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药炮制研究的四重证据法

本草文献的传统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为主,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的一种治学方法。近年来,黄璐琦院士将二重证据法运用于本草文献研究中,倡导本草考古,即在本草文献考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出土的文物为依据,修正和补充历史文献的错漏、局限和缺佚。作者根据炮制文献研究的特殊性,提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与炮制古法复原,并称为传统中药炮制研究的四重证据法,其核心内容为古法复原。运用该法着力解决:文献记载的炮制工艺是否真实的问题,古籍中同种药物不同炮制工艺的优劣比较问题,古代炮制文献中的疑难问题,现代中药炮制工艺中存在的问题,为新药研发提供新思路,并列举了具体的运用实例。

证据法学视角下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辨析

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为单一的故意或者过失的观点,会造成该罪的处罚间隙问题,也不符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污染环境罪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故意和过失污染环境的行为均可构成污染环境罪。刑法之所以将污染环境罪设立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是为了解决该罪的主观要件的证明困难问题。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既降低了证明标准,也降低了法定刑,防止了轻罪重判,因此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求真”与“求善”的竞合——证据法功能之择析

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法治建设要求先进且高水平的司法文明,随之而来的便是价值层面的追求。证据法领域的发展已不能仅以认识论指导下的“求真”为唯一的重心,而是应当将价值论基础上的“求善”也纳入重点考量范畴内,使“求真”和“求善”这两大证据法基本功能在找到和谐共处之平衡点的基础上,共同高效发挥其作用。从而使证据法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而是扩张到价值论的领域。然而,“求真”与“求善”之间往往存在着竞合关系,兼顾两大功能使其交互发挥积极作用是证据法发展所追求的根本,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无法兼得的现实情况时,“求善”是证据法功能所应侧重的方面。

“漂移”的法锁:中国区块链证据研究的融合方案

区块链证据的自我鉴真功能改善了电子证据真实性认定的困境,对区块链证据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可加速诉讼信息化发展及智慧法院建设的进程。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于软件CiteSpace5.8.R3,以CNKI数据库及WOS数据库中的文献为样本,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时间脉络演进等图谱,对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以及研究趋势进行综合分析。国内外“区块链证据”发文量逐年递增,并呈现出研究热点技术化、研究观点本土化、研究前沿实践化的发展趋势,单凭中国本土司法理论和实践的滋养无法为区块链证据规则的构建和完善提供良性发展的土壤,应当重视运用国内外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着重于聚焦区块链证据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渠道。

从画像石、简牍看秦汉的拜谒行为——兼论“二重证据法”与史料之间的“多重关联性”

在不同性质的材料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对于历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二重证据法”即被认为主要强调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古代拜谒行为为考察对象,探究画像石中的拜谒形象和名谒的呈现方式、出土文献中的名谒与“君前臣名”表达的意义、历史文献中对于拜谒场景的多元叙述,试图将图、物、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搭建起血肉丰满的拜谒历史场景。在继承“二重证据法”研究理念的同时,试图展现史料之间更为立体的“多重关联性”。

论区块链技术对证据法教学的实践性改革

法学教育面临信息技术的冲击,对法学教育从业者而言提出了新的挑战。区块链存证技术夯实了电子数据时代的真实性审查理论,并在司法实践中获得多维度的认可。但证据法教育却未能及时回应此技术发展的时代特征。证据法课程承担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作用,因此讨论区块链存证技术为证据法教育带来的创新作用将具备必要性。教导法学生认识区块链存证技术并学会如何使用,可使教育部提倡的OBE理念在证据法课堂上得到落实,同时也起到厘清应用型高校的法学课程教学改革方向的作用。应用方向改革涵盖倡导教师对区块链技术的学习、教学资源共享、司法案例实证研究以及随堂展示等不同具体实施方向。Legal education is facing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poses new challenges for practitioners in legal education. The blockchain certification technology has solidified the theory of authenticity review in the era of electronic data and has gained multidimensional recogni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However, evidence-based education failed to respond promptl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ra. The Evidence Law course serves as a bridg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herefore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innovative role of blockchain evidence technology in evidence law education. Teaching law students to understand blockchain evidence technology and learn how to use it can enable the OBE concept advoc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be implemented in evidence law classrooms, and also play a role in clarifying the direction of law course teaching reform in applied universities. The reform of application direction covers different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directions, such as advocating for teachers to learn blockchain technology, sharing teaching resources, conduct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judicial cases, and on-site demonstrations.

