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朱子《大学》诠释的辩难及其学术史意义

阳明依循朱子借由《大学》建构“即物穷理”哲学体系的进路,致意于《大学》的新诠,从文本和义理两面对朱子的《大学》诠释展开全方位的辩难。在文本方面,阳明力倡古本《大学》,驳斥朱子改本《大学》,构成《大学》文本双峰对峙的格局。在义理方面,阳明从教养兼具的政治哲学立场否定朱子的“新民”说,奉行“亲民”说;进而以体用模式而非朱子的本末模式来重新界定“三纲领”的关系;在“八条目”以何为首、为纲上,阳明则先推崇“诚意”,后主张“致知”,反对朱子以“格物”为《大学》第一义工夫的主张。阳明对朱子《大学》的批判性诠释,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是纠补朱子学的流弊;二是耸动朱子学的地位;三是推动《大学》研究的高涨。要之,阳明借由《大学》对朱子展开批判性诠释所形成的学术思潮“朱、王之争”,成为中晚明以来学术史上的一条主线,范导着学术的走向和士人的抉择,也为今人细化和具化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大学》之要,无意而已——邹元标对无意工夫的深化与展开

无意是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嬗变至中晚明愈发精微邃密。邹元标在王阳明的基础上提揭无意为圣人之学、《大学》之要。无意不仅是诚意工夫的圆熟状态,蕴含着“诚”的本质内容,而且是良知无执不滞的自然流行,表现为“无工夫中之真工夫”的作用形式。邹元标通过将无意与慎独互释,凸显慎独作为本体工夫动静一贯、体用一源的意涵。他还提出知止为《大学》之功,以性正心,以至善性体扶正茫荡之心;以无化有,强调“止而无止”才是真知止。要而言之,邹元标的无意工夫以自然明觉、真诚恻怛为根基,以生生一体的至善境界为旨趣。相较于刘宗周标举未发之中,邹元标更为偏重已发之和,他在由心转性的思想背景下倡扬修悟双融、坚守心性合一,旨在彰明阳明之真义,救正良知学。

王夫之正心先于诚意论

王夫之倡导正心先于诚意,说“学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为主,而诚意为正心加慎之事”,认为心是恒定的,而意乃与外物交感而生,是偶发不定的。因心之恒定,故可以存养以理,立之为志,用来监督意念的发生和方向。因意念之不定,故不可仅诉诸意念以诚意,而要“以志观意”,使意念有所遵循。其所遵循者就是已正之心或素养之志。对《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王夫之解释说,正心是无事时的存养,而诚意是接物时的省察。虽然无事时心皆合于理,但是接物时意念发动则有可能不合于理。这就需要时刻省察意念之邪正,以防止意念对已正之心的颠覆。这就是“意诚而后心正”。但是,通观王夫之的论述,他始终坚持正心为先,诚意乃正心之巩固。在他看来,没有心中之理则,诚意根本无从谈起。这与他坚持“复礼”先于“克己”一致,因为只有以礼作为标准,克己才能有所遵循。

宋明“诚意”概念之演变——从朱子、阳明到蕺山

宋明时期,“诚意”的含义不断为儒者们所扩充、革新。朱子在深化“诚意”内涵的同时指出了《大学》于“格致”“诚意”处前后文逻辑不一致的问题,而他始终坚持先“格致”后“诚意”的思想进路;阳明认为朱子的诚意论并无法沟通知识与道德,因而他恢复了“诚意”的“首脑”地位,并通过对“诚意”与“格物”关系的创造性翻转解决了朱熹理论自外向内贯彻道德的困境,但其晚年却因“致良知”的提出将“诚意”逐步化约为“致知”;蕺山的思想主要围绕着缓解阳明后学的流弊展开,他对“诚意”概念的翻新使得“格物”“致知”等条目都成了“诚意”的展开,但他对“意”的过分侧重同样遗留下些许问题。

阳明学派对小人是否有良知的讨论——以《大学·诚意》“小人闲居为不善”的解读为中心

朱熹《大学章句》解“诚意”章,认为小人并非不知是非善恶,但不能“诚其意”,朱熹晚年认为,小人不能“诚其意”,是“知不至”,对小人知是非善恶又予以较多否定。王阳明讲人人皆有良知,从心之本体上讲知善知恶的良知,并认为小人亦有良知,但同时又认为小人不可能“致良知”“诚其意”,因而会“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结果是“虽曰知之,犹不知也”,实际上又否定小人之有良知。阳明后学对小人是否有良知的问题有所讨论,虽观点不一,但都强调“诚其意”。由此亦可看出阳明学派对于小人是否有良知这一问题的谨慎态度。

