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对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众多方面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出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的内容、特点及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清代乌鲁木齐社会的本真。同时,挖掘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书写,亦对当今研究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清代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理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地名之多样、自然景观之奇、地域物产之丰的特点。通过对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内容的阐释,进而展现出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窥见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及西域社会生活面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以注存诗”:宋诗引唐诗自注的文献价值考论

宋诗引唐诗自注的文献价值,可以用“以注存诗”概括,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存误收或误用诗歌文本信息,存诗歌构成部分文本信息,存诗歌创作与接受信息,存诗学观点信息。“以注存诗”,既涉及诗歌由创作到传播接受的过程信息,也不乏诗歌评论信息,是对诗歌的生产、流传、评论信息较为完整的保存。透过宋诗引唐诗自注的文献价值,可以看到更为丰富的唐宋诗歌生态,使之超越了诗歌注释价值本身。

杜甫秦州诗题咏的丝绸之路说解

唐代的秦州是陇右一大都会,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流寓秦州三月之久,成诗90余首,吟咏所及,时见驿道(丝绸之路)、驿使诗作或诗句,而历代杜诗注多不得要领。以史证诗,则会发现杜诗所咏既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丝绸之路中道、也有其南缘丝绸之路南道,还涉及张骞穷河源、张骞乘槎等中国地理探险大课题。而弄清了杜诗题咏的历史地理背景,则可还原杜诗题咏驿道的"深意"、充分理解杜诗的"诗史"韵味,同时有助于领略唐代丝绸之路的风情。

试论李壁对诗歌笺释学的贡献

南宋李壁笺注的《王荆文公诗注》是宋代重要的一部诗歌笺注本。李壁在《文选》式的传统笺释方法基础上,发展了前代的注释之学,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以史证诗,借注王诗以显史;探求诗歌旨意;从文学角度来评论诗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这对后代诗歌笺释之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船山诗注隐玄机 红学研究起纷争

张问陶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哭其妹张筠墓诗及赠同年高鹗诗的自注内容由于研究者理解各异 ,意见分歧 ,在红学研究中已成悬案。根据张问陶与高鹗交往情况及《遂宁张氏族谱》、张问陶兄弟所撰《先大夫朝议公行述》等资料 ,可以确认 ,高鹗并非张问陶妹夫 ,张筠的丈夫是高扬曾。另外 ,张问陶所谓《红楼梦》后 40回俱高鹗所补 ,其意并非指后 40回由高鹗续作 ,而是指由高鹗修补。

钟嵘《诗品》应当重新作注(下)——兼论陈延杰《诗品注》

陈延杰《诗品注》于 1 92 7年由开明书局出版以后 ,即受到同行学者的严厉批评。1 96 1年 ,作者在旧注的基础上作了较全面的修订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印行。以后 ,又不断重版。但它仍是一本错误颇多 ,很不规范的著作。似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代表国家水准的出版单位 ,若再不断印行这样的著作也就不合“改革开放”的时宜了。因此 ,人文版《诗品注》应当重作。新版《诗品注》的主要问题有三 :第一是注释的讹误疏漏 ;第二是文献征引的不合规范 ;第三是文字校勘的疏失。新的《诗品注》本 。

康有为的诗题、诗序和诗注

康有为在诗题制作、诗序写作和诗注运用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文章化、纪实化倾向,这表现了他诗歌创作中突出的政治意识和"诗史"精神,也是这位文人政治家过人才情和创新精神的体现。康有为的这种探索和努力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诗体形式也具有创新价值,他的这部分诗作还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论魏了翁的诗注观

魏了翁是宋代给诗歌注本作序最多的人。魏了翁的诗注观清晰、完整且辩证,主要内容包括:诗注要能够剖析并发挥深藏在诗中的义理,有补于政教;要能够探寻诗中的典故,帮助读者贴近诗人,把握诗意。与此同时,魏了翁对诗注的局限性也有着足够的警惕,他认为不能把诗歌注释等同于典故注释,在阅读接受的过程中,应该摆脱对注本的依赖,以读者为主导,以作品为本位,"自求之,自得之",从而打通了理学注释与诗学注释两种不同的方法。

