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滑稽戏与宰相

宋代滑稽戏多有嘲谑宰相的现象,这与宰相的地位职权、戏剧的演出场合以及伶人的讽谏精神有关。谚语"台官不如伶官"的出现,既是台官受制于宰相,不能或不敢行使纠弹权所致,又是伶人依附于皇权并向士大夫靠拢,讽谏精神得到维持并增强的结果。而由于立场、需求不同,皇帝、宰相及其他人对滑稽戏的接受情况各异,对滑稽戏发展的影响也有差别。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新论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都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古代讽谏的语用策略和修辞认知

讽谏是中国古代政体下发生的特殊言语行为,讽谏运用多种语用策略,实现言语活动中“知识”和“规则”的调整,话语权力的重新分布以及话语角色的变化,并作用于接受者的认知,改变他们对重大事件的单一处理方法。

《毛诗序》以美、刺说诗探故

《毛诗序》好以美、刺说诗 ,其美、刺对象多指向帝王后妃 ,且牵强附会 ,与《诗》之本义乖谬者多。前人所谓《诗序》所言非诗本义 ,乃周人采、编者“用诗之义”,亦不可通。《毛诗序》当为汉儒所为。汉统治者崇经尊儒具有很强的实用功利性。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下 ,汉代经师为履行其职责 ,其研习、传授《诗经》的终极指向是将《诗经》作为树立君王权威、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 ,并巧妙地利用说解《诗经》以求达到委婉地讽喻警示当代帝王的目的。

上古谏诤传统,献诗、采诗制度与诗歌讽谏论

下臣进谏、天子纳谏是西周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诗在这一制度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为献诗、采诗以讽谏王政,并在诗的编辑过程中,强调诗的讽谏功能,从而产生了《毛诗》首序以讽谏论诗的解诗方式。

“东坡乌台诗案”新论

苏轼因作诗批评新法,讥刺新党,被纠弹抓捕,酿成诗案,虽属冤枉,但也事出有因。重读这些诗作,重要的问题不是判断其中是否语含讽刺,而是应思考怎样看待这种讥讽。涉入诗案的作品固有其讽谏朝政、不满新法的一面,更反映出一位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和党争背景下其自身复杂矛盾的心态。诗人对新法的反对,与其说是某种政治愿望的表达,不如说是从其切身体验出发为百姓做出的呼喊;而他对新党的讽刺,也是其内心矛盾的自我开释与宽慰。《东坡乌台诗案》在苏轼诗歌的创作历程和宋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为后人对苏诗的接受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先秦盲人乐官制度考

中国古代曾经历了一个巫、史、诗和乐集于一体的瞽朦文化时代。盲人乐官制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传说中的瞽朦作瑟，到《夏书》“瞽奏鼓”，到殷人的瞽宗，到周代大量的盲人宫廷乐师，他们听律修声、祭祀登歌、讽谏说唱，他们既主持礼乐活动，又负责音乐的声教传播。

屈原对《诗经》中讽谏诗的继承和发展

讽谏作为诗歌的一大社会功用,从《诗经》时代就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正是《诗经》中大量的讽谏诗开启了中国讽谏诗之端,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屈原便是一继承者。屈原的作品特别是《离骚》所流露出来的讽谏意味正是继承和发展《诗经》中这种讽谏传统而来的,同时这种讽谏特质在经过屈原的发展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逐渐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讽喻、批判的优良传统。

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

《毛诗序》之作者与大、小序的关系始终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热点,却由于《诗经》的传授系统在汉代以前缺乏可以论说的可靠材料,争论多停留于推测,聚讼纷纭而无进展。楚竹书《诗论》的问世,提供了先秦儒家的传诗及诗论的可靠材料,可以推动旧问题的新探讨。楚竹书《诗论》以“好色”说《关雎》,反映了孔、孟以人之情性本然为礼乐教化的基础这一重要命题。荀子坚持了这一论点。《毛诗大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表现。但是,《毛诗小序》则完全否定情性而以史说诗,强调政治讽谏之用。因此,据说是传于荀子的《毛诗》,其中应有后人学说的掺入。而考察先秦儒家《诗》学与今传《毛诗》的关系,楚竹书《诗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汉代赋用论的成立与变迁

