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话》诗歌体制论的误读与辩正

“体制”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概念,但因习焉不察的割裂与混淆,其确切内涵与本来面目未能完整呈现,也妨碍了对严羽诗论体系及诗学思想的整体理解。藉由文本精析与逻辑归纳相结合,可知《沧浪诗话》中“体制”概念指向诗歌作品完整而具体的本体存在,这一基本内涵不因其《诗体》中辨体角度不同而互异。诗之“体制”不仅包含“词理意兴”等基本要素,且以“格力”“兴趣”“气象”“音节”等为之“用”,以更充分表现诗体的内在品质和艺术力量。其中“格力”以诗意为本,是诗中整体思想情感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兴趣”以诗情为本,是诗体所表达的自然感发、含蓄蕴藉的情致和意趣;“气象”以诗象为本,是诗体所呈现的自然雄浑的整体艺术形象;“音节”以诗语为本,是诗体中充分韵律化、表意化的艺术语言。着眼于贯通式诗歌体制观,可对《沧浪诗话》的概念关系和整体结构获得更切近实际、更切合语境的理解。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历史语境、情感聚焦、曲折笔法——高田淳《鲁迅诗话》评析

《鲁迅诗话》是日本学者高田淳对鲁迅旧体诗的鉴赏与评论。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和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鲁迅诗话》的翻译和归纳提炼,发现高田淳在继承中国诗话重视典故考证的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从文学的视角考察鲁迅的内心世界。其诗话写作体现出如下三大特征:回归历史语境、聚焦情感解读、剖析曲折笔法。对高田淳《鲁迅诗话》的翻译与解析,将为中国的诗话研究增添一个新的海外视角。

日本诗话文献的写本学解读

日本诗话的文本形态主要有写本、刻本和整理本,而其文献学研究尤须注意写本因素。写本、刻本自不必说,即便是整理本的解读,也不能无视写本文字的影响。事实上,整理本中往往存在因不熟悉写本书写特点及其传播规律而造成的讹误。在此意义上,对日文诗话施以写本文献学之考察,则不仅有益于更为全面、准确地呈现诗话原貌和理解著者本意,更可为其精细整理、准确释录和精当翻译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论杨慎的诗词融通观

杨慎是明代一流诗人和词人,其文学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诗词融通观念。具体而言,杨慎主张诗词“共源而分派”“同工而异曲”,认为词产生于唐代,而唐词和唐诗同源于六朝诗歌,准确来说,作为唐一代之文学的律诗是由六朝诗歌发展而来,而唐词则是六朝、初唐长短句乐府和配乐唐律的综合产物,是六朝诗和唐律这一诗脉的分脉(派)。词体的音乐多由六朝、唐代乐府发展而来,但发生了质变,为新谱之曲,是融合西域音乐(番曲)和南北音乐的产物,其“借腔别咏”(即依声填词)的创作方式有别于乐府诗(声诗)配乐的创作方式。诗词创作应借鉴汉魏特别是六朝文学的技法,而词也须借鉴诗的技法,才能“入妙”,这是杨慎“文字须有来历”“夺胎换骨”文学思想的技法体现,以达到“新若己出”的艺术境界和“风华情致”的审美风格。

津阪孝绰《夜航余话》解题及其比较文学视点

《夜航余话》是日本江户儒者津阪孝绰在完成《夜航诗话》之后“附写”的一部日文诗话。从“诗话”和“余话”的内涵出发,可发现津阪孝绰两部著作创作思路和文学视点之不同,与《夜航诗话》集中品评鉴述中国诗歌不同,《夜航余话》引用日本俳谐、和歌论述汉诗句法、风格及地名之功效,兼论唐、宋诗之优劣,具有较为明显的比较文学视点。从“诗”到“余”的题名变化,亦体现出津阪孝绰审视“他者”时所附着的“自我”投射,利用他的这种“自我”投射,或可对我们利用中国古代文学反向研究日本文学产生利好影响。

对外传播视角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文体流变研究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用“诗话”二字作为书名,与“诗”“话”相关著作的文本体制有关,其借鉴说部的文体特征,在标题、记事与语言风格上都展现出了独有的艺术文本魅力。同时,从文本传播视角下分析发现,其语言文本戏曲韵味明显、元代基础方言深厚、图文匹配的解说形式,给当时的变文发展带来了极大艺术突破。关于其文体流变特点和表现形式,历来学者从小说、故事、社会学等角度进行了多方探索,文章深入查找了相关文本资料,着重从对外传播视角分析该文本的文体流变现象,为揭示此类文学文本的历史性、时代性和艺术性提供多层次观点参考。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考论

