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典诠释与“和合诠释学”的义理建构

中国的经典诠释之路漫长而丰富。现当代中国学者尝试在西方诠释学研究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自主的、脱胎于传统的、融合现代诠释方法的诠释新路,然而都难以形成含摄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主体的哲学诠释架构。“和合诠释学”是在“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创造性诠释学说,它以“和合生生道体”为本体依据,以“三法”为思辨方法,以“三层次”“三结构”为层次结构,以“三界”“八维”为系统诠释框架,以“五大原理”为价值原则,形成了既有形上支撑亦有现实关怀的人文诠释体系。“和合诠释学”的提出及其义理系统的建构承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国哲学研究、经典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诠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益探索。

物质的诠释学分析

自然物质属于诠释学意义上的广义“文本”,即物质文本。与一般文本不同,物质文本没有语言、文字等符号,物质的属性是物质文本的内容。物质本身是由元素按一定关系所形成的开放系统。在科学理解自然物质的一般过程中,科学家需要根据已有的理论、信息进行测算去理解物质的属性,理解的属性是否正确最终由后续的应用、实验进行验证。物质诠释需要三个要素:一是科学家的能力,二是可理解的科学理论,三是可利用的技术(实验仪器)。因此,物质诠释是主体创造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在自然诠释学中“诠释”(Interpretation)的基本含义可从词义上的“说明”(Erklärung)与“解释”(Auslegung)升级为哲学上的“说明”(Erklärung)与“阐释”(Auslegung)。物质诠释是阐释与说明相互交替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对物质是什么的诠释,也是对物质文本意义的揭示,因此,物质诠释与意义筹划是相统一的。

诠释学视域下GPT语言模型的本质及特征

GPT语言模型的设计思路具有自然语言理解的诠释学思维特征,但本质上该模型并不具备诠释学语言理解的属人性基础;GPT语言模型将智能视为一种本体论层面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整体性系统“涌现”结果,缺乏诠释的“本体论—主体性”地位和“本体论—整体性”结构;GPT语言模型采用的生成式和预训练的设计思路凸显了诠释学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特征,而数据训练的强化和“思维链”的对话机制使该模型具有“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的语言理解特征;GPT语言模型在模拟人类“偏见性”认知方面取得进步,但与人类的“偏见—个性化”和“偏见—创造性”能力相比存在根本差异;GPT语言模型形成了“诠释学循环”的语言对话机制,但其并不具有自身独立的“诠释学循环”实践基础,因此,难以达成诠释学意义上的语言理解共识。

探寻中国古典学建构的第三种路向

随着中国古典学的专业化和建制化日趋成熟,人们对于古典学的关切以及对中国古典学之内涵的掘发也正在向纵深扩展。以往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不外乎有两大路向:一是偏重于西方古典学的引进和消化,或兼及古典学的在地化问题;二是借用古典学的名号,在中西比较与会通的大背景下,将中国传统的文献资料做一现代化的阐述与对转。这两种路向皆立足于语文学的基础,将文献董理视为古典研究的根本任务,而忽略了文本解读的诠释学意义,也偏离了古典学发轫之初的人文主义特性。所以,除了偏向于移植性的古典学和本土格义式的古典学之外,能否找到第三种路向?它要追寻的是古典学的根本意涵之所在,要回溯古典学兴起之时的人文精神,从哲学意义上来重诂古典学的价值。诠释学的引入,正好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说明古典的意义,使原典材料的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与现代的思想观念发生融会与衔接,而这恰恰是传承与研究这些古代文献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批判、规范与事实张力下的新闻客观性:以批判诠释学及相关争论为视角

本文从哲学诠释学与批判诠释学的争论出发,进一步探讨了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德里达以及卢曼关于客观性与规范性问题的争论,并将诠释学的思想发展与对新闻客观性观念的变迁结合起来,以充分理解新闻客观性问题所涉及的理论向度。通过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对话,客观性表明自身为融规范性与批判于一体的动态过程。基于后现代主义与卢曼系统论对客观性之争的延续,客观规范性的重要意义与困难被进一步展示,并为理解作为事实与规范之张力的客观性提供新的视域。尽管一直伴随着怀疑与争论,但新闻客观性总是在各种思想的复杂张力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从而成为“不死之神”。

钱锺书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在《管锥编》和《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锺书对语言哲学问题作了创造性的探讨,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通过对汉语中“一字多意且同时合用”现象的举证和分析,充分掘发汉语思辨特质,认为汉语足以表达思辨的哲理,驳斥了黑格尔“汉语不宜于思辨”的谬说;第二,在辨析“名”“字”异同的基础上,重思传统哲学中的“名实之辩”与“言意之辩”问题,批判神秘宗在处理言意张力问题时以“圣默然”为归趣,将其言说方式概括为权实双行、以言破言、正言若反、言默相即;第三,在经典诠释的视域中,环绕“诠释学循环”“诠释的多元性”等主题,讨论名言在理解与诠释中的定位问题。钱锺书的语言哲学研究展开于中西哲学互镜、会通的背景之下,其相关思想有助于印证人类“心同理同”原则的普遍性;但在如何界分中西哲学之深层差异、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等方面,似稍有不足。