OBE教育理念下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证据法学”课程评价方式改革

文章首先分析了OBE教育理念下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证据法学”课程评价方式改革的必要性,然后论述了“证据法学”课程评价现状,接着从确立课程评价目标、成立课程评价改革指导组、优化课程评价内容等方面阐述了OBE教育理念下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证据法学”课程评价方式改革,最后说明了OBE教育理念下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证据法学”课程评价方式改革成效。

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探讨

本文旨在探讨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通过对证据法学的基本概念、原则和理论体系的梳理和分析,深入探讨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梳理和分析,本文旨在为我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以促进证据法学在我国的发展和进步。

课程思政视域下证据法学教学改革研究

证据法学作为高校根据办学特色开设的专业必修课课程之一,其指导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元素,其天然承载着为我国培育“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的培养任务。若能以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为目标,明确证据法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重点,在基础知识中挖掘课程内容中的思想政治元素,并在合理、量化考核内容及方式助力下,将思想政治元素潜移默化地融入其中,将为完善我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大格局育人目标提供可能,也为我国早日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添砖加瓦。

民族考古学家汪宁生的治学方法——以“三重证据法”为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族考古学诞生,而汪宁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汪宁生在中国古史、民族学、考古学的基础上,以及顾颉刚等人的影响下,形成了“三重证据法”。同时汪宁生也在写作和实践中运用“三重证据法”。而“三重证据法”也在批评中不断接受检验,虽然民族考古学有些过时,但不妨碍人们重新评估民族考古学“三重证据法”的价值。

历史中的神话与神话中的历史——夏启叙事的四重证据法求证

《尚书·甘誓》主人公夏启在大战前誓师,誓词中鼓励将士们御马驾战车作战。据考古材料,中原地区未发现任何年代达到距今4000年的家马和马车。如果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启是真实的历史,也不可能存在《甘誓》所言车战的物质条件,商代后期至周代才流行这种作战形式。仅据此第四重证据就足以判断《甘誓》非“虞夏书”,实为后人伪托,伪托者以周人可能性最大。神话之书《山海经》所叙夏启佩玉璜操玉环而升天的叙事,却潜含着真实的史前史信息。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出土双龙首玉璜实物,对照甲骨文“虹”字为双龙首虹桥形,表明史前先民神话想象有多种升天手段,架彩虹(桥)、乘龙、佩玉璜具有殊途同归的性质。玉璜符号所讲述的7000年历史,比汉字叙事的历史深远得多。这不仅是中国故事,而且是全球视野下中国独有的历史大传统。

新时代高职教师职称制度建设现状调查:基于三重证据法

利用具有三角互证功能的三重证据法,对高职教师职称制度建设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其主要成绩包括:基本建成“四层级、六环节”的评审组织流程,职称评审的内容设计日趋符合高职教育特点,职称评审方式方法呈现诸多基层首创特色,评审与聘任相结合成为职称制度的重要原则。同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学术导向的职称评审模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职称评审指标的量化赋分方法不够公平合理,职称评审流程设计不够周全易滋生不正之风,师德考核负面清单等配套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论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在司法中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应当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然而,目前我国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存在缺少明确法律规定、缺少非法电子证据认定及排除标准、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效果欠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完善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以立法形式将电子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设置不同的排除标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引导刑事司法实践。