从“着实用意”到“实行其意”:“自然”视域下的王阳明“诚意”说

王阳明的“诚意”学说包含了一个意义转向的过程,这已成为今日学界之共识,但少有学者揭示成因。事实上,这一转向与阳明学中的“自然”概念相关。根据不同语境,“自然”展开为两种含义:一是道德实践的自发动力,二是道德本体的自然状态。根据“自然”的第一种含义,“诚”表示在自发的内在动力的推动下为善去恶,“诚意”就是使“未诚”之意复归于“诚”。根据“自然”的第二种含义,“诚”表示使心体的本然至善状态充分呈现,“诚意”就是使本来真诚的道德意念展开于道德实践之中。这两种工夫进路可以分别概括为“着实用意”和“实行其意”,前者重在“以意治意”,后者重在“以事显意”。阳明“诚意”说的发展路径展现为从“着实用意”到“实行其意”,其内在根据是阳明基于“自然”观念对意、物的不同理解以及对朱子“诚意”说的修正。

消费者诚意动机感知对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基于自我概念一致性的作用研究

本文聚焦于消费者诚意动机感知对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假设自我概念一致是连接诚意动机感知与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的中介机制,并进一步剖析了价格促销的调节作用。通过分析收集的486份数据发现:诚意动机感知正向影响消费者的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自我概念一致在此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价格促销正向调节消费者诚意动机感知与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正向调节自我概念一致与绿色品牌价值共创意愿之间的关系。

从诚意到致知:王阳明晚年教法之变

王阳明自龙场悟道到宁藩之变前教法都是以诚意作为统帅,晚年提出“致良知”学说后则变成了以致知为主。在本体方面,良知比诚更为自然;在功夫方面,致知比诚意更为基础,更为简易直捷。在王阳明哲学体系中,致知相较于诚意能够更好地收摄“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等心学的基本命题,能够更简捷地将本体论和功夫论贯通起来,而且实现了对“静坐”和“省察克治”等具体教法的收摄和整合。因此,致知就成为了王阳明教法的最终形态。

“诚意”与“时习”:刘光蕡育人观的两个关键点

刘光蕡反对崇洋媚外,认为爱国修德教育在近代更为迫切和重要。而在《大学》规定的道德修养诸环节中,他认为“诚意”是首要的,它与“明明德”和“致良知”有同样的意蕴,其核心是要树立家国情怀和“亲民”立场。同时,“诚意”还需通过“时习”这一重要环节来体现和落实,否则就会流于空虚。“时习”就是强调经世致用,因时制宜,注重实践与创新。这些既体现着他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笃信与传承,又反映了他在近代立足教育以救国的艰辛探索与认知。

诚意正心,发挥余热

我是一名还有四年就退休的老教师,调到御湖小学工作已1年多了,我从一名学校管理者到一线教师,重新站上讲台,重拾教学工作,角色的转变,我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到学校时,我认为,自己还有四年就退休,职称也差不多了,这辈子没什么好追求的,用不着再去努力。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更是《大学》次序,诚意最要”——论朱子《大学章句》“诚意”章的诠释意义

朱子《大学章句》极为重视"诚意",认为它是"自修之首",并耗尽毕生精力为之作解,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一,朱子基于性善论和工夫论立场,对诚意、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内涵作了独特阐发。其二,朱子具有通贯视野,将诚意与自欺、自慊、慎独诸概念贯穿起来,分别视为诚意之内核、体验、工夫,共同构成"诚意"这一有机整体。进而阐发诚意与致知、正心之知行、先后、主辅、轻重关系,展现了工夫的独立性与连续性。其三,朱子本章之解在不断突破自我的修改历程中进行,朱子长期以来只是将诚意与自欺联系,直至生命最后数年才将诚意、自欺、自慊、慎独通贯诠释。总之,朱子紧紧围绕致知与涵养这一道德工夫对诚意作出的新诠,对"诚意"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哲学经典的诠释亦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杨德昌的诚意电影及其美学特征

