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王维诗的禅意绘画之美

王维不仅是诗人,更是精通佛理的虔诚修士。王维的山水诗是诗中精品、艺术典范。王维诗、画兼修,画作情景交融,诗中饱含画的意蕴,画中寄寓诗的幽情,画的一切技法都可以进行诗的审美。王维的诗画清新淡远,充满禅意,造诣很高。

杜甫主体诗风“沉郁顿挫”说商兑

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称杜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然而通过考察历代论者对杜诗风格的评价可以发现,以元稹、宋祁、苏轼、王安石、元好问等为代表的诗论家均以“集大成”“千汇万状”评价杜诗,这种评价在整个杜诗学史上一直是主流和大宗,这才是公认的杜诗风格;与之相应,以“沉郁顿挫”称杜甫诗风者不仅出现较晚,且一直是少数,并不占主流地位。将杜甫的诗风最终确定为“沉郁顿挫”,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而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又将萧涤非的“最具有特征性风格”说,发展为“主要风格”说,并为当代学界广泛接受,然而这种说法却并不符合杜诗接受的历史事实,需要加以修订。

论苏舜钦进奏院事件前后心态及诗风变化

对苏舜钦诗风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为北宋庆历四年秋冬之际的“进奏院事件”。进奏院事件为朝堂党争的真实写照,不仅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剑拔弩张的交锋,也是对赵宋王朝帝王专制权威挑战的结果。此前苏舜钦诗歌体现出忧民之心和慷慨廓大的境界,而在进奏院事件后,则展现出谨慎畏惧的心态和言简意赅的诗风。研究苏舜钦进奏院事件前后心态与诗风变化,可以深化心态对诗风影响的研究。

论李邺嗣和陶诗的艺术风格——兼及易代之际浙东诗人和陶诗诗风的嬗变

易代之际的和陶诗已经成为遗民士实现自我体认、表达自己心声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元明之际还是明清之际,和陶诗都大量涌现,且保存下来的和陶诗的作者以浙东诗人为多,表现出易代之际浙东诗人独特的精神建构。与元明之际童冀等和陶诗的清刚、幽贞不同,李邺嗣的和陶诗展现出了更为平和、古朴的风格和特点,体现出了李邺嗣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诗歌观念。

大历年间岑参诗歌创作的转变与价值

岑参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人,大历入蜀后诗风从壮丽豪迈转向切实平淡,情绪从激昂高亢转向忧郁低迷,在描写对象的选取和对现实的关注上也有了新的拓展。岑参大历年间诗风的鲜明转变,与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及自身仕隐矛盾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岑参晚年的行迹、思想,更可见其创作成熟后的审美转变,并对后来大历诗人群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北宋文人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内在需求

宋诗与唐诗之不同,最明显体现于宋诗之“意”,其“意”是诗人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在艺术世界的转换和生成,是人格之美。北宋文人在对晚唐五代诗歌传统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陶诗传统,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展现了这一“意”,并满足了北宋文人的内在需求:归属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同时,陶渊明平淡诗风哲理化为诗情,满足了北宋文人以理遣情,实现自得闲适、超脱旷达的个体需求。

饶宗颐诗学观管窥

饶宗颐学贯古今,博学通才,作为诗人建树亦丰,且对于中国诗歌创作颇具心得。他认为作诗之要在于诗风与诗旨,诗风或清新俊逸,或厚重古朴,而诗旨一以道德立场为本,即应有所“持”。在创作方法上,饶宗颐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大,注重形式与内容并进,含茹古今,反复研磨字句,逐步由有法臻至无法。在饶宗颐看来,中国诗的精神境界不仅是自我身心的安顿,也是诗者家国责任的情感表达,更是对宇宙精神的关切。

从“欲与稷契遐相希”到“始信人间是梦间”——由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看其诗风演变

王安石一生与金陵有不解之缘,对金陵的咏叹是考察王安石思想与诗风演变的一个重要窗口。金陵承载着王安石初入仕途时的积极进取之心、变法受阻时逐渐减淡的仕宦之意以及晚年归隐的复杂思想,体现了复杂政治生态环境下王安石的心态变迁和诗风演变。前期,王安石较多表现出儒家积极入仕,咏写金陵的诗歌呈现出雄直劲峭、硬朗刚健的诗风。中期,是王安石思想由儒入禅的过渡时期,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思虑深远、渐趋沉郁。后期,王安石退居金陵,耽佛习禅,咏写金陵的诗歌风格变得澹泊宁静、含蓄深婉。透过王安石对金陵的咏叹,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诗风的演变轨迹和深层动因。