中国古代赋论由汉代肇端,历经两千余年之发展,形成了由"赋用"到"赋体"、"赋法"的批评路数,两汉正是赋用论成立与变迁的时期。西汉赋论以司马迁"讽谏说"与扬雄"丽则说"为代表,构成赋用论的基础。而由二刘(向、歆)的《诗赋略》到班固的《两都赋序》,正以其论述话语、治学背景、政教思想的不同,形成了由西汉到东汉赋用论的变化。东汉桓谭、王充、班固、张衡等学者论赋,既昭示了东汉赋家尚礼的治用观,又隐示了汉代赋用论向魏晋赋体论的潜移。

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文学史上一向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本文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司马”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论杨维桢的诗

本文用实证的方法 ,多元切入 ,开掘杨维桢研究的新角度。首先 ,提出了杨维桢诗歌的多题材问题 ,指出杨维桢不但宴游诗多 ,其社会讽谏诗也不少 ,他的社会讽谏诗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元代的社会黑暗的观点。其次 ,还提出了杨维桢诗歌的多宗源问题 ,指出他的诗因为多宗源才杂成亦此亦彼的“铁崖体” ,再次 ,本文还论述了杨维桢诗歌的多风格 ,表现了他那种大家风度和自由娴熟的创作方法。

论稼轩词中的俳优传统

辛弃疾的俳谐词数量甚多,约有九十多首。稼轩在俳谐词中或自我解嘲以解脱苦闷,或讽刺社会而嬉笑怒骂,俳谐词成为稼轩化解内心痛苦的手段,也是他针砭时弊的工具。辛弃疾对淳于髡、东方朔、扬雄等俳优型知识分子的认同,奠定了他对自我解嘲、嘲讽他人、谈笑讽谏等俳优传统的领会与运用,这不仅是他能创作出众多意味独特的俳谐词的重要原因,对于《答客难》、《解嘲》等俳谐文赋创作手法的承继,也是理解稼轩以文为词特质的重要视角。

《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在上古时,国家政治结构中血缘的纽带比较重要,劝谏主要是以"直谏"的形式出现的。《诗经》里就有许多贵戚之卿直谏君王的作品。"献诗"和"采诗"是《诗经》干预政治的两种方式。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血缘纽带松弛,君主专制加强,直谏越来越危险,人们越来越推崇讽谏。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汉代《诗经》学,形成了"美刺讽喻说"的方法论。这种理论把《诗经》中所有的篇章都附会于历史和政治,把很多本来没有讽谏用意的的诗篇,都解释成了谏书。"美刺讽喻说"对中国后来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的影响都很深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它形成的过程,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诗歌,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赋者古诗之流:《诗经》传统与汉赋的讽谏问题

通过对赋文学的特征的梳理以及对荀子、宋玉赋特点的讨论,足可证汉赋继承了《诗经》传统,并且汉赋的繁荣是汉代皇帝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传统的结果。

论“大雅”讽谏诗的文化意蕴

“大雅”讽谏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继承、发扬了原始氏族社会民主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体现了贵族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反映出贵族士大夫理想中的君王形象。深入挖掘其思想文化价值,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对于继承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由“讽上”到“颂德”——以《鲁灵光殿赋》为例论汉赋文学功能的变化

从西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至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汉赋的文学功能经历了一个"讽谏——劝百讽一——劝而不讽——颂德"的变化过程,即从最初为皇帝制作的"讽上"之赋,到具有《诗经》传统的"颂德"之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充满浓郁的社会、政治隐喻,这与此前的汉赋作品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同时,《鲁灵光殿赋》超越了以往辞赋面对帝王或上层歌功颂德的套路,将个人情怀、家庭伦理、儒学精神、国家制度、政治秩序等各种元素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使《鲁灵光殿赋》具有别样的思想意义。

唐代“五谏”考略

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唐代五谏的考察,得出唐时的五谏为中国古代谏诤制度中五谏的集大成者。考略五谏在唐代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以及谏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为今天的民主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