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先谦《诗义标准》的编纂刊刻及其文学旨归

武昌起义爆发后,王先谦避乱于湖南平江,为推本其父王锡光编选《诗义标准》的未尽之旨,表明自己“扶世翼教”的决心,王先谦将《诗义标准》在六十卷本的基础上扩编成一百一十四卷。《诗义标准》是一部带有家训性质的诗歌选集,不仅能够指导年轻人如何作诗,更重要的是教育年轻人如何立身行道。《诗义标准》的文学旨归就在于将诗义放在人伦纲纪中进行归类,突出诗教在社会变革中的调和作用,彰显传统诗学的伦理教化功能。

湘西的实义与诗义——1930年代中期以前的沈从文创作新论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有实义与诗义之分。实义是指湘西只是作为他解决生计困厄及爱欲苦闷的一种写作策略;诗义则指的是他以湘西为媒介完成其主体身份建构,从而在一个超越论式的自我基础上,以湘西表达他的文化理想,以湘西承担转型期中国的伦理义务。湘西这两义的存在,反映的是一个普通写作者对生活的摸索,并在对生活的认知和敏感体验中与时代共振,由自在走向自为,不断成熟的文学生命轨迹。

《诗义会通》“旧评”考论

吴闿生《诗义会通》中的“旧评”篇幅颇大,考其源,70%旧评直接转录自吴汝纶《诗经点勘》,二吴书中旧评的来源又可追溯至明代戴君恩《读风臆评》等《诗经》学著作,其在旧评的选取过程中未脱“桐城派风范”。旧评与再评、新评共同建构《诗义会通》的评点系统,展现出吴闿生重“奇”“雄健”“言外之意”等审美倾向。《诗义会通》评点以文学为内核、以经学为衣裳,体现其于民国这一特殊时代的过渡性特征。

姜炳璋《诗序补义》考论——兼谈《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的去取

姜炳璋《诗序补义》是《四库全书》中著录为数不多的当时之人著作之一。此书别名《诗经读序私记》《诗序广义》,现存四库本、清钞本、嘉庆本,其中以四库本为最早,嘉庆本为最晚。《诗序补义》一书体现了姜炳璋“遵序”与“持平”的《诗》学取向,此书对《毛诗》的崇尚和对三家《诗》的贬损,对《诗序》的尊崇以及持《诗序》与朱子之平而不囿于遵序、废序的门户之见等,契合了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馆臣对经部诗类书的去取原则,而纪昀本人对姜炳璋的推崇也是此书被收入《四库全书》的重要原因。《诗序补义》作为在乾隆朝受到官方认可的著作,在乾嘉以后的《诗》学史上地位不显,其所受到的关注和冷落折射了清代《诗》学史的演进脉络。

以诗注礼,以礼笺诗:郑玄对《诗》义之解析

郑玄注《诗》与三礼时,采用诗、礼互证的方式,为诗、礼之间建立了联系。郑玄以诗注礼,是指注礼时引诗以证,对所引诗句的诠释是其对礼的义解所在。以礼笺诗,即援引三礼笺注诗句,注诗时对礼制的引证蕴含其对《诗》义的理解。诗礼互证既形成了郑玄注经的特色,也造成了诸多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误读。这些注解为今人观察理解先秦礼乐之制与《诗》之义解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诗义”分析的越位之思——朱自清“解诗”法的理论背景与实践指向

朱自清曾汲取英国瑞恰慈、燕卜荪之说,发展出一套"解诗"方法,用于剖析新、旧体诗,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建制提供了重要助力。这套方法集中展示出,西学介入所产生的正、反各种可能性。他尤其常以纯理性的"诗义"分析,代替非仅理性所能为功的"诗艺"品鉴。燕卜荪早已明示,理性方法有其适用限度,朱自清却未加留意,这和当时中国主流学界对理性的过度渴求有关。怎样准确消化西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研究必须直面的一项课题。

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重要的《毛诗》名物训诂之作,但至今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齐民要术》、《经典释文》、《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此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献为基础,探索这些引文之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文本编纂形态问题。诸文献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并非一书。《齐民要术》、《艺文类聚》等书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是经传笺疏合钞本,而"陆机《毛诗疏义》"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均为单疏本。"陆《疏》"辗转钞存于各种《毛诗》义疏、类书、农书等著作中,各种抄写系统相互影响,已经很难以"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去辨析其文字了。

也论《毛诗序》之作者问题(上)——卫宏作《毛诗序》辩护

陆玑最早提出卫宏"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范晔认同此说并提出新的证据。汉魏六朝时期,郑玄、王肃、徐整、沈重等人的言论,其实都没有否定陆玑的观点。《毛诗序》形成是先秦以来诗义不断积累的结果,卫宏通过对已有诗义、诗论的整理和总结,最终完成了《毛诗序》。

《韩诗外传》无关诗义辨正

《四库全书总目》由古文经学立场,判定《韩诗外传》无关诗义。《韩诗外传》断章取义的解诗模式是先秦儒家孔、孟、荀通经致用、弘扬诗教的正脉。《韩诗外传》的编撰目的、编排体例、解释立场都是围绕儒家诗教的宗旨而展开,《四库全书总目》对《韩诗外传》无关诗义的误判应该从今古文斗争与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去理解。

