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不再娶”与“惠公再娶”之间的理论张力分析

春秋时代诸侯婚姻制度主要包括嫡夫人制、媵妾制、不再娶制。《公羊传》提出“诸侯不再娶”的义理,维护了嫡夫人制与嫡子继承制,防止出现废立之事。春秋多次出现因诸侯再娶造成的争位现象,《春秋》对此以不书进行避讳。《公羊传》提出“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理论进行灵活处理,后世学者肯定了“诸侯不再娶”的理论价值,这对于现代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有所启示。

西汉早期皇子诸侯王与中央皇室亲疏变化研究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吸取秦亡的教训,一方面推行郡县制度;另一方面分封了众多同姓亲族子弟作为诸侯王,在关东地区代天子行政,起到拱卫中央的作用。这些同姓诸侯王中,皇子诸侯王与皇帝的血脉关系最为亲近,也最得到皇帝信任,因此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关东地区的重要盟友。然而,随着帝位更迭,新皇子诸侯王不断产生,原有皇子诸侯王及其后嗣与新皇帝的血缘关系渐于疏远,于是成为中央政府新的防备、削弱对象。通过不断分封新的皇子诸侯王,以亲制疏,西汉政府强化了对关东地区的控制,增强了对关东地区的影响力。

《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的“九国”辨析

九国,指汉高祖末年的刘氏九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列举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国。长沙国,属异姓王,实际同姓王只有八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正文高祖十二年栏,记载楚、齐、吴、淮南、燕、赵、梁、淮阳、代、长沙十国,除去吴氏长沙国,是为刘氏九国,可知序文遗漏了淮阳国。《汉书·诸侯王表》序文承讹袭谬仍然遗漏淮阳国,正文亦未为淮阳国立专栏,掩盖了淮阳国。据上述可知,《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应补淮阳,以符刘氏九国之数。

西周选官之源与治理之道探究--以“诸侯入为王官”说为中心

见诸经典注疏中的“诸侯入为王官”说,不仅是经学史上一大论断,而且对理解周代吏治建设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古今学人论辩中大体有三种解读,将此断语中的“诸侯”分别解为畿内诸侯(采邑封君)、畿外诸侯、畿内与畿外诸侯,其中畿内、外诸侯皆可入为王官为主流学识。其实,大部分学者认为周王选官不区分畿内与畿外诸侯,并进而误解畿外诸侯常作天子大夫卿士,主要在于习惯举出周初个别诸侯入为王官的现象、事件来推导王官择取的基本制度,且对于某些诸侯入为王官的史事或称谓解读存在讹误,因而难以取信。从西周选官实践以及背后制度运行来分析,“诸侯入为王官”说中“诸侯”,宜当以“畿内诸侯”来解,“畿外诸侯”应不在其中。由畿内众多的采邑封君出任各级王官大夫,而畿外诸侯鲜入朝为官,这是由西周推行畿内、外分治的统治体制所决定的,也是由分封制下两类诸侯的权限、职责、地势不同所致。这是周王合理分配国家权力,进而展示御下之术的良善之法,体现西周统治者治国体系优化的高超智慧。

王者师与贤能政治:孟子“不见诸侯”义发微

“不见诸侯”在孟子既是宁死不可违之大礼,也是道义大节。孟子志在兴王道仁政,他要自别于挟术自重游士的“妾妇之道”,另立道统,以道导政,担任君师,引领君心通达圣王。王位与德性的合一需要罕见的运气,但布衣圣贤出现就可能辅佐出新圣王。与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贤相辅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于自身达成圣境,而是能够将国家托付给贤相与王者师的指导。这是孟子面对“后圣王时代”的现实大势时,给出的新的贤能政治方案。“不见诸侯”既承载了孟子“以道导政”的理想及其达成方式——为王者师,也是他接续政、道两统的历史担当。

从四个方面分析大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地望

《左传·哀公七年》《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禹合(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意思是,大禹在涂山举行诸侯大会,手执玉、帛(一种白色的丝织品)等礼品参加朝会的方国诸侯有许多。这里的“万国”是许多的意思,不是实指。这就是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涂山之会”。

诸侯经济、一体化经济还是不完全一体化经济?——论珠三角区域发展之路

就区域发展模式与战略选择而言,诸侯经济和一体化经济是两个重要方面,前者强调城市个体经济增长,后者注重区域统筹发展。通过对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历程回顾,检视两种区域发展模式的优缺点。其次,对一体化经济模式进行深刻反思,认为完全一体化经济虽能实现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但可能导致地方自主性丧失,滋生更大区域内的空间极化和区域隔离。文中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完全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主张有选择性的空间封闭,下放发展权力给地方或区域"社区",既保持城市开放,也延续地方发展自主权。最后,从外部性理论、"新区域主义"和"权力下放"等西方区域发展新理论、珠三角发展实践等三方面对不完全一体化的可能性进行论证。

汉代诸侯朝请考述

汉代诸侯朝请一般是定期参加大朝,由大鸿胪负责接待,朝请期间陛见皇帝四次,诸侯朝请需贡纳财物,皇帝有时也采用家人之礼接待,不朝者要受严惩,当然也存在因年老或其它特殊情况免朝的时候。

殷周诸侯体制比较

分封制是周代特有的政治制度 ,周代通过五等爵制严格了诸侯等级制 ,从而建立起尊天子、卑诸侯的严密体制。商代则不然 ,其外服制诸侯以职事服役为主要特征 ;同时 ,无论在控驭功能、制度完善及统治效果诸方面 ,都无法与周代分封制体制相比 ,因而这从一个侧面证明