现代中国佛教诗话特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专门性,记叙与评说的对象一般都集中在佛教内部,即使涉及世俗诗人,也大都是与佛门有关的事件与作品,其记叙和评论都较为鲜明地表达出一种佛教立场。二是质疑精神和追求真知,在品鉴诗歌方面特别重视“未经人道”,重视对新时代中新的社会风习和新的文化思潮的呼应,重视辩论与质疑的研究方法。三是在诗学理论上提出了“诗僧之诗”与“僧人之诗”的概念分辨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不仅提出“僧人之诗”和“诗僧之诗”的区别,而且把苏曼殊的诗歌作为诗僧之诗的典范,从佛教文学生存论的角度,充分意识到了在一个以转型为标志的现代社会里,不适应现代社会个性主义张扬的潮流与趋势,佛教诗歌不会有真正出路。

古典新释、东西并观:论幸田露伴《诗话》中的诗学思想

幸田露伴的《诗话》为其中国随笔三部曲之一,全书以中国古代诗人、诗文为核心主题。本文经过深入的文本剖析与实证考察发现,《诗话》不仅展现了幸田露伴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深入挖掘与再现,更反映出他对当时日本诗歌创作及鉴赏能力式微的惋惜之情。同时,书中还流露出他期望借助辉煌的中国文化,推动日本传统文化复兴的愿景。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对于解析幸田文学中的中国文化表征具有关键性作用,也有助于探讨诗话这一传统文学范式在日本的演变历程,还原汉文脉在日本近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轨迹,从而更全面地了解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

中根淑《诗窗闲话》刍论

《诗窗闲话》是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时代文人中根淑创作的日文诗话,具有诗学价值与跨文化研究价值。本文在完成《诗窗闲话》译注稿的基础上,分析其文本,可见中根淑论诗主要从考释字句典故、阐明修辞句法、品评诗歌优劣、介绍汉语音韵等方面展开,反映出中根淑取法唐宋、推宗杜甫、圆融通达、学诗重训诂的诗学观。本文从“跨文化”视角探究诗话中涉及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字、诗学、民俗文化诸现象,可知中根淑对中国诗歌、诗学存在文化认同与文化过滤,这展现了日本诗话区别于中国诗话的文化主体性特征。由此亦可管窥江户末期日本诗坛折中主义倾向下,日本文人对中国诗歌的接受状况。

古代朝鲜诗话论宋代类书

宋代类书与其他中国典籍一样,在不同时期被不断地传入古代朝鲜,并且被本土翻印。它们不仅记录了部分古代朝鲜传说,为古代朝鲜文人科举准备与日常诗歌创作提供了便利,为诗歌用事锻炼与溯源提供依据,更为进一步考证、考据提供了线索。其中的讹误也被一些学力深厚的古代朝鲜文人作为直接的质疑和考证对象,加以批评与警示。这对如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杨慎对王维诗歌的选录与评析--以《升庵诗话》《丹铅总录》等为中心

作为明代中期的著名诗词评点家,杨慎对王维的研究可谓用功颇深。《绝句衍义》等唐绝系列选本所承载的选诗、序文等内容凸显出杨慎的独特的诗学观念,即重视绝句的音乐属性和体制要求,追求风雅格调,而这种观念与杨慎对王维绝句高手地位的话语建构实相呼应。《升庵诗话》《丹铅总录》两部著作共同呈现了作者对王维诗歌的多角度观照:在诗歌风格论中,重视王维浑融含蓄的审美倾向;在艺术手法论中,推崇王维精妙的字法与句法;在诗歌流变论中,辨析王诗的渊源与影响,还由此引发对宋诗价值的重新审察。通过“以经史考据之法治诗”,杨慎力图在重视原典、文字校勘、词句笺释三个层面把握王维等人的诗歌本貌。

李白诗歌德译研究考论——以富士川英郎的《西东诗话》为中心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盛唐时期的诗人李白穿越相隔千余年的时间跨度,悄然风靡德国诗坛,为德国诗人和读者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这一跨越时空的艺术之旅,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理解与合作,展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及东方文化的魅力。本文结合日本学者富士川英郎《西东诗话》一书中关于李白诗歌在德国的译介等内容的研究,力求考察论证20世纪上半叶李白诗歌在德国接受的特点、当时德国文坛形成的李白像的全貌,以及李白诗歌对德国文学艺术产生的影响。

