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字源学研究辨证

近百年来,众多学者运用字源学对“诗言志”这个重要命题进行了阐发。各家所论大都带有明显的实证色彩,但此项研究却从总体上陷于“出之以实,得之反虚”的境地,凸显出“诗言志”字源学研究模式本身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许多研究对字形的辨析不够精确,对字义的解说比较主观,违背了古文字考释的一些基本原则:说形声如会意,不符合文字的构形规律;误用声训、递训等训诂学方法;缺乏古文字历史演变的动态眼光。从汉字阐释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看图释字”、观念先行、以论代史等问题,没有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度量。概言之,通过古文字的本形本义演绎出某种理论构想,超出了字源学方法所能负载的限度。近几十年以来,这种“以字源学方法解决文化问题”的模式甚为盛行。对“诗言志”字源学研究的反思,或许能为当下流行的汉字阐释提供些许启示。

文化认同视域下海外华人学者对诗言志的现代阐释

诗言志作为生成于先秦时期的文论观念,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也广泛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讨论。其中,身处海外的华人学者通过多种西方理论方法对诗言志进行再阐释,揭示了诗言志的和谐美感价值。他们的阐释是对母体文化的寻根,是在文化认同的层面上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同时,通过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诗言志所体现的和谐艺术精神弥补了西方文化思维中自我追索非我世界知识的缺漏,为人类文化共同价值提供中国智慧,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

邓恩铭以诗言志

这是一个先驱者的故事。当年,16岁的邓恩铭走出大山求学时立下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20岁的邓恩铭参加党的一大时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还是一位在校的中学生;30岁的邓恩铭英勇就义时留下近10首诗词,它们都是言志之作,豪情万丈,壮怀激烈。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中国诗歌言志永歌传统述略

中华诗国,礼仪之邦。永歌言志,日富月昌。八音克谐,四海乃同。正变升降,万古玄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学著作《尚书·尧典》载有舜帝命夔典乐的四句话。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句话为中国诗歌言志、永歌确立义界,树立典型。

先秦“诗言志”再阐释

“诗言志”的萌芽与发展和礼乐文明息息相关。西周时期是礼乐文化高度发展的阶段,“诗言志”思想贯穿于周王室制礼作乐的过程中。春秋时,诗教发展起来,《诗》成为儒家教育的核心,“诗言志”的内涵得到扩展。至战国,荀子明确提出了“诗言志”理论,将“情”与“志”并提,为之后“言志”向“缘情”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言志”之辨与1940年代现代诗学的转向——以朱自清《诗言志辨》为中心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是一部古典诗学的研究著作。但通过考察全书的写作背景与文学史语境可以发现,朱自清对“言志”“抒情”“缘情”等概念的梳理既关切古典诗学,又别有深意,与现代诗学呈现出紧密的对话关系。朱自清通过反驳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论,确证了“言志”有关政教、“情志合一”的诗学内涵,并且试图召唤“言志”诗学的现代性意义。同时,在1940年代现代诗学的语境中,“言志”“载道”等古典诗学话语的重新激活并非个案。朱自清的“言志”之辨不仅反映了其调适个人诗学乃至人生观的独特方式——看似回返古典,实则朝向现实,也是整个1940年代现代诗学转向的重要见证。

从“精神分析学说”看“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发生动机

中国诗学理论中的“诗言志”理论,打开了中国文学体系建构的话域;而“诗缘情”理论,则厘清了文学表意性研究的内在肌理.西方分析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试图用“精神分析说”的理论解读文学密码.回顾中国诗学理论,基于对“诗言志”“诗缘情”理论的正确解读之上,“精神层次”学说可对以“诗言志”的“言”之动机加以诠释;“诗言志”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活动的产物,“诗言志”的含义也可在意识性与非意识性上进行解读.在“缘情”之时,其实也无外乎是在“防御机制”的理论的映射下发挥作用.“诗缘情”的发生被看作是防御机制下的投射行为.“情”通常借“诗”为载体,“缘情”不过是追根溯源而已.

