批评息息相关,更隐含着其诗学理论中妙悟与诗法的内在矛盾。该矛盾的产生,源自诗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混淆。对看似无法的妙悟的崇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诗法的自我遮蔽。严羽为此把诗法排除出诗学“第一义”范畴的做法,虽然指明了重视诗歌旨趣的道路,但也是后世轻视诗法的重要诱因。

学海堂拟和诗创作的诗法宗尚及其诗学意义

拟和诗是广州学海堂诗歌课艺中不容忽视的构成要素。它以杜韩苏黄四人作为摹拟的主要标尺,承袭其务求争新出奇、擅长点化铸造、讲求章法布局的“诗法”。在运用各类典故与稀见字面来遵循以学为诗、以故为新的学术路径的同时,也具有包容通变的学术理念,“黄雀在后”的又一重视角、主题的拓宽与改写、论述的补充和完善使学海堂的拟和诗得以在传统“诗法”轨迹上臻于至善,使其成为“宗宋派”一脉之传衍创变的继承者、促进宗唐界宋门庭观念消解的推动者、广州文化场域诗学体系建构的参与者。

以象言说与律诗诗法之关系

以象言说为律诗重要的言说方式。这一言说方式给律诗诗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深远影响,体现在律诗诗法的各个层面。由于以象言说追求以象尽意,因而其句法不再追求表述的完整,而转向以言尽象,这使得律诗句法颠倒、以核心词连缀成句、语义跳跃成为律诗重要的句法特征。由于以言尽象、以象尽意成为律诗的追求,律诗的章法自然会以意为枢纽,而关涉起承转合,以言意为基础,以诗意为旨归。律诗的尚意追求,又使得诗歌整体上追求味外之味的意境混成,神完气足的境界的巧妙营构。正是以象言说方式对律诗诗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才造就了律诗尤其是唐人律诗兴寄高远、气象浑然、惟在妙悟的独特风神。

民国时期诗法著作与旧诗写作教材的变化

民国时期诗法著作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学校教员为指导学生写诗编著的教学材料或课程讲义,以黄节的《诗律》、冯振的《七言绝句作法举隅》、徐谦的《诗词学》等大学讲义为代表,专门讲授不同诗体的作法知识与技巧,具有专门性、专题性和系统性特点;第二类是为社会上诗歌写作爱好者编著的学诗启蒙读物,以张廷华的《学诗初步》、刘铁冷的《作诗百法》等为代表,主要讲授诗歌写作的基础知识、基本技巧,呈现出基础性、启蒙性和普及性特点。前者属于大学文学专业教育的一部分,揭示了民国时期大学国文系旧诗写作的教学情况;后者属于社会教育的一部分,揭示了民国时期社会上旧诗写作的教法情况。这两种诗法著作都难以忽视“五四”白话诗运动,或在序言中指责白话诗流弊,痛惜风雅沦丧,或在正文中辟专章评论白话诗。这使得民国时期的诗法著作在传授古典诗学时不得不与白话诗进行对话。

高丽中后期诗风转变的关键——论李仁老对杜甫诗法的接受

杜甫诗作重法,其"用法至于无迹"的诗法论,启发了朝鲜高丽朝汉诗人李仁老。高丽诗坛崇尚规范易学的汉诗,杜甫诗因恪守诗法、格律严整而深受欢迎。李仁老推崇杜甫,并将杜甫的诗法论用于批评朝鲜汉诗创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初具本土特色的诗法观。李仁老的诗法评论,不仅奠定了高丽朝汉诗学基础,而且对于清除高丽诗风之弊,纾解高丽诗坛困境,促进高丽汉诗创作的良性发展,乃至于走出朝鲜汉诗创作的一条特色之路,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中国古代“诗法”的承传

古代“诗法”的承传,在单部诗法著作上,有近于“诗格”之体的承传和近于“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承传;在诗法汇编著作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丛编之体的承传。古代“诗法”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它作为格法类著作的基本特征。

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

"诗法"理论,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命题之一。《筱园诗话》诗法理论大致可分为诗法"辩证观"、诗法"主体论"、诗法"自然论"等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对《筱园诗话》之"诗法"理论有较清晰的认识。