曾燠两度在扬的诗风变化

曾燠一生游宦,分别于壮年和晚年两次在扬为官,此间两淮盐业由盛转衰,曾燠本人也已老病缠身。具体到诗风表现所涵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曾燠诗歌思想内容的变化表现在时间感知、政治理想和东山之志三个方面,依次为从哀而不伤到叹老惜时、从尚思报国到自愧素餐、从精神寄托到现实考虑。艺术特色整体清俊质朴多有古意,前期豪壮遒劲、骨壮声沉,后期苍凉悲切、浑融蕴藉。

郑元祐题画诗典型意义与元末南北诗学之分

郑元祐题画诗受图画题材、诗歌意象与交游活动的影响,呈现出清峻苍古的风格特征。以情带画,重视对画作整体气韵、意境的传达,同时将情感心绪和历史见解融入其中,画情融合,以人论画,体现出“浸入式”的图画品题方法。郑元祐题画诗风格和创作路径在元末江南文坛很有典型性,迥异于元初中期王恽、虞杨范揭等雅正雍容的诗风,反而与赵孟頫、袁桷等南方文人尚清、师古、言性情之自然的诗学宗尚异代相合。二者代表了元代题画诗创作的两种典型形态。

黄景仁湖南之行及其奇肆诗风的形成

洪亮吉将黄景仁的湖南之行视为促使其奇肆诗风形成的重要契机。纵观黄景仁的湖南之行,原因有迫于生计、前辈举荐和缅怀恩师三个方面。黄景仁在湖南进行了一系列的诗歌创作活动,展现出奇特恣肆、飘逸豪放的“奇肆”诗风。这一诗风的形成,既与他自身豪宕不羁、清神逸气的个性气质有关,也离不开他对李白的心追手摩。而湖南蛮烟瘴雨的地理环境、较为宽裕的人文环境以及屈贾庄骚的文化记忆也共同促成了黄景仁奇肆诗风的形成。

南朝陈代诗人江总流寓诗探析

江总是南朝梁陈时期的重要诗人,其诗一般多归为宫体艳情一类,但江总诗歌的风格并不仅是如此。其流寓诗一改宫体诗华美艳丽的风格,悲怆凄凉,多抒发思乡感慨。而且,江总的流寓诗在不同时期的情感表现也有所不同。流寓岭南时期的诗多关注自身命运,慨叹时运不济;而入隋时期的流寓诗有着更为深重的亡国之痛,情感更为悲怆凄婉。江总对于梁亡与陈亡的不同态度,是造成此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江总的流寓诗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对之应有客观公允的认识。

曾燠及“题襟馆”诗人与嘉道之际的地域诗风

曾燠是清中期江西籍重要的官员型诗人、文学编选家,他在担任两淮盐运使期间于扬州开设“题襟馆”,提倡风雅,对清代中后期东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燠及“题襟馆”诗人的诗歌以六朝三唐为主,并适度取法江西诗派,呈现出熔铸唐宋的面貌。这种取法六朝三唐及江西诗学传统的宗尚是曾燠试图融合江左、江右地域诗风的有益尝试。曾燠及“题襟馆”诗人取法六朝诗风,受扬州等地诗学传统的影响较大,有助于改变嘉道诗坛片面宗宋流于粗豪、俗滑的不足。对于诗坛更好地接受唐宋诗传统,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也有助益。

论唐诗中“羽人”形象的诗风及文化内涵

时隔千载,“羽人”形象千变万化,其起源与发展脉络清晰。发展至唐代,“羽人”原始形象渐趋褪去,逐步与道教“仙人”形象趋近或重叠。在35位诗人中,他们的诗歌风格独具特色,主要呈现出三种不同诗风,体现在雄奇壮丽、闲适恬淡、幻化浪漫三方面。在《全唐诗》中,有48首诗作借“羽人”形象或言志或传情,他们或传递崇道的向往之情;或寄寓壮志难酬的苦闷;或表达坚定爱国爱民的信念;或抒发对现实的沉重哀切;或代表一种超然的心境;或追求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唐代诗人情感内涵丰富,概言之,他们咏‘羽人’形象的诗作蕴含着两种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映他们受道家思想文化影响较深,在诗歌创作中追求道家崇尚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境界,典型地体现时代性、思想性与文化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对生命的珍爱,以及对生命永恒的渴求。

