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算法警务研究

欧美算法警务实践的本质是依靠数据库和算法技术对违法犯罪事件进行前瞻性的预测,核心是犯罪定量分析技术在警务实践中的应用,警务实践的运行主要以犯罪模式理论、犯罪重复性理论为逻辑支撑,呈现出以犯罪类型为核心、以时空分析为核心和以个人风险评分为中心的三种警务算法运行样态,推动了欧美国家从传统的警务模式迈向数字化的警务模式,实现了“警务无增长改善”的执法效能变革。但是,在欧美算法警务实践运行中,也出现了基于算法警务前段数据输入质量偏差引发的执法活动不公、基于“技术鸿沟”和“代码保护”产生的“算法黑箱”“技术利维坦”以及由算法技术引导警务执法实践带来的“警察权力扩张”与“公民隐私权利保障”的结构性失衡。

智慧警务视角下预测型警务之风险及其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落地,预测型警务算法的建设方兴未艾。算法对高效、精准地完成警务活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也给公众的数字化生存带来广泛而系统的风险,如私权侵蚀、警权弱化、“算法统治”等。公众数字化生存下算法规制体系缺失、算法规责制度缺位及算法技术性缺陷导致算法风险向实害结果转化。防范智慧警务风险,应以法治原则为指引,强化数据管理规范化、算法机制透明化、算法监督系统化。

算法时代警察权的隐性扩张及其应对

以算法预测和算法侦查为主要形态的算法警务日渐勃兴,在算法驱动下,警察权的作用节点从传统的危害防止阶段前移到风险预防阶段,警察决策的个别化机制加入了自动化方式,警察的数据分析职权亦脱离了数据收集职权。由于警察法上数据型权利的确权停滞、维稳体系中算法配置的路径依赖以及警务算法监管的体制性障碍,算法对警察权的强化效应并未被我国法治体系所感知,渐呈隐性扩张之势。应对算法时代警察权的扩张,应当以权力显性化为规制目标,在法规范上以数据型权利形塑警察算法型强制措施,以场景类型匹配算法决策的效力,以预防性行政诉讼来加强算法决策的外显,以“剩余风险”控制警察预防任务的过度前移。在配套制度上,则以“技术监管衔接规范授权”为主要路径,包括以算法清单制度收缩警察任务的扩张边界,以算法技术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加强算法警务的可溯源性,以警务算法专责监督机构来确保算法技术监管的落地。

智慧警务的风险及其规制机制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技术驱动的智慧警务,在更好地回应复杂性社会治安防控、打击违法犯罪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弱化警务法治目标、消解公安执法正当程序、导致警察权更易进入私权利等一系列风险。对技术主义弱化警务法治目标的风险,要从数据正义的价值取向和健全技术标准去预防;对智慧化警务技术消解公安执法正当程序的风险,要对警务数据采集和运用、警务算法的决策和适用范围加强程序控制;对智慧警务导致警察权更易进入私权利的风险,要健全公安机关算法归责原则并强化公民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