体现时代脉动的“有根之歌”“情至之乐”——第十二届“屈原文艺奖”获奖歌曲述评

诗言志,歌咏怀。将言志的词与咏怀的曲结合,形成了歌曲形式及其艺术魅力,也使歌曲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类型之一。在第12届“屈原文艺奖”的评选活动中,有13首创作于2021至2023时段的歌曲,斩获了这项湖北省音乐类层级最高、综合性最强的文艺奖项。通过聆听获奖歌曲的音响,研析获奖歌曲的乐谱,感受获奖歌曲“扩散”出的艺术魅力,这些获奖歌曲是体现时代脉动的“有根之歌”“情至之乐”。

言志与缘情辨

在关于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言志”和“缘情”是两种互相对立的诗歌主张,“诗言志”要求为政治教化服务,“诗缘情”则只求自由抒发性灵,不考虑政治教化。文章表示不同意此种观点。作者认为,“言志”和“缘情”的意思没有根本的差别,“诗言志”是说用诗来表述内心所存想,“诗缘情”是说诗依照内心所存想而作。这两种说法本身都不涉及与政治教化的关系问题。作者还认为,志、情两词的含义原可以兼包所谓偏于理性的思想和偏于感性的情感,因此,认为“言志”偏于理性、多指表达思想而“缘情”则偏于感性、多指抒发情感的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过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过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而它的经典化过程便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对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有意义的。本文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影响的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对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说,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则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江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

本文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本体论,应当从这一性质来认识其重要意义。文章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的成熟、古代政教制度建立、伦理体系的确立三方面来探讨这一诗歌本体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论文认为"诗言志"作为一种古老的经典理论,为春秋时代的士大夫赋诗行为所继承,并被诸子论诗所引述与发展。在与其他经典并存的体系中,"志"成为《诗》的经典属性。论文还对由"诗言志"到《周礼·春官》的六种"乐语"、"六诗"、《毛诗大序》的"六义"这一对"言志"方法的展开历史做了探讨,并指出了《乐记》对"诗言志"说的发展。

“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由先秦情志说论“诗言志”之本义

考诸上古文献中的情志理论,"志"是指人具有道德预设、符合群体价值取向的理性思考,是偏于个体感性体验的"情"的升华,对"情"具有约束作用。言志、谕志、观志、养志是先秦士人道德培养的重要手段。探寻传世典籍中所蕴涵的"志",是时人阐释文献的主要内容。从《性自命出》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孔子诗论》的"终而皆贤于其初者"来看,"诗言志"的本义在于"止乎礼义",是诗歌表达的外在尺度,与"诗缘情"所强调的内在情感这一动因不同。

“诗言志”复议

:“诗言志”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诗言志”中的“志”一直被理论界认定同时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双重因素 ,但这种解说并不符合提出者的原意。得出的结论是 :从春秋及以前时期的志不含情 ,到战国末秦汉时期的以志为主 ,志情并举 ,再到魏晋时代的以情为主 ,情志并举 。

“诗言志”对汉语诗歌音乐本质的规定——借助现象学方法再论“诗言志”

“诗言志”是对汉语诗歌最基本的规定和描述,其中,“志”可同时训为“记忆”、“止于心上”、“心之所至”。因而“诗言志”具有以下内涵:首先,汉语诗歌具有“我思”性,即所谓“在心为志”;其次,与“我思”密切相关的,便是“诗言志”所体现出来的时间性。“志”的三重含义,其实质便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共在,这便是西方哲学中的内在时间形式,这在康德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哲学中得到深入阐述。因此,汉语诗歌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事实,同时也是一个时间事实,是歌唱主体对于世界的时间化感知。“诗言志”为汉语诗歌的内在音乐本质提供了规定性,同时内在地规定了了汉语诗歌的言说对象、言说方式以及诗歌阅读方式等。

“言志”“缘情”“绮靡”与魏晋诗歌特性的自觉

魏晋诗歌创作逐渐走向繁盛,并成为独立文学门类,因此在文论中出现对诗歌创作需凸显其特性的自觉。从"诗赋欲丽"到"缘情""绮靡",显示了对诗歌审美特性认识逐渐走向深刻,并渐渐冲破从先秦至汉代"诗言志"的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和"礼"的规范,从而在中国古典诗论史上产生了强调为政教服务和强调自由抒发情感并行的两种诗学主张,对后世影响甚深。"缘情"、"绮靡"对诗歌的要求显现出在魏晋时期文人们对诗歌审美特性的自觉提倡。

从“温柔敦厚”到“发愤”、“绮靡”——对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说的再思考

中国古典诗论的两大倾向———重政治教化与重自由抒情,其主要区别在审美趣味,诗教强调作品情性与风味的温柔敦厚,推崇中和之美。因之,屈原的"发愤抒情"、陆机的"缘情绮靡",一于内而论情感,一于外而论文辞,然实表里相依、气声相应,各以其"发愤"、"绮靡"突破诗教的美学要求,呈现新意。若拈以"言志"、"缘情"区分此两类诗论倾向,不免易滋误解,遮蔽了二者区别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