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谦《诗集传名物钞》的“兴”论特点

本文主要研究许谦在《诗集传名物钞》中,如何界定与诠释《诗经》“兴”体,进而探讨其继承与发展朱子学的特点。许谦延续朱熹的观点,将《诗经》之“兴”分为“取义”与“不取义”二类,然而他更重视前者甚于后者。在“取义之兴”上,他关注《诗经》名物的特性,与诗句兴发之义的关联,并且根据诗中名物的解释,重新检视朱熹对《诗经》“兴”体诗的判定是否恰当;在“不取义之兴”上,除了虚词相应之外,许谦提出“无义兴”的概念。至于在兴体诗中,许谦会特别留意《诗经》名物的诠释前后是否一致,并修正朱熹的看法。此外,针对兴体诗所呈现之含意,许谦除了关注“诗人之意”外,也强调“学者之义”,其内涵主要是根据《周易》的阴阳消长,以及《大学》和《中庸》的成德工夫,进一步完成《诗经》理学化的解释。同时,他尊重王柏和金履祥的说法,展现出金华地区学术一脉相承的立场。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诗集传》叶音辨

《诗集传》叶音，后人多有误解。本文以叶音证叶音，并较之陈第古音、考之《楚辞辨证》，认为《诗集传》叶音即朱熹心目中的古音。全面客观地研究《诗集传》叶音．对了解南宋的古音学、对重新认识古韵学史，都将大有裨益．

《诗集传名物钞》对《诗经集传》的增益补缺之功

许谦是元代早期宗朱一派《诗》家中的代表人物,其《诗集传名物钞》是众多元代《诗》家著述中取得《诗经》学成就较高的一部。《诗集传名物钞》为朱熹《诗经集传》中的音训及名物训诂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增益补缺,其对朱熹注《诗》时所出现的讹误也予以了指摘订正。许谦解《诗》新见颇多,值得后人参考。《诗集传名物钞》是元代宗朱一派《诗》家著述中的佼佼者,具有很高的《诗经》学价值。

论朱熹《诗集传》叶音对吴《毛诗补音》的改订

朱熹《诗集传》叶音是在参考吴《毛诗补音》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考察朱熹对吴补音的修改,可以看出三条修订意图:一是运用方言与文献语料考定古音,做到理据更充分、更合理;二是在叶音中注意韵段押韵的开合洪细和谐;三是在不违背古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靠近诗韵。此外,改订语料里面还可能透露了新的语音信息。

论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基本特征--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

以"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基本特征是:《诗》学批评方法由"观世"向"观道"之变,内容阐释由"无邪"向"有邪"之变,致用方向由"比兴"向"兴于诗"之变,解读方法由"艰险"向"平易"之变。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考

文章对朱熹《诗集传》所注二反、二音进行穷尽式研究,发现其来源皆有根据,且体例严整,并非随意为之,朱熹既继承了陆德明的反切和"协韵"组合模式,又给以己意所定之反切注上"叶"的标志。文章同时归纳出了朱熹二反、二音的两种类型:一为并列古、今(或今、古)音;二为四声互用。从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的对比来看,二反、二音并非漏注了叶字,而是朱熹有意为之,二反、二音与叶二反、二音统一于朱熹的注音原则。

苏辙《诗集传》以史为据的阐释特征

受到北宋疑辨之风的影响,苏辙《诗集传》不仅对《诗序》首句、续申句作了大量的批驳,甚至对《毛传》、《正义》等旧注也提出了异议。但在疑经惑古的同时,苏辙也十分反对臆断之弊,其在批驳《诗经》传注及阐释经义等方面皆采用了以史为据的更为客观严谨的治学方法。这一治经之法对于纠正宋代义理之学带来的空疏之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朱熹《诗集传》与毛诗解诗歧异新析

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解诗歧异,在根本上源于对诗歌因何创作和诗歌如何发挥政治功用这两大基本问题的判断,由此形成"劝惩"和"感化"两种不同的诗学观念。毛诗将《诗经》各篇的创作与全书政教作用的形成视作共时性的活动,而《诗集传》则将它们看成历时性的过程。另外,它们在历史观念上也存在相当的区别,《诗集传》的特色在于透过诗篇来反思历史,毛诗则力图用道德观念建构出的历史去和诗篇一一对应。

