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禹德不衰”探微

先秦儒家经典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论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古史理论体系。其中,儒者常将禹、启父子作为“大同社会”结束和“小康社会”开始的关键人物。然而,“小康社会”并非儒者理想的社会阶段,儒者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转变以及禹在其中的作用?如万章就直言道:“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万章上》)万章认为禹不将天下禅让给贤者,而以家天下取代了禅让制,导致“天下为公”降为“天下为家”。由此围绕着“禹德衰与否”的问题形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以万章为代表的儒者,认为“禹德而衰”。另一种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者,则认为“禹德不衰”。朱熹在修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也认为“禹德不衰”,并在《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辩驳那些认为禹不能作为“孝子”“圣王”的言论。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注解展开论述。

副文本理论视域下的《论语》韩译策略研究--以成百晓《论语集注》为例

成百晓译著的《论语集注》是韩国目前传播度较为广泛的《论语》全译本。该译本通过丰富的副文本内容,为读者重构了《论语》的历史文化语境,译文忠实度高,可读性强。本文以成译本为研究对象,对译本副文本内容进行评述,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考察副文本对《论语》韩译及其海外传播的启示。

章句之学不可忽——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章句问题

清儒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时有驳难,其有关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章句之失的说法,诸多证据材料都存在问题。论者关于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分章不当"的批评,并不能举出有力的文献证据,其论证陷入自我循环。而清儒翟灏《论语考异》所列文献貌似甚众,但证据力着实有限,据此很难形成定论说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经文倒误"问题。

朱熹《论语集注》手稿的涂抹与成书过程

朱熹《论语集注》的成书建立在《语孟精义》及更早的《论语要义》基础之上,而后者无论内容还是主旨都受其外兄丘义所编纂的《论语集训》影响颇大。束景南认为《四书集注》的首次合刻始于淳熙九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并谓之"宝婺刻本",且认为詹仪之在德庆印刻的《四书集注》为翻刻宝婺本。但所谓的宝婺本《四书集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詹仪之所刊既非翻刻宝婺本,亦非《四书集注》合刊,其中《论语集注》则是初次刊行,且并非朱熹之本意。此后,朱熹仍在对此书反复修改。存世的《论语集注》手稿残卷中涂抹处甚多,通过对相关涂抹文字的识别,可以窥见前后修改本内容差异及修改意图。

朱熹《论语集注》探研

《论语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一部分,是朱熹经过40多年的用心“理会”,并“逐字称等”后,才最终写定的经典之作。其注释特点有三:第一,以程氏之学为主,兼采时人之说;第二,承袭、增损改易汉唐古注;第三,通经以求理。《论语集注》既注重探求经文之本义,又注重义理阐发,从而将训诂学与义理学熔为一炉,避免了对经文的穿凿附会,使其阐发之义理建立在对经义的解释之上,因此成为《论语》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

朱熹《论语集注》文学观简论

朱熹的文论家形象一直晦而不彰。朱熹不仅创立了博大精深、光耀百代的朱子哲学,而且善识音律,精通文学,经常从一位情感充沛的创作者或一位掘深探微的鉴赏者的角度入手来解读文学,摇曳性灵、感发生命,揭示出了某些文学创作、鉴赏与批评领域的本质规律。《论语集注》中"文道一贯"的文学本体观、"文质彬彬"的文学创作观、"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观、"玩味""涵泳"的文学鉴赏观初步构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让我们得以窥见朱熹理学家身份光环下的文论家面目,并搜索出传统经学诠释路径从经学到文学转向的端倪。

张栻朱熹暗引故训考同——以《论语解》《论语集注》为例

张栻撰有《论语解》。朱熹撰有《论语集注》。张解定稿早于朱注。张朱同道,皆承二程之统绪,往复论学,相互促进。前者开湖湘学之先,后者筑闽学之基。张朱异同向来为学者所重,于哲学、史学、文学创获颇丰,而于语言学则论者乏陈。张朱解注《论语》皆善用前人时贤之训义,包括明引与暗引。明引则人所熟知。张解朱注暗引故训之处颇有合同,逾40例,笔者予以序考,一则明圣贤同见之智,二则或有小补于张朱异同研究之阙。

朱熹《论语集注》文学化诠释探微

朱熹不仅创立了博大精深、光耀百代的朱子哲学,而且富有文学情趣,时不时地从一位掘深幽微的文学诠释者的角度入手来解读经学著作,感发生命、摇曳性灵。面对着凝结了古代圣哲修身明德、体天悟道、天人合一等智慧结晶的《论语》一书,朱熹通过"气象容貌"与"玩味涵泳"两大方面对《论语》文本的文学要素处处留意、时时体察,其内在追求则是《论语》经学文本的文学元素与启迪内涵的昭示最大化。朱熹确是一位高明的催人自我教化、自我完善的"审美教化大师"。