论乾嘉之际的复古诗人群体——以京江、吴中为中心

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以京江、吴中为中心,形成两个规模较大的复古诗人群体。两个群体都服膺沈德潜复古诗学,反对袁枚性灵说的流弊。两个群体中的诗人交往密切,同声相应,通过诗酒文会等方式扩大声势,成为乾嘉复古诗坛的重要力量。他们又与沈德潜晚年弟子、格调派后期代表诗人王昶、王鸣盛等互相推重,有力促进了乾嘉复古诗风的兴盛。乾嘉复古诗风的兴盛彰显出沈德潜诗学影响力,也反映了乾嘉诗坛的复杂和多样。

易代文士生活的文学写照——论明末清初潮州文人陈衍虞的诗歌创作

陈衍虞是明末清初潮洲地区一个重要的文士代表。其一生颠沛流离,既结交反清复明的志士,后又出仕新朝,其行藏出处在易代之际具有典型性。由于身处乱离,常年携家避难,诗歌写作记录了他飘零困厄的一生,形成了幽愤深杳,缠绵飘渺的风格。

庙堂与山林:王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接受

王士禛是清初康熙文坛大家,治学博综该洽,重视陶诗。从其诗话、笔记、年谱等著作可以看出,王士禛对陶渊明及其诗歌均有颇多论述,他推崇陶渊明的五言古诗,尤以田园题材为最,赞赏其古澹闲远和沉着痛快的诗风。但由于诗论主张和人生际遇的不同,王士禛对陶诗及其人生路径呈现了选择性接受和替代性接受的倾向。他以旁观视角效仿陶渊明的田园书写,展现了其心向山林与身处庙堂的矛盾感。这种接受方式并非孤立现象,隐含了文人们选择与动机的多样性,也愈见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自然纯粹以及无可替代的经典地位。

范成大田园诗发覆——与陶渊明对比兼及清淡诗风的体认

范成大以田园诗闻名且深受陶渊明影响,然被清淡诗派拒之门外。通过这一矛盾的文学现象可以进一步体认清淡诗风的包容性与封闭性。以范成大田园诗为主要研究对象,范成大、陶渊明比较为研究路径,突出清淡与风雅的结合。范成大在书写重点上,注重地域性特征;在书写姿态上,形如旁观者记录风俗;在书写心态上,动态调整仕隐矛盾。以上三者,加之田园诗与描绘农村现实的诗曾被视为二途,范成大并未被视作清淡诗派成员,而被拒绝的原因恰好成为其创新之处。

《荆圃倡和集》中的宁夏书写

乾隆末期杨芳灿为官西北,在宁夏灵武主持荆圃唱和活动,成《荆圃倡和集》16卷。其内容丰富,既有对宁夏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书写,也有对清代以来宁夏地域身份转变的忠实记录,极具史料价值。《荆圃倡和集》中的宁夏书写具有纪实性,它记录了清代中期宁夏地区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也记录了遣戍西北之文人的幽微心态。对《荆圃倡和集》中宁夏书写的文学性进行考察,可发现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中期南北诗歌相互影响的现实以及浙西、常州词派此消彼长的文学新变。

“前卫”的意义与“自我”的限度——论台湾地区“超现实”诗风的身体书写

文学的身体与主体性紧密联系。在1950年代后的中国台湾地区,以“身体”来含蓄批判当局是台湾地区现代主义文学的共性。台湾地区的“超现实”诗风受域外的“超现实主义”文艺影响,更展开“前卫”的身体书写:呈现被规训与摧残的军事化身体、伊甸园般的本真身体和嬉皮士般的“颓废”身体。其身体背后忧郁的情感结构,指向解放个体的维度。然而,在冷战文化的影响下,过于沉浸于对自我潜意识与梦幻的书写,造成主体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也让“超现实”缺失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总体性视野,存在未能超克现代“自我”的限度。这正是台湾地区“超现实”诗风继承中国内地现代主义诗风时缺失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