“共在性”数字诠释学理论构建

“共在性”数字诠释学,致力于解决数字化生存造成的理解的碎片性、多元性和不平等性,在高速变化的数字时代重构多元共生的存在方式。在数字技术与诠释学的新一轮融合中,“共在性”数字诠释学主张将数字技术作为新的诠释主体,探讨人的数字化存在。“共在性”数字诠释学融合施莱尔马赫以来的“共在性”诠释学思想、共同体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在”思想为其理论基础,以阐明数字世界中人自身的技术性共在、人与人多元共生的社会性共在、人类文化的艺术性共在以及人的伦理性共在的新样态为基本阐释维度,从而助力数字中国“五位一体”建设。

文学化马奇的管理学意义研究:一个诠释学的视角

通过经典文学作品来讲授领导力课程是詹姆斯·马奇的一大特色。这样一个文学化马奇是马奇留给现代管理学的一笔厚重遗产。对于这样一笔遗产,学术界却似乎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诠释学的视角出发,对文学化马奇的管理学内涵及意义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文学化马奇虽然不符合主流管理学及实证主义范式标准,但是却与诠释学这样一种重要的哲学流派相符合,是诠释学一脉在管理学中的延伸。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从根本上保证了文学化马奇的学术合理性。然而,文学化马奇所代表的诠释主义范式还有助于解决与实践相关的根本目的、道德判断和度的把握等问题,有助于解决主流管理学长期存在的与实践脱节问题。

中介与开显——伽达默尔诠释学语言观要义钩沉

在伽达默尔看来,自希腊哲学以降的西方主流哲学曲解了语言的本质,语言与存在相分离,被降格为工具化符号,用以指称或描摹存在的表现。伽达默尔反其道而行之,接榫由哈曼—赫尔德—洪堡特开创的德国语言哲学传统,立足存在论视位,将语言理解为存在(事物)的存在方式,存在是语言中的存在,语言是说出存在的语言,语言、存在与思想在存在论意义上具有三位一体式的内在关联。伽达默尔以自己的语言存在论深度推进了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是联系思想和存在的中介,它使得思想和存在在其原始的依属性中得以表现,让存在的意义整体来到语言表达,在语言之光中被澄清敞亮,开显自身、呈现真理。中介与开显表征着语言的本质性规定,也同时显示为语言的效用。语言所具有的自我遗忘性、无我性、普遍性三特征,指示出语言是理解的最完美中介,它能够让一切与人有关的事情无遮蔽地显现在语言之中。

德行诠释学建构的辨与思——潘德荣教授学术访谈录

潘德荣教授提出的德行诠释学展示了哲学诠释学理论当代发展的多重理论面向。概括起来看,自然与精神、理论与实践、认知与诠释、理解与德行、本体与生命之间的辨与思集中体现了德行诠释学建构过程中的思维理路。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译释层次分析——以《传习录》英译文本为例

本文以王阳明《传习录》的英译本为对象考察译者在中国哲学典籍翻译中的译释层次。研究表明,译者的译释行为是由表及深的多层立体结构,从最表层到最深层,翻译的创造性经由五个层次逐渐加大,翻译也逐渐由工具上升到本体地位,最终与思想熔铸为一。译释层次分析在诸多方面具有理论优势,可以融入对译释学的系统性建构当中。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医典籍翻译批评多维度研究--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例

典籍外译是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翻译批评关注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质量得不到改善。《黄帝内经》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其翻译批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从哲学诠释学视角出发,以威斯译本和李照国译本为例,从文本、译者、接受三个维度探讨《黄帝内经·素问》的翻译批评研究,从而推动中医典籍翻译批评形成一个深层、多元、动态的研究体系。

电子游戏文化认同机制的哲学阐释——基于唐·伊德的文化诠释学

伴随着游戏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电子游戏已经从一种纯粹的娱乐活动,演变成一种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在唐·伊德的文化诠释学视角下,游戏以中介工具的形式,提供了文化传播的桥梁;以沉浸式的嵌入体验,增强了文化的认同感;以“规训”和“诱导”的方式,使得游戏参与者对游戏所承载的文化产生认同感。利用好游戏作为媒介具有的认同功能,以游戏为文化载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将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影响力。

“蔽”无可避:荀子“解蔽”的诠释学考察

“解蔽”是荀子提出的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荀子·解蔽》篇中。“解蔽”指解除理解中的不合理前见。荀子把人性中的情与知的偏见都视为“蔽”,以礼让忠信和君王统治的实践效果作为评判“蔽”的依据,主张以“化性起伪”涤除人性之蔽,用“虚一而静”解除知识之蔽。荀子的“解蔽”仍有其蔽,他的“解蔽”是以孔子仁义之道这一前见取代其他诸子前见,目的是把儒家思想建成具有唯一合理性的前见。荀子因其“蔽”而成就自身的同时,却局限于自我的理解之蔽,否定了诸子思想之“蔽”的积极意义,阻碍了思想的平等对话与会通,所以,荀子的“解蔽”是一种独断型的诠释模式。