宣南历史文化三议

琉璃厂书业中心的形成、《四库全书》的纂修、各类会馆的云集,是影响宣南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讨论了琉璃窑厂迁出宣南的年代、后人征引的所谓翁方纲《复初斋诗注》的出处、明代北京会馆的外来人口管理职能与内外城会馆功能的地域差异,对相关问题做了初步辨析。

宋诗东传与异域阐释——四种宋人诗集日本古注本考论

宋诗是随着朱子学东传到日本的,在日本中世时期就产生了不少关于东坡诗、山谷诗、宋代禅僧诗的“抄物”,即对诗歌的注释、讲解之作。江户时期中期,以市河宽斋、大窪诗佛、山本北山、柏木如亭为代表的“江湖诗社”诗人开始提倡学习“清新”的宋诗,反对“古文辞学派”倡导的唐诗、明诗,他们特别推崇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南宋中兴“三大家”的诗,编纂了很多“三大家”诗歌的选本与注本。本文从日本汉文学史的脉络出发,对日本中世、近世时期四部宋集注本《冠注祖英集》《宋三大家绝句笺解》《感兴诗考注》《中兴禅林风月集注》进行了考证,考察其学术背景与阐释特色。

《诗经》“女桑”考辨

"女桑"一词最初见于《诗经.豳风.七月》,对其含义,历来注释不一,具有代表性的是毛传,郑笺,《朱熹集传》,郭璞注,《辞源》,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结合诗文内容来看,"女桑"应释为"柔长的小桑枝",其中"女"字含有"小"、"嫩"、"柔"、"弱"等义。在后世典籍中,"女桑"已变成"小桑树"之义,但这已经不是《诗经》中"女桑"的最初含义了。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中的河西民俗——郝浚等《乌鲁木齐杂诗注》补正

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民俗》中有的诗描写的实际上是河西走廊的民俗。这是因为乾隆年间政府大规模的迁徙河西民户到新疆屯垦,民户遂把河西的民俗带到了新疆。纪昀的这些诗,展示出了一幅幅活泼泼的风俗画,是研究清代前期河西民俗的重要资料,是西部边塞诗在清代的新发展。郝浚等人注释的《乌鲁木齐杂诗注》对"民俗"一类诗的解释没能追根溯源,个别观点僵化,有必要做一些补正。

读《王荆公诗注补笺》献疑

李之亮教授的《王荆公诗注补笺》中存在以下若干问题:首先,在对王安石生平行实履历的叙述上,许多地方征引蔡谱时缺乏考辨。其次,文献材料的征引缺少必要的辨别考证,具体表现在对王安石诗文系年的错误、交游考证不足等问题上;再次,笺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没有足够的重视,继续沿袭了前注的错误。

试解《春柳堂诗稿》中的“三个疑点”——与刘广定先生再商榷

《春柳堂诗稿》两首以"芹溪居士"为题的诗注是真实可信的,曹雪芹以"芹溪居士"为号也是真实可信的,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作于乾隆朝毋庸置疑。故《春柳堂诗稿》足以用来讨论曹雪芹之生平。

李调元论杜诗绎说

李调元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他最服膺杜甫,论杜之语,颇多胜义。首先,以性情为主,认为李白、杜甫二人,诗风虽异而性情则同;其次,杜甫作诗,最重诗法,李调元论诗,亦重视诗法,他对于杜诗章法、句法、字法和笔法的论述,都深得精髓;再次,杜甫作诗,很重制题,李调元不仅推尊杜诗诗题艺术,还很注意句法和诗题的关系;最后,李调元对于杜诗注释也有所论列,既注重杜诗与史实相互比证,称道发掘杜诗的一些旨隐词微的注释,也强调比证太过,就有牵强附会之处。

《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寒云想象”

考察《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寒云想象”以及相关讹误与缺失,借此深入理解张伯驹对袁氏政权的认识把握及其如何形塑了张伯驹的人生方向。作为“文化现象”的张伯驹脱胎并超越于清末至民初的历史背景,也缔造并丰富了民初至当代的文化景观。对历史的还原与朗现亦将强化我们对传统的理解与重建。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全宋诗》补遗

《全宋诗》因所涉及文献浩繁,加之编选标准前后不一,一些诗题、诗序、诗注中出现的诗人及其诗在《全宋诗》及《索引》中未能单独列出,影响了《全宋诗》的权威性和完整性。兹将一些佚诗列出,以供学界研究参考和续编采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