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离现场:警察现场执法中裁量行为的目标与逻辑

警察现场执法中是否将执法对象带离现场主要取决于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自由裁量。在警务分流、以压促调、案件转化等常见的带离现场措施中,执法裁量行为于不同侧面均有所体现。裁量行为遵循着治理效果与执法效益的“二元目标”,并在两者间灵活切换。但由于存在不稳定的警察内部学习机制、不确定的现场执法环境变化、非理性的沟通方式影响,相同执法目标下也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裁量行为。这种利弊权衡后应对现场执法复杂情形的短期权宜之计。卷宗制作环节的事实剪裁为其提供了充分的合法化“包装”手段。由此,传统执法单一法律规制手段难以对其进行有效规制。未来,宜秉持“同情但未必同意”的态度,从裁量行为发生与作用机理入手,在尊重裁量行为逻辑的基础上,从引入程序公正目标、加强技术治理、畅通学习机制等方面监管裁量行为过程。

肢体语言在警察现场执法中的应用

警察在现场执法中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肢体语言进行识别判断,发现其中的规律,从而帮助警察能在人群中辨识可疑人员,锁定犯罪嫌疑人。同时能在对抗中预判危险,提前做好防备;在办案中独辟蹊径,发现细微的线索;及时抓捕犯罪嫌疑人。

罔顾儿童:警察现场执法问题与治理--以“警察无视随行儿童过度执法”事件为例

通过对四起警察罔顾随行儿童过度执法事件进行回顾及评析,发现警察现场执法时罔顾儿童安全的主要原因是从妥协式执法走向机械式执法、警察角色冲突导致抉择失衡。在有儿童随行情境中,警察现场执法时应坚持最小使用武力原则、优先保护无辜儿童原则和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原则。还应从完善相关法规、提升民警现场执法能力和水平、提高公安机关及民警的舆情敏感性及应对能力,完善儿童随行情境中警察现场执法问题的治理。

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警察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的悖反与调适

近年来,我国对警察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高度重视,维护警察权威的规范性文件层出不穷,讨论多年的袭警罪也正式确立。然而,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并未在实践中取得应有成效。这种“制度—实践”的悖反可解释为“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的差异。制度角色预期包含法律、政策制定者的规范预期,组织管理者的治理预期以及执法对象的诉求预期。这三类预期之间不仅可能产生冲突与竞合,还受现场执法条件、执法利益与执法能力的制约,最终影响警察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的效果。未来,警察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不应仅局限于技术规则的建立,更应聚焦于警察在现场执法过程中的角色与能力匹配。以实际能力为限度合理设定目标,建构科学合理的执法行为评价机制,挖掘警察现场执法的处置潜能,强化工资福利待遇的正向激励,并积极引导正向社会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