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九歌》的诗体特征与屈原的独特贡献

楚辞《九歌》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诗体发展的一大飞跃。它以其独特的句式组合与章法结构,形成一种有别于《诗经》四言诗完全不同的诗体,展现了独特的节奏韵律之美。楚辞《九歌》是楚国王室的祭祀乐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了《九歌》的创作,并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将其提升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艺术典范。

竹枝词的“诗体汇流”现象与“广竹枝”概念的生成——兼谈“历代竹枝词全编”之构想

竹枝词是中国诗歌长河中一个非常复杂的体式概念,它既向外散射分流,又向内吸纳汇流,形成了密如织网的水系结构。这是自宋代至晚清的诗人们有意将各种诗体向竹枝词附丽追认而形成的结果。其中,竹枝词记讽功能大幅上升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竹枝词作为风土诗歌的属性。鉴于这一判断,我们有必要重新厘定竹枝词的边界,并以“遵实归名”为原则,提出一个“广竹枝”概念,辨体从严,收录从宽,站到今人的文体立场上去动态地认识符合文学史事实的“竹枝词”内涵与外延。由此而言,编纂一部全、新、精、善兼备的“历代竹枝词全编”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基础与契机。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述论

韩成武先生是国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在杜甫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系列学术著作《杜甫诗全译》《少陵体诗选》《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诗艺谭》《杜甫新论》《杜诗诗体学研究》,构建起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其洞幽烛微的杜诗艺术研究、雅俗共赏的杜甫传记、深入细致的杜诗诗体研究,对认识和理解杜甫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成就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韩先生的杜甫研究往往将扎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致的艺术分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事空谈、严谨精审、浑厚细腻的研究特色,为当代杜诗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进行深入总结。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18世纪俄语诗体的演变

彼得大帝的改革推动了18世纪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快速发展,文学家们开始探索俄语诗歌发展和语言规范的道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法,分析18世纪30至60年代,特列季亚科夫、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之间的文学论争在俄罗斯语言和文学发展中的作用。3人的论争围绕诗歌形式改革、诗歌语言改革、诗体等级的划分和选用等展开,为18世纪俄语诗体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分析俄语诗体的演变提供参考。

论六朝至初唐诗体赋的文律特征及文体意义

五七言诗体赋是六朝初唐文坛常见的文学现象,以诗体赋为代表的骈赋与其他骈文、辞赋相比呈现出新的文律特征。以六朝初唐五七言诗体赋为研究对象,分析诗体赋的基本特征,对其中五七言诗的句式和声律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并与近体诗律要求相对照,对比诗句和骈文对句的句法差异,考察文人从诗赋两种文体对近体诗声律的探索,从中寻绎出六朝初唐诗赋、骈文融合的文体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及中唐时期随着儒学变迁与古文运动的兴起,明道文章观成为主流,诗体赋呈现律赋与古赋的分化与转型,诗体赋逐渐走向衰落。

杨万里诗文中的美食

杨万里,字廷秀,以“正心诚意”之学,号诚斋。南宋著名诗人,构思新巧,语言通俗明畅,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称杨诚斋体。被誉为一代诗宗,诗歌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也多有美食的记录。

现代汉语人称代词与中国现代诗歌

现代汉语人称代词大量进入现代诗歌,是现代自由体诗歌区别于古代格律诗歌的一个突出标志。人称代词从古代格律诗歌到现代自由体诗歌由隐到显的模式转变,与特定历史语境相关,大量现代人称代词的入诗是近代以来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产物。诗人对不同人称代词的取舍,反映出人称意识、体物视角、言说方式、诗意建构的差异性。现代汉语人称代词的大量入诗与多样化表现,打破了古代格律诗歌长期以来隐藏主体或主体缺位的含混状态,使现代诗歌的内涵趋于多义且具有了多重发声的可能性,对现代诗歌的句法、诗体结构及音节节奏等一系列形式变革带来了重要影响。

