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公安背景下现代化警务治理体系的构建

作为一种新型警务工作模式,智慧公安在各地公安机关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中,因其自身精准性、高效性、高度互联性的特征,警务工作效率与效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但现代化警务治理体系在一些方面仍无法与智慧公安这一主题相契合与配套,出现了一定的僵局,如治理理念滞后、管理体制障碍、专业能力受限、滥用个人信息等,这严重阻碍了警务治理和智慧公安的持续发展与二者的协调统一。在“智慧公安”的大框架下,公安机关应当通过治理路径的重新建构提升数据化应用水平、构造扁平化指挥结构、强化警民沟通与联系,形成三大良好的治理局面,即智慧治理、高效治理、协同治理,最终实现警务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持续推进国家总体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

新时代公安审计服务警务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及路径研究

公安审计作为公安机关经济决策科学化、内部管理规范化、风险防范常态化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是公安机关的“免疫系统”,是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公安审计监督,对于强化经济运行制约,规范执法管理活动,促进清廉公安建设,实现有效警务治理,显得十分必要且迫切。本文结合浙江实际,从警务内部治理出发,围绕公安审计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等三重逻辑,分析公安审计服务警务治理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和现实困境,探索以高质量的公安审计治理能力服务警务治理的主要功能及其路径,以期为公安审计“善治”促进警务“良治”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论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警务治理共同体的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作出新的部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任务。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农村警务治理共同体建设作为警务治理的新视角,通过分析共同体的概念以及构成要件,结合农村地区警务治理的现实困境,从体制机制、科技赋能、社会协同三个方面出发,探索出多元共治的警务治理共同体实践路径,能有效提高农村警务治理水平,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平安支撑。

大数据视域下的警务治理转型:理念辨析与路径选择

每一次科技革新,都会引起社会治理的深度变革。数据资源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深刻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在此背景下,警务治理要与时俱进,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解决公安工作中的痛点和难点,提高警务工作的智能化水平,最大限度释放警力,推动警务治理向数据警务、智慧公安转型。

当前社会排斥背景下的警务治理

在当前利益分配失衡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因利益获得较少,自认被社会抛弃甚至排斥,从而产生反社会排斥的心理与行为。这种社会排斥心理和行为,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对警务工作形成压力。为此,公安机关应在多元共治、协同供给的理念下,从警务改革的宏观思路、中观策略和微观对策等角度,推进警方与社区、警察与公众的互动合作,践行公共安全增进和社会秩序生发过程中的警务治理。

整体性视域下的大数据时代警务治理现代化构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最早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强调,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并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基层警务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和异质化治安需求的日益增多,警务治理模式呈现出碎片化和多元化的特征。警务治理与基层社区治理有着相生相伴的深切关联,其历经政治化警务模式、合法警务模式、服务与权变警务模式的更迭,是基层社区治理变迁的表征之一。在新形势下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应通过提升协同治理绩效、厘清警务供给主体责任、推进社区融合警务新模式的实践路径促进“互嵌式共治”警务治理制度安排的实现。

我国外国人聚居社区警务治理改革刍议

目前,我国在外国人出入境环节的管理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体制,然而外国人在境内居留期间的日常动态管理环节还较薄弱。基层涉外警力不足,长久以来重管控、轻融合,重打击、轻防范,导致外国人聚居社区警务治理效果不佳,存在治安隐患。在我国加大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公安机关应秉持融合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加强沟通交流,消除文化偏见和语言障碍,促进外籍居民融入社区并参与维护社区治安,营造高效、透明、人本、开放的警务治理环境。

非传统安全语境下警务治理能力提升

在非传统安全语境中,安全观所关注的不仅行为体主体多元化,而且行为客体也更加多元化。应对当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基于警察的维度考量,提升警务治理能力至关重要。而提升的关键在于正确选择和科学应用安全治理、零容忍、先发制人策略以及着力改革警察管理体制,提高警察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着力推进警察专业化建设,提高警察专业化水平;着力破除开展警务合作的制度梗阻,为警务能力提升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治理多维化”:创新地方警务治理体系的现实选择--基于清远治安防控实践的理论分析

在社会治安压力的背景下,公安主体应以"多维化治理"的警务战略思维,搭建起公安机关与政府其他部门、各类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展开多领域、多层面、多形式的合作模式,创新地方警务治理的手段、路径、方式,以实现社会稳定。鉴于此,我们以"清远社会治安防控实践"为分析对象,探讨清远警务主体以"治理多维化"创新社会治安防控的实践路径。通过"平安边界"、"平安城市"、"平安乡村"、"平安景区"等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清远警务主体逐步构建起一套"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有效地维护了清远城市公共公共秩序。为深化全国公安改革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地方性样本。