朱熹《诗集传》征引宋人《诗》说考论

在朱熹以前,宋人《诗经》学著述,无虑数十百家,然见存者少而散佚者多,其尚为人道及者尤稀。朱熹《诗集传》固为宋人《诗经》学之翘楚,今人屡喜称道其书。朱氏于《诗》学勇于反古,创获颇多,而《集传》引本朝人《诗》说则有二十余家,可知朱子非不重视学术传统者。然此书所引宋人之《诗》说究出何种著述,其传播、存佚,以及对朱氏之引述目的如何认识与评价诸问题,皆探讨《诗经》学史与读《诗集传》者所不可忽视。

试论朱熹《诗集传》对诗旨的说解

朱熹用了50余年的时间注释《诗经》,主要是因为他解释《诗经》诗旨时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朱熹既想从文学角度解《诗》,又不能摆脱《小序》的政教说和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由于朱熹从多维角度看待《诗经》,《诗集传》的诗旨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集大成:朱熹《诗集传》的训释特色

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的注释既不同于前代汉学家,也不同于宋代宋学家。与前代相比,《诗集传》具有鲜明的变革创新精神;体现出明白晓畅、浅近易懂的语言风格以及网罗古今、博采众长、自创新解的训释特色。遍观《诗集传》,所引之书,经史子集均有;所采之说,汉宋两家皆存,不愧为集大成之作。无论是解诗旨、释字词,还是串讲文义,都能既尊重故训,又能不薄时人,做到博览慎取,择善而从,并多有创见。

读朱熹《诗集传》

《诗集传》集宋代《诗》学之大成 ,又多有创新。《诗集传》大胆废除《诗序》 ,对“六义”作了新的解释 ;其名物训诂条例完备 ,对旧注能择善而从 ,同时也能自作新解 ;注释中也涉及到一些语法问题 ;注音以反切和直音为主 ,但其叶音方法不可取。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诗集传》作为至今广为流传的《诗经》注本,集中反映了朱熹的文艺观。朱熹在《诗集传》中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从而肯定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朱熹重视诗歌在抒发作者情思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言志"中的"志"是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诗集传》载有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

《诗集传》对《诗经》篇章结构的探讨

朱熹的《诗集传》对郑笺《毛诗.小雅》的有关篇什划分作了调整,对《毛诗》14篇诗的章句划分作了改变,体现了宋人的疑古精神,所作调整也较为合理。

成海应校勘朝鲜北汉本《诗集传》论析

朱熹《诗集传》在古代朝鲜半岛广为流传,影响甚大,翻刻之作众多,翻刻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文字讹误。其中,朝鲜时代刊刻的北汉本《诗集传》影响最大,流播最广,文字讹误也较多。成海应广集众本,精审校勘,整理出校勘记122条,其中81条是对北汉本讹误的校勘,41条是对北汉本所依据之底本讹误的校勘。成海应纠正了北汉本《诗集传》的诸多讹误,为朝鲜学者提供了较为完善的《诗集传》版本。成海应自觉运用文献校勘的研究方法,显示出朝鲜半岛《诗经》学研究路径的转变,以朱熹《诗集传》为中心的性理学研究转向清代朴学研究,这一转变在朝鲜半岛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朱熹《诗集传》叙录中的态度笔法平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叙录朱熹的《诗集传》时,态度暧昧,笔调多有回护。这正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崇尚汉学、遵从《诗序》、反对聚众讲学的学术批评态度的表现,但由于康熙朝崇朱的余波辐射,和朱熹治学重视训诂考索的特点,又契合了四库馆臣崇实黜虚的思想心态,所以《总目》在《诗集传》叙录中采取了一种出脱回护的笔法。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理学思想

通过分析《诗集传》的注释，以探讨朱嘉理学思想，如道心人心、理一分殊、心统性情、主敬涵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