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传统——晚周诸子对“民之父母”观念的重构与反思

“民之父母”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传统。该观念的产生当不晚于殷周之际,盛行于两周,蕴含道德伦理与礼乐文明的价值诉求。“民之父母”观念体现了家国同构政治体制下通过拟血缘思维方式,实现公共权力正当性话语的构建。迨至晚周,诸子百家争鸣,赋予“民之父母”观念新内涵,呈现出维新与革新两种进路,推动政治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经过晚周诸子的重构与反思,“民之父母”观念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它不仅延续至今,而且其所蕴含德治、民本与法治的核心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天下诸子

《庄子·天下》篇开中国2000年学术批评之先河,将先秦诸子中主要门派的特点逐一勾勒,加以品评。这种格局恢宏、俯瞰各家的气度是此前上百年学术争鸣的结晶,也是因时因势而成。文章除了对墨家和道家等有所描述,还对当下人们不怎么熟知的宋钘、尹文子、彭蒙、田骈、慎到、惠施等的思想学说做了评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学术资料。

论诸子思想的先进性、局限性和一般性因素

诸子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宏大思想系统,引导中华民族由封建领主制变革为集权官僚制。诸子思想是中华民族制度大变革时代的产物,其先进性根植于诸子所处的时代,其局限性也根植于诸子所处的时代。诸子思想的时代先进性和局限性的统一,就是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特殊性。对诸子思想的探讨,要在从时代特殊性来认知其先进性的同时,明确其历史和逻辑的局限,进而从其特殊性中发现一般性因素,以为现代思想变革发展的借鉴。

创设真实情境,探究诸子经典——选择性必修上册第二单元阅读情境创设实践

教学中应筛选,整合已有知识,创设个人体验情境;加强跨媒介合作,再现社会生活情境;以任务驱动,构建学科认知情境。互相融合,彼此渗透,创设真实、富有意义的语文实践活动情境,对于激发学生文言文阅读兴趣,积累必备的文言知识,思辨文化经典的现代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官学事师”与诸子起源——以刘歆《诸子略》为中心的关联分析

早期中国有学问、有知识的人都集中在官场体制内。《礼记·曲礼上》曰“官学事师”,便揭示了不同行业的发端与师传皆出于早期政府系统。文明初建之时的商周官府,充当社会事业的公共管理机构,孕育了百行百业的“祖师爷”。“学”字本身就起源于王室宫廷、贵族生活。“学”演化为成熟的知识系统则发生在西周之后。及至战国,知识阶层开始独立而不依傍于官场。刘歆《诸子略》直接联结学术与职官,逐一阐述并分析了各家学派的职官起源。周室衰微,周天子的管束减弱,自由的政治氛围直接导致诸子之学空前繁荣。诸子之间虽有差异,是“殊途”和“百虑”,但都起源于“六经”,都是王官之学的支流或变种。故“六经”是它们的“同归”与“一致”。

德法兼容:两汉“诸子”的治道思想

先秦“诸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道思想,儒家以德治国,法家以法治国,墨家以人治国,道家无为治国,为两汉“诸子”治道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诸子”根据时势的变化,以儒家为纲糅合先秦诸家治道思想,形成以德法兼容为主要特点的治道思想体系,具有如下内涵特征:突显君主的一元地位;强调治道思想的物质基础;构筑完备的天道观与人性论基础;以“中”来调和德与法。“诸子”治道思想被应用于治国实践中,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古代社会治道思想之源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诸子学说与中华文明的渊源

一、系统思想学说占据文化核心位置谈到一国的历史文化,可以举述很多很多内容,甚至难以圈出文化的范围,因为它太广泛了。在这千头万绪的文化因子当中,比较系统的思想学说,在任何一种文化当中,都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当前学者们论述中华文明的渊源,很通行一种“多源说”。从认识方法上看,这种说法是需要斟酌的。所谓渊源,也就是河流的源头,这也就是河源。对于任何一条河流来说,河源都是唯一的。在这个源头还没有清楚找到的时候,人们才会把上源地区若干条小河笼统地视为河川的源头。然而科学的认识,却需要具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基础上,对这若干条上源河流加以比对,分出主从,以确定真正的河源。