“一带一路”倡议下警务治理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警务治理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的概念。“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重塑了警务治理的环境,拓展了警务治理的内涵。与此同时,使警务治理面临治理理念相对滞后,警务社会化探索不足;治理结构相对松散,治理效能有待提高;制度体系不完善,内部监督制约乏力等现实困境。破解警务治理困境应重构警务治理理念,持续推进警务社会化进程;深化警务治理改革,优化警务治理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多元警务治理机制;坚持厉行法治,规范警务内部治理。

智慧时代的警务治理法治化

警务治理的智慧化是针对国家治理文化及环境的变迁作出的及时回应。聚焦警务治理时代变迁,发现“主体的多元”“决策的精准”本质上是以技术为底色的警务改革所重塑的治理逻辑。智慧技术在警务治理中的多场景运用的确极大改善了治理绩效,但也出现技术主体缺乏授权、公民权利克减、警察权隐形扩张等法治风险。理性审视警务治理在智慧化进程中的风险,并通过构建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权利保障制度及权力制约机制等路径,促进警务治理在深度变革中获得法治化重建。

试论内部审计在警务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关于警务治理的基本概念,我国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定论。我们认为,警务治理大致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内部队伍的管理,二是对外部社会的履职。在警务治理中,审计实质上是公安机关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本文主要从公安内审与警务治理的关系、公安内部审计在警务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警务治理内部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积极发挥内部审计在警务治理中作用的方法和路径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我国警务治理研究的热点现状与未来展望

为揭示我国警务治理研究的现状与进展,以CNKI作为数据源,采用关键词共现网络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发现,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公安机关、社会治理、社区警务等方面,研究领域则主要划分为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警务治理、警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基层警务治理研究三个方面。展望未来,我国警务治理研究应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快推进相关交叉学科建设、开展数字治理研究、加强比较研究、积极借鉴域外经验。

用好制度优势推进警务治理现代化

城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市域警务治理又是城市社会治理重要的组成部分。加快推进市域警务治理现代化,既是城市警方应尽的职责使命,也是有效保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具体体现。为此,要充分发挥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运用战略管理的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实践,推进市域警务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机制与路径研究

公共安全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的基础,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必须扎实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新要求,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从被动“遇见”向主动“预见”、从被动保平安向主动创平安、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治理模式转型的逻辑基础在于主体驱动的内生机制、方式驱动的外生机制和制度驱动的规范机制。在新时代,要从贯彻落实“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理念、加强重点单位治安保卫和治安防控、推进智慧防控建设等方面推动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

我国警务协同治理研究述评及展望

论文对我国警务协同治理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进行综述。通过较为详尽的文献考察,梳理了我国警务协同治理研究的兴起缘由、发展脉络、研究现状,按照时间维度和议题维度回顾和评介了我国警务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评述了警务协同治理的目标、组织机构、协同模式、协同机制等主要议题的研究情况。研究发现,警务协同治理研究已初步搭建了基础研究框架,但总体上仍不成熟,建议未来研究应在概念内涵界定、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改进,并力求在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开展学术对话;尤其是如何能够兼顾借鉴与适用性,发展适用于我国情境的协同治理理论将有助于促进我国警务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生态学视域下警务治理协同化的逻辑与路径

面对社会治安形势与公众高质量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现实,生态学理论为研究警务治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警务治理生态系统由要素、结构和运行机制构成,具有整体性、共生性和平衡性的特性。通过剖析警务治理的现实图景,发现治理主体的单一性、治理过程的碎片化和治理效果的有限性制约了警务治理的发展。警务治理协同化与警务治理生态系统的内在逻辑相契合,应从主体培育和机制构建等方面实现治理协同化。

警务协同治理:影响因素、协同模式与协同机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在此发展理念和框架设计下,京津冀三地公安机关提出进一步整合警务资源,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深化京津冀警务合作。跨域警务协同治理作为警务协同治理的重要类型之一,可理解为两个或多个公安机关,基于对公安利益、公安目标和价值的最优治理绩效的共同追求,共同参与和行动,对警务活动进行治理的过程。长期以来,行政性分权、发展型地方主义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抑制了跨区域警务协同治理的发展,中央政策推动、现实棘手问题与治理资源依赖促进了协同治理的进一步发展。警务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治理环境、治理目标、治理过程、治理资源。在不同的阶段,警务协同治理模式的动力、主体、组织、类型、范围、内容也不同,分为中央主导模式、地方主导模式和多元驱动模式。警务协同治理机制包括利益驱动机制、沟通协商机制、警务保障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

舒城县公安局基层派出所--以“微警务”天开拓基层治理“新路子”

“本职的事情尽力干,交叉的事情主动干,分外的事情愉快干。”今年以来,舒城县公安局基层派出所结合大别山区地理、文化特色,以“网上警民议事厅”为载体,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议“警事”、话“家常”、普“法律”、讲“防范”,把小事办实,把实事办好,构建“线上虚拟治理+线下现实防控”这种“指尖+脚板”新型警务治理模式,提升了群众安全感、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