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的诠释学特征

从创作心态以及形式和内容方面的特点看来,《管锥编》是通过对与人相关的方方面面内容的解读来诠释人生这本大书,探寻全部人类本性与观念的内容。《管锥编》中钱锺书对诠释理论与方法有明显的自觉,有自己的见解,并将之运用于研究实践之中。结合上述两个方面可以见出:《管锥编》的诠释方法有其独特之处,具有诠释学特征。

当代优质教学的特征诠释

优质教学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依教育目的、教育价值观、教育自身发展阶段以及教学范式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兴趣与发展的辩证统一、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预设与生成的辩证统一、知识与生命的辩证统一、教学与生活的辩证统一。

贺麟哲学翻译观的诠释性特征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哲学著作翻译高潮中,一批哲学家集体从哲学视角对翻译问题进行深入思辨,提出了具有哲学辩证性的翻译方法论与翻译原则,在中国译论史上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其中,贺麟的译论成果最为丰富全面,涵盖了哲学著作翻译理论与实践各层面的问题,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值得挖掘与提炼整合。通过梳理以贺麟为中心的哲学家群体对翻译的定义与可译性、翻译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哲学译名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这些哲学译论思想中蕴藏着诠释学理论依据,展现了翻译活动中作品意义理解与传达、翻译的步骤、译者主体性发挥以及译名原则等方面的诠释性特征,揭示了贺麟等学者译介西方哲学著作并实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指导思想。

朱轼《仪礼》研究探微

清代前期,一部分学者试图跳出传统礼经学的诠释范畴,企求从"礼时为大"的诠释理念出发,在《仪礼》与民间礼俗之间达成一种契合,努力沟通礼经与历代民俗礼制之间的密切关联,发掘民俗中"草蛇灰线"式的《礼》经遗制,江西高安朱轼便是其中一位很有代表性的学者。作为清代前期经俗互贯派礼学研究的一位代表人物,朱轼从矫正时弊、力崇古道的著述目的出发,在康熙后期费时三年,撰述完成了《仪礼节略》20卷,充分彰显和体现了朱轼本人对于儒家传统礼制日常践履教化功用及其实践价值取向的高度体认。朱轼著述《节略》一书时,特别崇尚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中张扬的礼学发展眼光,并从强调礼文的实用性、可操作性视角出发,反对此前许多学者拘泥于遵循以《仪礼》为代表的古礼规制的传统解经做法,提出"古礼当辨正"对待的观点,推崇"凡礼皆以义起"的学术思想,倡导并积极响应现时代礼制重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自小戴《礼记》以来的礼学主张可谓一脉相贯,体现出淡化尊经的治礼风格,从而顺应了康熙年间朝廷尊崇和加强礼制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由于朱轼极其关注和重视朱子《家礼》,因而《仪礼节略》在礼目设置和仪文的编排上,与历代专为诠释《仪礼》经文而设的礼经学著作颇为不同,更加重视发覆礼目仪节的明晰度和可操作性,并充分吸纳了陈祥道《礼书图》、聂崇义《三礼图》、朱子《家礼》等著作的礼图诠释成果,将繁文缛节的礼俗规制更加直观化。受当时治学思潮和风气的影响,朱轼同样重视文献搜罗与征引之功效,一方面,《节略》引书旁及晋、唐、宋、明诸礼书,举凡近世儒者论说于礼稍有发明者,辄随所见采入,以求适合;另一方面,又特别讲求文献征引的准确性,所引文献有文辞出入之例,则更订校正之,对当时清廷施行及改革清初的礼制仪俗的举措,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

“说-思-赏-写”:谱写小学儿童诗教学的“四部曲”

儿童诗是小学语文重要的教学资源,它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新奇的想象、优美的意境和独特的构思等特点。儿童诗的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学中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情节之美、想象画面之美、品赏意境之美、呈现构思之美。引导学生在学习诗歌时增加语言积累,学习语言表达。

東晉時期《喪服》詮釋略論

東晉時期的《喪服》制度及其《喪服》文本詮釋,是當時禮經學研究的主要側重點,其中尤以蔡謨、孔倫、葛洪等人的詮釋著述爲代表。各家的《喪服》制度詮釋,從詮釋涉略面到詮釋理路和詮釋體式的選擇,及其各家面對王鄭學術的紛争所作出不同選擇,都呈現出"同異紛呈"的治學狀況。究其總體詮釋狀況而言,東晉時期的《喪服》制度詮釋,大體是建立在兩漢三國和西晉經學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