前诸子时期哲学概念在音乐教育研究中的体现与运用——以“阴阳”平衡为例

基于中国传统的阴阳概念,音乐教育研究能够体现七类阴与阳的要素:能量转换、渐变性、非评判性、情境性、互补性、共生性和进步性。阴阳能为全球音乐教育者和研究者呈现平衡的研究思想,并为音乐教育研究提供宏观指引。在阴阳的概念中,音乐教育没有绝对的量化或质性研究,所有实证研究都是“质中有量,量中有质”。以阴阳概念指引的思想能够完整体现音乐教育研究的全景。此外,音乐教育研究者应该具备整体的阴阳视角,这包括对学术追求、研究设计、数据类型、研究者-参与者角色、分析方法和结果阐释的把握和理解。

多元与争鸣:前轴心时期的文明积淀对诸子学术的影响

中国古代原始时期的文明广泛存在着地域和民族的差异,这就为先秦诸子学说的形成积累了深厚且丰富的思想养料,而诸子著述中所显现的文化底色,以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彼此诘难与思想的争奇斗艳,也印证了多元化的原始文明对于诸子思想的深刻影响。

先秦诸子论“安危”

先秦诸子论“安危”的历史背景包括中华民族积极应对安全威胁历史传统、以史为鉴优良传统、传统安全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激荡的社会局势。对“安危”一词的论析几乎涉及诸子百家,杂家、法家、儒家等先秦诸子对安危问题较为重视。先秦诸子重视安危形势及其研判,高度关注国家安危特别是政治安危,重视军事及其将领、国君、人民群众在国家安危中的重要作用,重视道义在国家安危中的特殊作用。虽时隔千年,其依然彰显出持久的魅力,对当下的国家安全工作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孙子学文献提要》“国内著作类文献”斠补

《孙子学文献提要》是研究孙子学的津梁,是孙子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和工具书。自其面世以来,嘉惠学林数十年,编写时虽经编写人员反复校改,但仍存在一些错漏。今罗列35条讹夺情况比较明显的提要进行斠补,以资该书修订再版时参考。

四论、五论“新子学”的再探讨——兼论“《子藏》学”对于《汉》《隋》二志的超越

方勇先生在四论、五论“新子学”中,均提出变革《汉志》“尊经卑子”思想的主张。沿着方勇先生的思路向上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刘歆、班固等人所阐发的“尊经卑子”理念,其理论支撑是《汉志》《七略》所构建的“诸子出于王官”之学的思想脉络,其后《隋志》进一步将各派诸子与《周礼》中的职官一一对应,试图将诸子之学纳入“六经”体系。但若将诸子思想与《周礼》中各职官、职文仔细进行比对,则能发现《周礼》产生于各家诸子思想成熟之后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不存在诸子借鉴《周礼》思想而成己派之说的可能,这显示出《汉》《隋》两志在处理“诸子”源流问题上单一、粗简的缺点。在此种情况下,方勇先生所提倡的“《子藏》学”则较好地填补了《汉》《隋》两志在诸子学领域内的缺失之处,其对诸子的分类、评析与等而视之的研究理念,超越以往疏解诸子思想的常规路径,并俨然成为当今子学研究系统中的显学。

基于OBE发展理念的高校诸子散文选读教学模式设计

OBE发展理念运用到高校诸子散文选读教学设计中,有助于创建新型散文选读教学模式。基于目前高校诸子散文选读教学中存在的欠缺质量标准、课程定位模糊、保障措施不力等问题,从“创设多元情境,丰富学习体验”“教授诵读技巧,奠定学习基础”“分析论证思路,严密学生思维”“明确辩论技巧,指导学生写作”“加强阅读指导,提升阅读效果”等方面提出对策,以期能够多维度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從“諸子哲學”到“新子學”的學術傳承與拓進——論胡適、魏際昌、方勇的“諸子學”一脉承續與發展