诗体赋的界定与文体特征

诗体赋不仅仅指从《诗经》演变而来的四言赋,还包括随着五、七言诗的兴起而产生的五、七言赋,以及保存在敦煌文献中以五、七言为主要形式的文人赋和俗赋。四言诗体赋被用于两汉魏晋,篇幅短小,风格典雅;五、七言诗体赋流行于梁陈初唐,语言流丽,风格纵恣,近于歌行;敦煌诗体赋产生于唐代,通俗平易,其中几篇俗赋更具有故事化和寓言化的特点。

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86年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无法高估。为免新诗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之虞,须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这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

余光中的诗体美学

诗体建设是新诗发展中的重要话题 ,也是考察新诗艺术成就的重要角度。新诗的诗体探索在诗行、韵律等方面取得了成就 ,但也存在着散漫的不足。从诗体建设角度考察余光中的诗歌创作 ,可以发现他的诗体美学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出特色 :对“综合语言”的寻觅 ;义与音的交融 ;

论七言诗的起源及其在汉代的发展

七言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汉代广泛存在于字书、镜铭、民间谣谚、道教经典、医书、刻石、墓碑以及其他文章当中,是一种以应用为主的韵文体式,它与四言诗、骚体诗、五言诗、杂言诗等并存,并以其反映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显示出独特的社会认识价值,有着独特的发展之路。从汉语韵律学的角度来看,七言诗属于中国诗歌体式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也是最难把握的一种,在汉代还远没有成熟,也没有进入汉代诗歌的主流之内,但是却为后世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浅议许渊冲古诗英译"三美"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得失

许渊冲教授是汉语古体诗(即格律诗)英译的大家,他提出了诗体译诗的"三美"论标准,主张译诗在意、音、形三个层面上尽量转递和保存原诗的神韵。古诗英译"三美"论标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月派新诗革命"三美"论主张之间有承递的关系,"三美"论标准在许渊冲翻译实践中也有得失。

论中国现代诗学的三大重建

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三大重建的美学使命 :在中国跨入现代以后的诗歌观念重建 ,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 ,现代传媒条件下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三大重建不可能在封闭状况下完成。实现与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对话 ,是三大重建的必备条件。

古代诗歌启蒙选本与小学语文古诗词的比较

现代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在诗篇选择上明显受到《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中国古代诗歌启蒙选本的影响,诗体相对于古代诗歌启蒙选本有遵循时代要求的革新,诗教内涵方面对古代教育观念有所扬弃,但在古诗词审美教学的深化拓展方面仍需要向古代诗歌启蒙选本继承、借鉴。

论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的技巧性

历代女诗人都比男诗人更重视“怎么写”而非“写什么”的特点与女性的生态体戚相关。既是中国妇女“女红传统”的诗艺体现,也是女性“独守闺房”的封闭的生存方式的结果。女诗人的技艺性、技巧性创作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职能,特别是使诗的游戏娱乐职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女诗人写作通常只有抒情和语言游戏两个目的,不像男诗人那样是为了“以诗取仕”,她们的诗歌写作几乎都是自娱性、自我宣泄性写作,写作的自发性远远大于自觉性。这种非功利写作生态有助于她们追求诗的形式技巧。

新诗诗体的双极发展

对于新诗的现状与出路,陈国恩认为,写好新诗的关键在于诗人的人品以及他的内心生活方式、想象力、创造力和对新诗的形式感。张中宇认为,旧体"生锈",诗体应变,变能启盛,新诗是历史的必然。罗振亚主张,在挑战面前要从容应对,积极反思。彭金山指出,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是现代汉语诗歌。王珂认为,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的新诗为主。吕进总结新诗诗体重建的经验认为,新诗诗体应双极发展,诗坛的合理生态应该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体新诗的两立式结构,双峰对峙,双美对照。

三谈“意美、音美、形美”

此文是对本刊1986年第二期发表的《许渊冲教授“音美”理论与实践质疑》一文的答辩。文章一方面从理论上对《质疑》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阐述了译诗的“三美”理论:“意美”、“音美”、“形美”;另一方面就《质疑》中提到的译例进行了磋商。最后指出“意似”是译诗的低标准,“意美”是高标准,“三美”是最高标准。“意似”只能使读者“知之”,“意美”却能使读者“好之”,“三美”才能使读者“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