加拿大情报证据披露制度研究--以《加拿大证据法》第38条为中心的展开

[研究目的]随着情报证据在诉讼程序中的广泛应用,诉讼程序的公开性与情报证据的秘密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合理调整情报证据披露制度,进而平衡“权力--权利”的关系,对于缓解情报证据披露与保密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通过文献分析、判例分析等方法,并以《加拿大证据法》第38条为中心,对加拿大情报证据披露制度的发展变迁、改革实践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论]经过不断发展和革新,加拿大建立起了以分庭审查模式为主要特征的情报证据披露制度。尽管加拿大情报证据披露制度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仍然存在部分论争,但其平衡“权力--权利”关系的制度设计值得深入研究。

屈家岭原始黑陶“旋纹”表征的二重证据法分析

湖北京山屈家岭出土的原始文化黑陶是中华民族在原始社会时期文明的象征,其装饰纹样表征代表着当时社会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利用二重证据法分析湖北京山原始文化黑陶的表征特征,有利于对于湖北京山原始文化黑陶的文化开发,以及为我国原始文化黑陶的研究添上重要的研究资料。

三重证据法: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方法论

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让实物、图像、文献三重史料相结合,被命名为“三重证据法”。王国维文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鲁迅金石研究的考证方法都是其“三重证据法”的理论背景。沈从文长期与文物打交道的丰富实践直接促成“三重证据法”的形成。“三重证据法”区别于“多重证据法”的意义,在于方法上综合考古学、历史学、图像学的研究传统,以物见文、文图互证,研究指向纵深的物质文化史层面。

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以《证据法学》教学为切入点

在我国《证据法学》课程的教学中,受制于传统教学法的路径依赖、案例教学法的自身局限和路径争议,案例教学方法仍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案例教学法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证据分析思维,帮助学生理解证据规则的创设意义,以及锻炼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具有显著的功能价值。为完善案例教学方法在《证据法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应当秉持真实、典型且有争议的原则选择案例,在推进研讨、进行总结和组织考核等维度上妥善安排课程,并选择以“个案教学法”为主,“法律诊所”和“个案全过程学习法”为补充的路径。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现代性反思

对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界具有广泛的共识,然关于其学理渊源及对近现代人文学科的具体影响,仍缺乏系统的梳理与思考。本文对二重证据法的实质,以及它是否还适用于现代的文史研究,又是否能拓展运用到其他学术领域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二重证据法的学理根据在于熔铸了清代乾嘉考据学及西洋史学的实证主义理论,并通过不断地学术实践、革命论辩检验而成。与同时代其他治史方法相比较,该方法更具先进的学术眼光,不仅体现在对史料的把握更加宏观,也体现在方法论构建的缜密性与系统性。而梳理近代以来关于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及演变情况,可从学术史沿革的角度看出此法的科学性与普适性。

“辅助说明材料”的证据法定位及法庭运用规则

示意图、实物模型、计算机模拟品等“辅助说明材料”常见于近年的法庭审判之中,这些特殊的诉讼材料对案件事实不具证明力,仅有解释、说明功能。我国学者受美国证据理论影响将此类材料通称为“示意证据”:或是将其与“示意证据”直接等同;或是将其视为“示意证据”的特定种类。但辅助说明功能不等于示意功能,不能将辅助说明材料等于示意材料;此类材料也非证据,冠以“示意证据”之名不符合现行法。应当在我国的证据法体系中赋予辅助说明材料以独立地位,并根据我国法律的特点构建相应的法庭运用规则。

视频侦查行为的证据法域考察

视频侦查是以现代视频技术为手段,以视频设备为硬件基础,以收集证据、查明案情为诉讼目的刑事侦查行为。其诉讼法功能主要表现在实现其所收集的视频资料从证据向事实的转换。视频侦查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因视频技术的进步而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也应受到法律的规制。从这个角度出发,作为一种侦查取证行为,视频侦查不仅要解决“求真”问题,更要重视“求善”问题,即要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重要考察要素实现法定功能,同时要以“同一性”认定为重要指向,使之更加符合诉讼价值,从而实现其证据法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