朱子读书法及其问题

与同时代理学家进行横向对比,朱子的尊经意识尤为突出,并特为标举读书法之重要。若置于纵向的经学史脉络中,则会凸显朱子解经的两个要旨:以集中呈现其读书法的《论语集注》为中心,通过与东汉郑玄《论语注》比照,可见朱子的关注点从圣人之法向圣人之心的变化;若与梁朝皇侃《论语义疏》进行对比,则有“意在言外”与“理在言中”的不同预设。这种旨在揣摩圣心与抽绎义理的读书法,却内含招致圣人与经典位格渐降的倾向:揣摩圣心的读书方法,隐含着圣人可学的前提,这便撤销了圣凡之间不可逾越的隔阂;“理在言中”的预设,则很容易让自家领会的义理成为据以解经的前见,从而让诠释的实质从“我注经”变成“经注我”。朱子解经,旨在重构经典的意义,于是而有全新的读书法。但“事与愿违”的后果,揭示出解经之两难:经学诠释蕴涵澄清与建构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具有张力,时或顾此失彼、无法兼通。

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的特色

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以洽于经义为旨归,折衷汉宋精粹,不但补朱注之略,而且正朱注之讹谬,所作述疏深入浅出,解读翔实,代表了清季及民国初年《论语》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数据价值,在《论语》学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朱熹《论语集注》所表现的伦理学形态——以仁、义、礼三个概念为中心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仁、义、礼三个概念的阐释,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的德性伦理学角度而非义务论倾向。"仁"是人先天具有的德性,不是对规范的认知,也并非对普遍规则的符合。"礼"通常表现为规范、规则形式,借助"礼"以达成社会秩序和德性修养,但这种规则形式在儒家并不是第一义的。德性并不完全通过礼而呈现出来,"仁"是礼的基础、根源,因而德性才是第一义的。同时,在礼文规范的秩序中,儒家赞赏以"义"处事的君子,君子往往能够在具体境遇中做出恰如其分的道德抉择和评价,而不仅仅固执于某种形式性规则。

“不知其仁”的向仁工夫——朱子“贬抑圣门”公案辩

朱子《论语集注》对孔门弟子看似贬抑的评价,引发了后世学者的批评,如毛奇龄认为其“贬抑圣门”制造了“圣门冤狱”。对于朱子“贬抑圣门”的公案,已有研究多从理论建构的维度展开,而忽略了其中的细节。事实上,朱子对孔门弟子的评价,除了理论建构的需要,亦有其经典文本根据。并且,朱子通过经典文本的统合处理,建立起一种“未仁”而“向仁”的道德模式。在这种道德模式下,对孔门诸公看似贬抑的评价,并非审判式的定论,而是对其道德进益可能性的开掘。

朱熹《论语集注》“四论管仲”注文初探

朱熹《论语集注》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论语》注本。注解文本体现了朱熹对孔子仁、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四论管仲"是《论语》中孔子对人物的评价内容里所占篇幅最大的。通过研读、分析朱熹《论语集注》中关于孔子对管仲的四次评价的注文,有助于理解朱熹独特的哲学思想以及了解朱熹注解经典文本的注释方法。

《论语集注》音义初探

《朱子〈论语集注〉初探》一文认为:《论语集注》在注音、释义方面是以唐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依归"。其实,对于《释文》的注音,《集注》是批判地继承;《朱注》在释《论语》经义时,只是偶尔采取《经典释文》之说,更多的是采择比《经典释文》早的古注、小学类的书的释义以及其它较早文献的解释。

朱子《论语》集注中的“仁”之论辨析

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仁学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如孔子、孟子、程颢、程颐、朱熹等在仁学思想的发展中均有卓越的贡献。朱子在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承继和光大尤为突出。整理和研究朱子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承继和光大,对当今海西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海西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

泷川龟太郎《纂标论语集注》探究

泷川龟太郎《纂标论语集注》是日本20世纪初的一部汇纂著作。探究《纂标论语集注》一书的基本状况,其引注可分为阐释经文、考证名物和补充掌故三类。该书校勘经文有91处,或校订讹误,或补缀脱文,或较正章句。泷川龟太郎在纂标的过程中,以按语间下己意。广文书局版《纂标论语集注》中也存在一些脱字、倒字和讹误现象。

《论语集注》的文化意义

源远流长的中国学术,在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宋代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通过注经所阐发的思想理念对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的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韩国朝鲜后期坊刻本俗字研究——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为例

坊刻本是指朝鲜后期在民间私设出版社所刊行的各种读物而言。坊刻本为了减少板刻费用,使用了在其它任何资料中都不能看到的大量的民间俗字。因此其俗字之研究,不仅对于弄清朝鲜后期民间所用的俗字体系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窥见这些朝鲜俗字之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意识。

钱穆《论语新解》对朱子《集注》的继承与损益--以"仁"的解释为中心

钱穆《论语新解》在现代学者的《论语》注解中独具特色,这体现在它与朱子《集注》的深层次的继承与损益关系。概括起来,钱穆在三个方面对《集注》"仁"的解释采取损益:以人生的朴实情感来代替朱子的"爱之理";以人生的好学实践代替朱子的"心之全德";以历史文化的感恩心代替朱子的客观化"仁者之功"观念。这反映出钱穆本着人生道德实践和人类历史文化生存命运的立场,对朱子"性理"学思维方式的回应、对《论语》自身思想世界回归的努力。尽管钱穆的做法也有未尽之处,但已然为我们重返《论语》思想世界的学术之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论语集注》注音考

邱德修先生的《朱子<论语集注>初探》和吕友仁先生的《朱子<论语集注>与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关系》两文谈到《论语集注》与《经典释文》的语音关系。通过对所有音读条目的对比、归纳,发现除吕文概括的四种分类以外,还存在着五种情况,而且朱熹以《释文》中的注音为蓝本,广采众说,有目的地裁择或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