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警察幸福感与幸福之源——基于浙江省三个县(区)级公安机关的实证研究

警察幸福感以职业满意度为核心,是特殊职业幸福感范畴下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整合取向的理解。以塞利格曼“幸福2.0”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自编《警察职业满意度量表》,对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杭州市西湖景区、湖州市长兴县等三个县(区)级公安机关民警进行抽样调查,基于因素分析构建包括工作动力、职业认同、同事支持、综合评价等四个因子的二阶结构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发现,浙江省公安民警幸福感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工作单位(岗位)、收入水平是警察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由年龄、职级、警衔、警龄等因素综合决定的职业发展阶段对职业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警察幸福感的异质性与跃升——对两市大样本数据的多维纵深比较

利用新一线城市(N市)与三线城市(Z市)的大样本警察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警察的幸福感水平在一线城市更高、未婚比其他婚姻状况更高、警保类较其他警种更高,且警察的幸福感均随年龄上升呈现“微笑曲线”,随受教育程度上升呈现“倒U”型,随职务上升而上升,随工作年限和警衔上升而下降。多因素纵深比较来看,幸福感异质性引致的警察“中年危机”“职业高原现象”“怀才不遇”以及攀比效应与棘轮效应影响下的“幸福悖论”等现象确实存在;中年、无职务、高学历成为两市低幸福感警察群体的标签。应通过精准供给满足警察多元利益诉求。

被信任感对警察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兼论警察职业使命感的中介作用

从警民信任关系视角出发,建构警察被信任感、职业使命感与其幸福感的作用机理模型,并基于215名在职警官的实证调查数据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被信任感对警察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使命感在被信任感与警察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结论对公安机关从信任和职业使命感双向视角提升警察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以双向引导并行的方式增强警民交互信任感知,以拉近警民心理距离方式切实提升警察幸福感,以唤醒从警初心使命的方式有效激发民警幸福感提升的内在动力,成为当前提升警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警察印象管理对警察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209名公安派出所所长样本的实证分析

以公安民警为研究对象,将印象管理中的自我提升策略、逢迎策略和幸福感中的工作幸福感、生活幸福感建构理论模型,通过对209名公安派出所所长的有效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年龄越大工作幸福感越强;女性警察比男性警察生活幸福感高;自我提升策略影响警察生活幸福感但不影响警察工作幸福感;逢迎策略对警察生活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均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警察自我提升策略比逢迎策略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深。研究结果表明:只有通过不断改善和提升年轻警察的幸福感,重视增强男性警察的工作幸福感,以及注重自我提升策略和逢迎策略的改进,才能进一步有效提高广大公安民警的幸福感。

新发展阶段警察幸福感管理的问题、理念和路径思考

警察幸福感是公安机关从优待警的目标指向。因幸福感本身特征及变化规律的影响,现行惠警政策对公安民警幸福感增长的助益作用已接近瓶颈。进入新发展阶段,基于现有幸福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警察幸福感管理应建立系统经营、分群而治和持续影响的基本理念。通过推进工作资源的供给侧改革,构建民警职业成长支持体系,加强公安机关学习型警队建设,在维持民警幸福感现行水平的基础上拓宽幸福路径、提升幸福能力,实现公安民警幸福感的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提升警察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以长兴县公安局为例

关于警察幸福感的探寻,近年来成为公安队伍建设的热点问题。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提出了"积极心理学"理论,将幸福分为积极情绪、投入、意义、成就和人际关系5个元素。在该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心理资本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以长兴县公安局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究新时代警察幸福感问题。针对长兴县公安局在编警察,编制调查问卷,共计发放问卷598份,有效回收率达79.4%,并结合SPSS 23软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长兴县公安局警察的总体幸福感水平较高;"积极心理学"理论、心理资本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理论支撑运用于本研究具有正确性和科学性;围绕影响警察幸福感的5个元素,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体验到快乐,通过有效沟通促进人际交往,以公正为基石深化制度改革,从而提升警察幸福感。

新时代高级警官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基于209份高级警官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文章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公安机关高级警官为研究对象,基于回收得到的209份有效问卷的样本数据,探讨新时代公安机关高级警官的幸福感现状。研究发现,女性高级警官幸福感强于男性高级警官、拥有积极心理状态的高级警官幸福感较强、良好的沟通有利于增强高级警官幸福感等,并据此提出注重保障女性高级警官幸福感、定期对高级警官开展心理疏导、促进高级警官内外部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