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弥封与誊录制度考论

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明廷根据其具体情况实行的科举弥封与誊录制度在防范考官徇私舞弊、维护科举公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亦存在嘱托、侵权、割卷及脱误涂改等弊端;究其原因,是明代处于我国封建君主专制的空前发展阶段,在科举考试中推行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结果。

金代科举考试防范舞弊的举措

金代为了防范舞弊以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和公正,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既学习唐宋经验,实行防范考官和考生共同作弊的异地选用考官及“别头试”等回避制度、防范考题泄露的锁院制度、防范考生藏匿小抄的搜检制度、防范阅卷不公的弥封誊录制度等,又首创既体现“待士之礼”又不失严格的“沐浴更衣”搜检制度、以不懂汉文的女真人弥封汉人考生试卷和以不懂女真文的汉人弥封女真人考生试卷的弥封制度等,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金代实行的上述举措,对于防范科举考试舞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舞弊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不仅出现过抄袭甚至考卷雷同之事,还出现过考题泄露以及录取不公等情况,严重影响了科举取士的公平原则。到了金代末年,又出现“买进士第”等情况,科举取士的公平原则遂告名存实亡。

宋代科举弥封誊录制度与书法意趣变化的关系

由唐至宋,伴随着弥封誊录制度的形成和固定化,书法素质高低对科举考试成败的影响大为降低,但唐人尚法向宋人尚意的整体书法时代特征并非是宋代科举弥封誊录制度推行和应用的结果。宋人对"意"的追求是以"法"为基础的,"意"与"法"之间没有自由创作与困于樊笼的理念对立,更没有行草书与楷书之间的字体对立,而是包含了在现有的经验上寻求新的拓展空间的发展关系。至于唐宋两代书法家不同的艺术追求和书法作品所表现出的时代气质,可能是文人社会地位及精神状态的不同造成的。

《四库全书》誊校考评制度及其变迁

《四库全书》的誊录、校对并非常设,一般不给俸禄,为了保证缮写、校对效率和誊录、校勘质量,朝廷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考评制度,并打开了藉由四库誊校破格参与铨选的特殊通道,这对办理《四库全书》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保障作用。然而,办书日久,这一考评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誊校质量难以保证,甚者出现了几次较为严重的责任事故,使得乾隆帝为之震怒,不得不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和整肃。梳理四库誊校考评制度的基本内容、规则流程以及改革变迁,对于做好当代图书编校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备边司誊录》中的清代上海社会与海上贸易——基于史料整理为主的考察

从李氏朝鲜的《备边司誊录》中寻找有关古代上海地区参与东亚海上贸易和其他贸易活动的信息资料,发现上海地区的船商、水手曾是积极的海上商业力量。史料记录了几条贸易路线上的活动信息,一是上海长江口直发日本长崎,二是北洋航线上的贸易活动,三是南洋北洋之间的航线。从《备边司誊录》的官民问答中可以看出不同航行的路程信息。李氏朝鲜备边司对漂流遇难者会给予经济形式的抚恤,构成特殊的贸易形式。

从《备边司誊录》“问情别单”看朝鲜王朝对海禁令的认识

清朝建立初期,朝鲜王朝在朝贡的同时,试图获取更多的关于清朝的相关信息。而漂流至朝鲜半岛的中国漂流民成了朝鲜王朝了解清朝社会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17-19世纪间,清朝国民被漂流至朝鲜半岛后,与当地官员进行审讯式交谈过程中,朝鲜官员对对清朝废除海禁令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朝鲜官员在问询过程中对清朝海禁令被废除的时间、海禁令被废除的原因等进行相关问询,并将所有记录收入到《备边司誊录》的"问情别单"之中。

档案方志所见清代史馆誊录制度研究

史馆誊录,是指在清代修史各馆从事书稿抄录的供事人员。他们非政府部门额设职官,亦非书手、书吏等吏胥之流,属因需临时聘用人员,是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产物。誊录主要从进士、举人、贡监生等人员中经挑选、考取或推举产生。在清代人多缺少、选官壅滞的压力下,誊录以出路较好而吸引了大批士人供职其中,从而有效保障了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也引发了士人传统职业观念的变迁。

朝鲜《备边司誊录》中清代泉州商民海上活动初探

朝鲜王朝《备边司誊录》是了解清代泉州商民海上活动的重要史料,总计记载有1686-1830年间的十八艘涉泉漂流商船,绝大多数从福建始发,在时间上以19世纪30年代最为频密。漂流人中,籍贯同安的人数最多,反映出同安县人在海上的活跃。从漂流人身份来看,福建商船船户、船主、货主分工的现象并不普遍。在经营方面,福建始发商船在早期曾从事日本长崎贸易,但自1715年后贸易线路发生变化,全部漂流船均前往中国北方港口贸易。除海关设立之初的一段时期外,闽海关出港的海船以海关票、县票为两种基本票证,其管理制度与北方港口的海船管理有很大不同。

《四库全书》校对制度刍议

《四库全书》在其纂修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校对制度,对校对的人员、校级、标准、进程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在“分校—覆校—总校”的总体架构上,实行包括专项专校、区分校缮与校勘、要求科甲出身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并通过对誊校人员定期甄叙优议,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校对激励机制。