“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的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辨析杜诗系年时,赵翼在文献上未能充分把握“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渊源,其推理逻辑亦有破绽,存在未通会杜诗便作结论的嫌疑;在对杜诗的具体分析中又受到“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古人论杜的诸多方式与结论对今人影响甚巨。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明了古人的疏失,不仅可以更深刻领会古代杜诗学的面貌,也能纠正杜甫研究中常见的“是古”现象,使今人更加警醒,推动杜诗学深入发展。

用现代诗话搭建通往古诗词的桥梁

诗话作为一种评论诗歌、诗派、诗人创作风格和记载诗人逸闻轶事的文体,对读者知人论世、解读诗歌背后幽微绵邈的思想情感具有积极的辅助作用。中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存在语意理解困难、诗情感悟疏浅、思考深度不足的问题。用在现代汉语语境下创作的诗话,解读以地区文旅资源为依托的古诗词,有助于中学生联系自身生活经历,唤起情感共鸣,引发深度思考。多篇现代诗话汇集成册,将成为古诗词教学的有效补充,为学生的研学旅行提供学习资料,助力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欧公不喜杜诗”再辨

“欧公不喜杜诗”是宋代刘攽《中山诗话》和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的经典看法。但对欧阳修《六一诗话》及相关诗文作品的分析表明,欧阳修对杜诗相当推崇。“欧公不喜杜诗”最初是受刘攽个人性格以及宋初诗话嘲谑之风影响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对欧阳修的误解。

“法”与“悟”的会通——谢榛诗学创作论探析

谢榛在《四溟诗话》中继承了前人的“法”“悟”观念并加以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二者的内涵,形成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谢榛提倡师法盛唐,对诗歌创作的结构、声律、用事等规定了具体的门径,同时强调了“悟”的重要作用,认为“法”与“悟”不可偏废。“法”是实现“悟”的途径,“悟”是成就“法”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层面展现了谢榛的诗学宗趣。

思无邪:《酌雅诗话》的诗学思想及其得失

陈伟勳《酌雅诗话》以“思无邪”为言诗极则,所得与所失亦因其对“思无邪”之说的推崇而形成。《酌雅诗话》谨奉孔子“思无邪”一语以为论诗圭臬,极力主张诗歌思想的纯粹端正,虽然于具体讨论中常有拘陋之弊,但崇儒守正的基本思想保证了其有所得。与此同时,正因为《酌雅诗话》过度注重诗人的儒家主体人格修养、过度重视文学作品的儒家思想、过度阐释一些诗学概念,因此确确实实又让《酌雅诗话》形成了“固执”的弊病,甚至由此导致许多评论和判断的失误。《酌雅诗话》的诗学思想及其得失是清代中后期主流诗歌思想的缩影。

顾嗣立《寒厅诗话》述略

目的:介绍顾嗣立及其诗学成就,强调其对《寒厅诗话》的贡献,并分析其在康熙诗坛的学术地位。顾嗣立这样一位涉猎颇广的学者,不仅在诗学领域有精深的造诣,还以广泛的社交生活而闻名。康熙年间,《寒厅诗话》的创作体现了其对诗学的深入研究。文章旨在通过分析顾嗣立的这部专著,揭示其诗学评论的深度与广度。方法:概述《寒厅诗话》的结构、内容和顾嗣立创作中所采用的方法论。该诗话沿袭“集以资闲谈”的传统诗话体裁,记录了顾嗣立与师友间的诗歌交流和对诗学的理解,体现了他广博的知识面和精致的生活态度。结果:分析了顾嗣立如何在作品中展现自己的诗学见解及其在当时诗坛的独特地位,了解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精神追求。在诗坛主导的“唐宋之争”大环境中,顾嗣立通过《寒厅诗话》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不阿附一家,而是汇聚各方观点,兼取各家学论,以免于乡曲老儒式的褊狭,得以融诸家之长,博各派之音。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洞察了诗学的多样性。结论:总结了顾嗣立通过作品对诗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和他的作品对后世的意义。顾嗣立的《寒厅诗话》不仅是其广泛学识的集大成,更反映出他的开放心态和独到见解,使他超越当时文坛的局限,成就了跨越不同流派的诗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