杨德昌始终诚实地用胶片书写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现实入木三分的观察、敏锐的思考和无情的批判,并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创造了华语电影的一座高峰。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其电影不是类型片、娱乐片、商业片,而是一种诚意电影,具有独立制片的美学特征。

《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底本考--以文渊阁本、文津阁本、荟要本为例

通过对《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与该书现存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分别从《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之底本来源、各提要著录《诚意伯文集》采用底本、现存《诚意伯文集》诸版本与《四库全书》本文字校勘、《四库全书考证》对《诚意伯文集》校勘之记载等四个方面讨论,发现《四库全书》本之底本为正德本而非成化本。

从“以知解独”到“以自解独”——论阳明学派慎独工夫转向及其哲学意义

阳明学派"以慎独为宗旨者多矣"。而阳明后学对慎独的诠释,有一个从侧重"独知"到反对以"知"解独的转向。这一转向源于阳明"良知即是独知"说在中晚明时代引发的诠释困境。在宋明理学中,朱子与阳明都以"独知"解释慎独,但阳明学派的心学立场导致"独"被局限在心的领域,由此引发阳明后学对于终极本体的解释方向和工夫下手处的激烈论辩,构成难以调和的工夫论困局。晚明时期刘宗周创造性地提出新未发已发说(体用论),以"自好自恶"取代"独知",解决了这一理论困局。刘宗周的诠释转向具有独特的思想效应,其学说与明清思想转型有着内在的理论关联。

儒学“意”范畴与阳明学的“主意”话语

儒家的“意”范畴及宋明以后出现的“主意”学说,与道家所言之“意”干系甚微。对“主意”学说的形成、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是儒、佛两家对“意”之范畴的诠释与阐述。儒学的“意”范畴,既可从“毋意”说出发而作私意、意念之理解,又可从“诚意”说出发而作意向、志意之解读;既可基于工夫论而把“诚意”视为“欲诚之意”,又可基于本体论而把“诚意”视为“已诚之意”;既可使“意”与“志”相结合,又可使“意”与“念”相并列。明中叶后“主意”一词由工夫层面的“诚意”范畴提升为本体层面的“意根”范畴,这种转变,既有历史逻辑的承继关系,又有阳明心学之修正思潮的现实推动。

“诚意”——欣赏与问道阳明心学的津梁

"诚意"作为阳明心学的核心范畴,不仅成为儒学心学化解释的基本依赖,而且成为理解心学实学特质的有效路经,更是欣赏与评价阳明心学的可靠津梁。"诚意"内涵的展开,不仅显示了其在道德伦理上的特殊价值,也暴露了其在科学产生、制度建设方面的乏力。由此进一步予阳明心学尝试性判断:怀揣客观世界的主体性哲学、在内容与特质上皆有限的实学和试图消解人性中善恶张力的智慧。

《大学》“诚意慎独”章新解

《大学》是了解儒学的纲领性文献,其中三纲领八条目实际应为三纲领四条目,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具体内容,可以包含在修身条目之下,而并非在修身之外另有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四个条目。《大学》的慎独指诚其意,独指真实的自我,而非传统上所理解的独居、独处,郑玄、朱熹以来对慎独存在误读。了解慎独的本意,可以发现儒家在重视人伦关系的同时,也关注个体的内在自我,而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应是儒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所在。

王阳明“诚意”说的伦理哲学特质

王阳明扬弃朱学、自创新说之后，在修身工夫诸环节中一直是将＂诚意＂置于优先地位的。他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题，将＂意＂的感应机制视为人与现实世界关联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批评＂务外遗内＂的朱学和＂是内遣外＂的禅学之同时，坚持以超越内与外、整合心与物的＂合内外＂作为自己新的哲学立场。

明朝历代诚意伯

明初刘基作为开国功臣被封为诚意伯,开创了由他和袭爵后人构成的"诚意伯世家"。诚意伯爵位几度停袭,后又恢复,终与其他少数开国勋爵家族一起将贵族地位延续至明末。在明代政治演变中,诚意伯家族发生了由文臣向武臣的转变。该家族在整个明代贵族阶层中地位虽非最为显赫,但其特权地位仍足以使其后人骄纵跋扈,多为不法。明前期以文臣受封世袭的诚意伯家族与皇权间有复杂纠结,后期作为勋贵武臣的诚意伯家族则表现出贵族辅翼皇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