《诗经·王风·大车》诗义辨正

《诗经·王风·大车》之诗义，古今学者解说纷纭。本文综合古今有代表性的七说，从古人称谓习惯、古代车服制度、诗中约誓之辞、春秋时期婚恋状况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七说中“征夫思妻”说最为可信，《诗序》首句所言“刺周大夫也”，乃推本之论，与《诗传孔氏传》所言“周人行役而讯其室家”的解说并不矛盾，只是说诗角度不同而已。而“序首”之下文字，恐为东汉时人附会，所谓“男女淫奔”之说。

《毛传》与《毛序》的同异比较并论及《毛序》的作者

遍检《毛传》与《毛序》,《传》释诗义与《序》释诗义基本相同者达83篇之多,明显相异者只有3篇,且在解释体例上、在内容的相互照顾、相互发明上,都表明《传》与《序》存在内在的联系。从研究唐前所载《毛诗》资料系统入手,认为郑玄所谓"大毛公(亨)为《故训传》",既包括今《毛序》,也包括今《毛传》,《毛序》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是经累积而成的,最终由大毛公(亨)"编纂而成",并体现出他自己的观点;小毛公(苌)则对《毛传》作了最后的加工、厘定工作,并在《毛诗》的传授中起到重要作用。

探索《璇玑图诗》的奥秘(下)

《探索<璇玑图诗>的奥秘》全文共18000字,分上、下两部份。上部份已由《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刊出,本刊现载的是下部份,并附《璇玑图诗》表备检。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论吴闿生《诗义会通》

吴闿生《诗义会通》完成于1927年。他肯定《诗序》中所谓的“古序”,而批判“续序”,以此反驳其时学界“废序”的呼声。吴氏以文义裁《诗》,针对顾颉刚等人重情理而反微言的言论,努力抉发其中的“微文”,尤推崇言外之意。他将桐城派文法运用于《诗》的分析中,并对能形成阳刚阴柔融合的文法颇为用心。在《诗经》的“经”字招牌被打破的年代,吴氏从文学层面研究《诗》,极为关注《诗》在古文史、赋史上的地位,赋予《诗》以新的价值。《诗义会通》是一部学术观点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著作。

从写实出发——写在“中国写实画派十年展”之际

一位印度的批评家曾经说过,艺术中的每一个现象既是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艺术向它的时代提出新的问题。写实画派的出现亦如此。事实上,需要以"写实"作为一个画派的名称,恰恰说明"写实"本身成为了一个"问题"。在油画引进之初,它的写实性、科学性就受到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看重与推崇,进而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学院美术教育的正统和油画创作的主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论欧阳修《诗本义》的文学思想

欧阳修的《诗本义》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声。以文学性的思想和方法研究《诗》学乃《诗本义》的重要创新内容 ,这充分体现了经学与文学的互动。

钟嵘诗学的《诗》学母体及其转化——从《诗》六义到诗三义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诗三义的概念,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貌似存在着意义关联,然在本质上却并不相同。《诗》六义的提出乃基于诗教说的前提,从六诗到六义,说明了《诗》学阐释由诗教立场而经学立场的发展变化。而钟嵘对于诗三义的揭示与阐释,虽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存在着语词、语义上的关联,然而其去经学化的立场却是十分显著的。钟嵘追溯诗歌源流上至风雅,看似是宗经思想的支配,然而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齐梁人的《诗》源共识,一方面宗经实为一种表象,钟嵘恰恰是在经学的语汇范畴中寻求到了诗学领域内的突破。与汉唐经学思想笼罩下的经典诗学相比,钟嵘诗三义的揭橥在六朝诗学史上的价值应该受到足够重视。

郝敬“诗六义”研究

郝敬对"诗六义"进行深入研究,他认为赋比兴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他不满足前人对赋比兴的定义,重新给赋比兴定义。这样一来将赋比兴明确区分开来。不仅如此,他对赋比兴之间的关系论述得比较透彻,认为三者又统一于一诗之中。此外,对比的类型分析很具体,这些都能让读者对赋比兴有更深入的了解。他的赋比兴的观点能够成一家之言,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受到较高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毛诗正义》研究述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毛诗正义》研究有如下主要特点:前期的《毛诗正义》研究是角度多成果少,属于试探性质;后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相比于前期,探索面有更多的拓展,同时也出现重视《毛诗正义》从《诗经》学到诗学的转变过程中的意义,在文学理论、文艺批评的角度集中深入总结《毛诗正义》的《诗经》学成就的趋势,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诗义生成及其函数模式分析

诗义的生成应该是诗语构筑的重要目的之一。诗歌文本是利用自然语言,按照特殊的原理生成诗义。在诗义的生成过程中,诗歌文本语言单位的语义进行着等价互动,这为采用函数模式分析诗义生成提供了依据。将函数模式分析运用于诗歌文本的词汇语义和句子语义的分析,有助于对诗义进行综合性的概括,能够借助诗句语义的元语言深层体现、同义变体、同义语句等手段对诗义进行广泛和深入的阐释,从而揭示出诗义与语言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