一种马克思主义诠释学何以可能?——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思考

以俞吾金、曹可建、朱世群等为代表的学者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研究新方向,但同时也遭遇了以潘德荣、王金福等为代表的学者的强烈质疑。由于开拓者们未能从根基上充分思考马克思主义与诠释学的融合问题,未能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元素的融入问题以及未能给予反对者之质疑以有力回应,也由于开拓者和反对者双方都对“诠释学”的使用缺乏统一标准,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显得举步维艰。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诠释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一方面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要求对诠释学的类型以及诠释学之所以为诠释学的标准进行考察。尽管马克思主义有其自身的解释理论,但其并未论及诠释学的基本问题(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关系问题),因而并不构成一种诠释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如果是可能的,则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诠释学、中国文化元素之间建立根本性联系。以马克思主义解释理论为基础,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实践”、诠释学的核心概念“理解”以及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诚”的原初统一性,并在此基础上处理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

论冯契的“智慧说”对中国传统哲学汇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汇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汇通不但面临着“中国传统哲学特殊论”的阻断,而且面临着“以儒代马”和“以马代儒”的两极化论断的阻碍。冯契的“智慧说”使用了“超胜式”汇通方法,避免了以上两极化倾向,面对现实问题,以王船山的“境”对勘马克思的“实践”,融通知识和智慧。对分散的文本话语的深度分析表明,此种汇通契合和显现为一种对话诠释学方法:基于现实主体,敞开“我-你”关系的平等对话,以“穷通”方法达成视界融合。方法提升的目的在于观照现实,沿袭冯契的对话方法,用王船山的“太虚本动”“气善论”来“穷通”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社会定在”、人性观,或可给出解决现代性抽象虚无主义问题的方法。方法论的提升或许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所借鉴。

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医“水毒”概念流变研究

中医“水毒”概念的不同诠释伴随医学实践与认知的不断发展而产生。《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等医籍记载了“水毒”表示水中虫毒及其所致疾病的概念;宋代以来,水毒内伤用于阐释不同疾病的发病机制,感染水中虫毒以外之毒而致病也为医家所关注;日本江户时代,崇尚张仲景学说的古方派医家吉益东洞基于“万病一毒”的病因观,提出以“水毒”诠释《伤寒论》《金匮要略》相关方证、药证,其门人弟子及折衷派医家又进一步扩大了“水毒”的诠释范畴;晚清民国时期以来,中日医学交流使“水毒”用于诠释张仲景医籍相关诊疗机制逐渐为中国医家所接受;中西汇通语境下,外感水毒与多种传染性疾病、内伤水毒与泌尿系统疾病等产生了密切联系。诠释学效果历史与视域融合的理念有助于理解、解释“水毒”概念之演变,并在医学实践智慧指导下更好地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临床诊疗与学术研究中,推动“水毒”概念的传承与创新诠释。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新视野--评《中西诠释学史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西方诠释学思想登陆中国,迅速引发学界热烈反响。中国人传统的理解观遂开始由本质主义、客观主义转向对理解本身的深刻反思。随着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受到“追捧”,其提出的“前理解”“先见”“效果历史”“时间距离”“视域融合”“诠释学循环”等概念亦走入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中。一时间,哲学诠释学、法学诠释学、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等新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蔚为壮观。进入21世纪,在汤一介等人的倡导下,建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诠释学”成为学者新的目标。学者们不断加强对中国诠释传统的挖掘与梳理,既有宏观的整体研究,也有具体的个案和专题研究,最终确定了中国诠释学学科的科学性。经典诠释学、德行诠释学、中国阐释学等新的理论与方法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

形式显示的诠释学何以可能?——兼论形式显示方法在海德格尔“纳托普报告”中的隐秘出场

尽管早期海德格尔在他的一个核心文本“纳托普报告”中没有直接讨论形式显示方法,甚至没有出现过“形式显示”这个名称,但事实上,形式显示及其核心内容亦即对现象的三重意义方向的划分已经被海德格尔化用在他的具体阐释之中了。一方面,海德格尔借助于对实际生活之沉沦趋向的反向动变和否定性的优先性阐明了形式显示的防御特征;另一方面,他又从形式显示的开端特征出发,分析了诠释学处境的基本结构,并由此走向了一种形式显示的诠释学构想。

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话语转换与理论创新——以德行诠释学为中心

诠释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拓展了人类对自我精神活动理解的多重向度。德行诠释学作为近年提出的一种新的诠释学理论,在消化吸收西方诠释学和中国哲学的诠释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话语转换,初步实现了理论建构。德行诠释学的话语转换与理论建构,大致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西方哲学诠释学话语演进的历史沉思,二是对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德行诠释学精神的探掘,三是基于广义实践智慧说的诠释学话语转换,四是立足于多维视角敞现生命存在本质的诠释学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