唐宋进士科取舍依据的演变

从隋唐五代到北宋初期,进士科取舍的依据经历了从"公荐"、"公卷"加"程文"到"禁公荐"、"罢公卷"、"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演变过程,这也就是从"以程文考试成绩为主"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演变。这一演变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是通过对朝臣"请托"、知举官徇私滥取"重行朝典"和完备以封弥(糊名)、誊录为代表的一整套贡举考试制度来完成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比较好地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可以说,这一演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它不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我们今天也具有借鉴的价值。

李宗岱《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成书过程考述——以山东省图书馆藏六种稿本为中心

山东省图书馆藏《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稿本六种,其中两种为李宗岱手稿本,分别是底稿本和修改稿本。另有一种李宗岱之子李家恺校写本和三个誊录稿本。这六种稿本之间不是线性承接的关系,其中鼎类部分的文字,誊录甲本来自底稿本,而李家恺校写本、誊录乙本、誊录丙本则来自修改稿本。鼎类之外的文字,均来自底稿本。从底稿本到誊录本的过程中,《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逐渐成为一部分类明确、分卷明晰、文字准确、格式规范的本子。通过理清这六种稿本及其之间的关系,可以认识《李氏宝彝堂吉金文字》的成书过程,从而更好地对此书进行研究与利用。

乾隆朝國子監與《四庫全書》之纂修

國子監在乾隆朝時期出現了人才濟濟的局面,從而爲《四庫全書》館中的謄録、校録等基層人才的選聘提供了必要條件。四庫開館後,從國子監選任謄録、校録人員的同時,還會從歷年鄉試落選人員内增選。從選聘方式上看,經歷了保舉、揀選、考選等多種方式,選聘的標準也日益嚴苛。在歷經十餘年才完竣的修書過程中,謄録、校録的實際工作效率並不能盡如人意。錯字、衍字、脱漏等現象,影響到了《四庫全書》的總體品質。由這些細微的文獻問題進而引發了諸多政治問題,從而爲我們考察古代修書與政治的權力互動關係,提供了一個面相。

《于文襄公手札》与《四库全书》纂修

《于文襄公手札》篇幅不大,以往的研究或是将其作为《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的参考资料,或是从作者于敏中对《四库全书》纂修的贡献角度来进行论述。但《手札》本身涉及的一些细节如《永乐大典》择书标准、丛书类的处理、外省采进遗书的使用、誊录数量的控制这四个方面是以往研究所未曾加意的,现结合相关史料进行阐述,以揭示其对《四库全书》的纂修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丰富我们对于清代中期学术的认识。

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宁波海商

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为官方实录，文中记载了两艘宁波商船孙合兴商船、“顺茂号”商船的海洋贸易史料。宁波商船的船主跟船交易,商船中选用经验丰富年长人员担任舵工（船长），父子兄弟有时同为船员。往北方输送茶叶、酒。运回红枣、粉条等物产。同时，宁波海商、船员还搭乘福船，赴日本从事海外贸易。此外，文中还对宁波商船的货物价值、船员信仰佛教以及商船失事后焚烧船材取出铁钉带回等进行探析。

编撰两例

王介甫选《百家唐诗》,当删取时,用纸帖出付笔吏,吏惮于誊录,易以四韵或二韵诗,王不复再视,故听选不皆佳。洪景庐撰《夷坚志》,急于成书,妄人多取《太平广记》中事,改窜首尾,别为名字以投之,径以入录,致为后人所訾。甚矣!著述不可假手于人也。

科举时代的阅卷

隋唐的阅卷唐朝时,科举制度尚属初创,当时还没有形成严格的阅卷制度。主考官开始时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担任,后来改由礼部侍郎担任,他们的身份是公开的,他们的活动也不受限制,职重权大,行贿者,说情者,考试前,考试后,不免门庭若市,很多科场中的弊情往往从这里产生。批卷的方式似乎也比较简单,考官只在批阅试卷时,对于回答正确的批一个“通”字,对于回答错误或没有回答的则批一个“不”字。而且。

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记载的中国明清海商选校(第四部分)

作者校勘标点说明: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属于海外记录的珍贵汉文文献资料,为朝鲜李朝的官方档案,时间起自朝鲜李朝光海君八年(1616),下至高宗二十九年(1892),现存273册,记载有276年的历史(其中缺载54年记录)。备边司最初是朝鲜李朝处理女真与日本对朝鲜王朝的侵扰问题而设立的临时机构,后为朝鲜王朝国政诸般事务的最高决议机构,议处事项相当广泛,一般界定范围为朝鲜内政、中朝关系及朝日关系。

海上丝绸之路朝鲜史料中的广东船

本文采用朝鲜李朝《备边司誊录》的史料,对清朝广船许必济船与广东商人李光等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清朝广船船员年龄多在20—30多岁之间,呈现出年轻化的态势。广船从北方贩卖黄豆、人参至广东贸易,船上搭载外国客商、女眷、孩子,外国客商的人数甚至超过船员人数,广船上船员还有饲养狗、猫等动物的习俗。另外,广东商人李光等搭船贸易,船载主要货物为棉花。相关朝鲜史料为囯内首次介绍,为珍贵的清朝广船的海外资料。

《于文襄手札》述要——兼論《四庫全書》纂修的若干問題

于敏中曾任纂修《四庫全書》正總裁,書籍纂修期間,其寄與陸錫熊手札五十六通皆涉《四庫全書》纂修事宜。此手札係高層之間關於修書工作的商討,殊關中秘。手札涉及修書體例,書籍的刊、抄、存與删、改、毁,謄録人員的配備,四庫館臣珍稀史料等諸多問題。現就手札之要,述《四庫全書》纂修若干問題,以備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