“諸子學”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根本與源頭。而且有史以來,諸子之“學”,作爲我們中華民族對於傳統文化的傳承、研究與發展之學,又有着同諸子時代一樣繁榮的百家争鳴的成果和局面。胡適及其弟子魏際昌以及魏際昌弟子方勇等,可以説是非常獨特的一條支脉。這一支脉首先由胡適從其“整理國故”思想主導下的“諸子哲學”開啓,到其弟子魏際昌在中國當代語境系統下作了深入的諸子解讀和學理闡發,尤其是到21世紀,胡氏之第三代傳人魏際昌弟子方勇提出“新子學”,使得整個諸子學得到了里程碑式的升華。於此形成非常清晰的一條文脉,而且又呈現出三代賡升的發展走勢。

东周诸子山岳观念比较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山岳观念同中有异。在山岳祭祀上,诸子皆认为山岳祭祀具有国家政治意义,可以巩固国家统治,并与国家兴亡有关。在山岳形象特征与人关系上,孔子与墨子皆将圣人之德与山岳的自然特征联系,法家则将山岳自然属性应用于君臣关系之中。在山岳资源保护上,儒家、法家、阴阳家皆提出自己的观点,均认同山岳资源取用要符合自然规律,方可保护生态环境。

魏際昌先生諸子研究特色及意義

魏際昌學識淵雅,著述豐富,於先秦兩漢散文和明清古文獨有會心。其諸子學表現爲散文研究,具有學科化特徵。但與一般文學研究采取以今律古的研究路徑和來自西學“純文學”的觀念不同,他秉持考鏡源流的方法,回到先秦兩漢文學語境中考察諸子散文,顯示出中國文學本位的研究立場。概言之,以“史”論學,用“文”觀子,乃其諸子研究特色所在。因“文學”(或單稱“文”)爲先秦兩漢時期更具涵攝力的六藝和諸子的上位概念,由此最足考見諸子學乃至先秦兩漢思想文化本源,故其運思理路和文學觀念就頗具諸子研究的方法意義。它們爲包括“新子學”在内的古典學研究打開一條貫穿古今的通道,值得進一步發掘和闡釋。

《諸子徙信 燕趙璽印》札記(四則)

本文對《諸子徙信燕趙璽印》中幾枚璽印的釋文提出自己的觀點:一、將原釋文爲“喜丞”的“”,改釋爲“厃(尉)喜”;二、將原釋文爲“”的“”讀爲“軌”;三、將原釋文爲“”的“”,改釋爲“餲”;四、將原釋文爲“䍚”的“”,改釋爲“罩(淖)”。

“诸子互补”与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

中国传统兵学一直在诸子思想文化的影响下成长。在中国各主要历史时期,诸子思想对兵学发展均有影响,以典型的兵家人物和兵家典籍为个案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兵家思想在这种影响下发展的特点和成就。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兵学之所以能够达到很高的哲学层次和精神境界,能够遥遥领先于世界古代军事文化发展,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在与诸子思想的共振、互动中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诸子思想的精华。

教学逻辑视域的诸子散文教学——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例

将先秦诸子散文教学置于教学逻辑的视域下,符合新课标要求、教材编选与学习任务安排的逻辑,以及文本本身的逻辑性特征。引导学生借助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等相关思维方式,进行概念的界定、判断的分析、推理与证明的审查,能够有效推进诸子散文思想解读、思路梳理、文化浸润、思辨探究等教学环节。建构符合教学逻辑的语文课堂,能够促进学生深度理解、评析诸子思想及其表达,思考诸子思想的当代意义,对于培养语文学科“思维发展与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的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的课程目标具有重要价值。

论战国诸子散文对《周易》《诗经》文学特征的继承与发展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谈道:“《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周易》的“取象”和《诗经》的“比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都对战国诸子散文的创作意义重大,现对三者进行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