西汉诸侯王墓棺椁及置椁窆棺工具浅论

西汉诸侯王墓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多用棺椁,并有相关配套用具,体现出与身份地位相符的棺椁制度。棺椁在质地、重数及装饰等方面均存在着一些差异,反映了多样化的特点。棺椁是盛放墓主尸身的重要设施,在置椁下棺时会使用较多的工具以达到要求,保证安全。相关工具的使用一方面是对旧葬制、葬俗的继承,另一方面又与墓葬形制、结构,棺椁自身特点等密切相关,体现出丧葬礼俗的演进、相应科学技术的进步及诸侯王墓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征等。

周代天子诸侯、卿大夫阶层的姓氏特征

天子和诸侯阶层姓氏制度的典型特征 ,就是对姓、氏的既利用又限制 ,其具体表现就是既要通过强调“同姓”关系来收族 ,保证其有一定的统治基础 ;又要限制近亲族人的国氏使用权 ,防止王权、君权的旁落。就卿大夫阶层而言 ,宗法制度是影响其姓氏制度的主要因素 ,在宗法制度下 ,小宗家族的氏号要通过某种方式体现出对于大宗本家氏号的服属 。

曾侯戈小考

本刊1983年底第3期发表了湖北枣阳赵湖1982年底新发现的曾侯戈,是很珍贵的文物。以湖北随县为中心的姬姓曾国,我们认为即古书中的随国。这个诸侯国的青铜器已发现许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西周末到春秋前期的,但均为礼器,兵器这还是第一件。这件曾侯戈系三穿中胡,援与内平,和阑成直角,锋作三角形。类似的戈,可举出河南三门峡上村岭的Ⅱ式戈。1976年发掘的陕西临潼零口窖藏,也有这种型式的戈。零口窖藏的年代是西周末年,而上村岭墓葬群属于春秋前期。零口所出的这种戈,

汉初与皇帝“共天下”的诸侯王

汉初实行分封制,受封的诸侯王是皇帝"共天下"的"人君",由异姓、同姓诸侯王和功臣列侯、食邑者等构成.异姓诸侯王在刘邦去世前铲削殆尽,影响比较大的是同姓诸侯王,是仅次于皇帝的"诸侯人君",是与皇帝"共天下"的主体.本文试以汉朝初年的同姓诸侯王为主,对其与皇帝"共天下"的情况稍作分析.

从两汉诸侯王墓出土玉器看汉玉艺术风格

汉代是中国古玉发展的高峰之一,由战国晚期到两汉,经历了一个继承、创新、式微的发展过程本文主要以两汉诸侯王墓出土的玉器为基础,一方面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其典型玉器进行型式分析,从造型上概括各类典型玉器的特点和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从纹饰演变和技法上对代表汉玉艺术风格的三种典型纹饰进行分析。

西汉诸侯“惟得衣食租税”考疑

汉初“诸侯皆赋” ,景、武以后“惟得衣食租税”。其所食是“全租”还是“半税” ?学术界颇有争议。一般认为 ,除田租外 ,诸侯不能再征收山川园池市井之税作为个人的“私奉养”。但是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 ,认为诸侯的衣食租税应为“全租” ,而非“半税”。田租、算赋为诸侯之公用 ,山川园池市井之税作为诸侯的“私奉养”并未完全取消。汉武帝为解决财政困难 ,推行盐铁专卖政策 ,逐步取消了诸侯经营盐铁、铸币、酤酒的权利。

晋侯苏编钟所见的西周巡狩行为

晋侯苏编钟铭文反映了西周巡狩行为。铭文中"省"即是周王的巡狩,与征伐蛮夷戎狄的军事行为相关。铭文反映的巡狩折射出西周晚期政治的种种特点,如蛮夷戎狄叛乱频繁,王权衰落,周王不得不进行挣扎,王师的战斗力下降等等。晋侯苏这样的大诸侯是周王巡狩的武力支持,他们有权力控制蛮夷戎狄,但仍臣属于周王,他们与文献中的"方伯"有共同之处。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诸侯”——历史笺释与法律考辨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的"诸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密码,其不仅有历史名词的"所指",还有作为法律主体的"适用范围"。基于现有的材料,精确地界定其"所指"可能存在困难,但判断出其适用范围则是可能的。从已知的汉初政治法律环境来看,"诸侯"的适用范围可能不仅仅包括汉初统治者册封的同姓或者异姓诸侯,还包括六国王室的后裔,秦末农民战争中自封或被封的诸侯及其残余势力以及汉初军功集团,还可能适用于匈奴。

《鲁颂》——颂僖公图复周公之业,争伯诸侯也

《鲁颂》——颂僖公图复周公之业，争伯诸侯也●郭令原《鲁颂》四篇是反映鲁僖公君臣活动的历史文献，保留了春秋时期鲁僖公的重要史料。虽然《诗》《书》以弦歌与记事分科，其实六经皆史。先民的讴唱，正可以补史传的不足；不可以因载籍的残缺，反而诬古人的歌颂为夸诞。...

刘邦《大风歌》情感底蕴新探─—兼论汉初翦灭异姓诸侯王之得失

刘邦《大风歌》情感底蕴新探─—兼论汉初翦灭异姓诸侯王之得失范天成西安教育学院语言文学系秦亡汉兴之际，曾产生两支震烁古今的楚声短歌：项羽的《垓下歌》和刘邦的《大风歌》①。在秦末历史舞台上，项羽和刘邦扮演了两个最重要的角色。他们共同灭秦之后，又为争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