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

温庭筠的诗作与词作面貌极为相像,这是晚唐时期诗词分界不明晰,温庭筠以作诗之法填词的结果。温庭筠诗歌与词作俱为晚唐审美思潮的具体显现,但由于功用的差别,温词又呈现出与温诗某些不同的形式特征和美感特质。

乾隆诗体之变化——试析乾隆皇帝元旦七言律诗的写作技法

文章针对乾隆皇帝在历年元旦日所创作的一百四十七首七言律诗进行分析,其目的为阐释什么是乾隆诗作中所展现的"御制体",以及"御制体"是在什么阶段发展形成的。通过分析乾隆皇帝在不同阶段的诗歌创作中所采用的特定的写作技法,我们能够观察到乾隆诗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并最终确定"御制体"诗作中所具备的三个主要特征和两个次要特征。而"御制体"的形成原因以及乾隆皇帝与其身边词臣在文学创作上的相互影响也会在文章的结尾予以简单论述。

后七子诗法理论探析——以王世贞、谢榛相关论说考察为中心

后七子特别是王世贞、谢榛极力为之声张的诗歌法度规则,全面涉及诗之声律和结构问题,在相关的审美准则上呈现谨严和细密化的特点,此尤显于他们对诗歌用韵、平仄以及篇章句字之法的系统阐析,其中既包含了对传统诗法的汲取,也融合了他们各自独到的审美见解,尤在诗法的一端,进一步将技艺性的规则或方法纳入他们重点关注的视界,为文学"技巧概念"趋于加强的一种显在表征。同时说明,在相继崛起于明代中叶文坛的七子一派中间,愈益皈向于文学本体意义上的艺术经营,成为诸子体认文学价值的重要路径,也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他们维护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原则立场,就后七子来说,特别是王、谢在诗法问题上展开系统的阐述,以格外严细的标准相责求,则更不能不作如是观。

清代滇人学者朱庭珍的《筱园诗话》及诗法主张

诗法是中国古典诗学主要探讨的一个核心命题,但历代诗话对诗法加以系统探讨和关注的论著并不多见,且谈法都显得比较琐碎、零散。古典诗学中对诗法主要持"死法"与"活法"之说,"死法"不可取,"活法"之说又大多语焉不详。《筱园诗话》对诗法持"有定法"与"无定法"有机结合的辩证观,对诗歌创作之技巧与法则作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是中国古典诗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诗歌创作之谈。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翁方纲论杜甫诗法

作为清代诗学大家,翁方纲对杜甫是关切备至的。在他的诸多著述中,杜甫诗歌都是重要的话题,内容涉及杜甫诗歌的字法、句法、格律、篇法、杜甫诗学等内容。翁方纲对杜甫诗法,是本着"肌理说"的根本立场来评议的,而这些评议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其"肌理说"的诗学内涵。

论姜夔融“江西诗法”入词

本文将姜夔词与其诗学理论同黄庭坚诗学理论与创作比较,具体细致地阐释姜夔词"波澜开阖"之章法、精辟高妙的句法和奇警传神的字法与"江西诗法"的继承关系,揭示出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在艺术表现上的继承与创新。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

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与综合角度对袁枚诗学作全面理解。

叶燮《原诗》的诗法论

《原诗》是古典诗歌发展后期具有总结性质的重要诗学文献,对于从江西诗派到明代七子派热衷的诗法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其中"在物者"的理、事、情和"在我者"才、胆、识、力的论述都与诗法论有关。从"在物者"方面,他指出诗法是"虚名"与"定位"的统一,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阐述了吕本中以来的"活法"观念。从"在我者"方面,认为诗法从依托于主体神明发挥作用,在创作诸因素中并不具有优先性,对诗法的汇聚融通可生成创作才能,"识"正是融会传统以建构主体才能的中介。《原诗》的诗法论从"法"赖以确立的理、事、情和"法"得以发挥其效用的才识两方面展开,对古代诗法论具有理论总结之价值。

惠洪与黄庭坚的交游及对其诗法的传释

惠洪、黄庭坚年龄差距很大,但缘于惠洪对黄庭坚的倾慕及二人对诗歌的共同爱好,惠、黄交游甚密,唱酬诗作、谈诗论法。惠洪的诗学著作《冷斋夜话》和《天厨禁脔》中称引、诠释黄庭坚论诗之语颇多,二书对黄庭坚诗法理论进行了传引、阐释和总结,成为江西诗派诗歌理论的重要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