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违法暴力原因分析

警察违法暴力行为,包括刑讯逼供等职务暴力,也包括其他非职务暴力。警察违法暴力根源于警察权的天然暴力性。人们对警察的畏惧与对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警察违法暴力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而司法授权、司法监督、司法救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位以及现行警务管理体制的弊病则在制度上催生了警察违法暴力。此外,警察的心理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防治警察违法暴力,不仅仅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更是一个法治文化问题。

从防止警察违法角度反思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核心,直接关系着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处理结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阻却警察违法的说法出自于美国的学说和判例,也就是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的方式来确保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能够遵纪守法,进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实践中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需要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同时满足必定性、及时性与严厉性。我国从侦查到审判的诉讼过程虽然也注意发挥该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但是该规则本身具有内在局限性和外在因素导致的缺陷,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仍需要采取措施来完善。

论创建责任型警察

在现代法治时代,权力就是责任,行使权力就是履行义务。不依法行使权力或者懈怠执法,就是违法;权力不再是执法者寻租的资本,责任行政和责任政府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责任行政是现代法治政府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应当对自己的执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警察行政权力的运作应当始终置于法定责任的轨道。市场经济不需要似乎无所不能的权力型警察,而恰恰需要被严格限制权力的责任型警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通过“控制滥权”实现“权力正当”(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各法域的发展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中国创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致力于遏制可能影响定罪准确性的警察违法行为,规范司法人员的证据审查判断行为,也有利于实现司法权乃至政府权威的正当性。当然,由于更深层面的司法改革尚未启动,实践效果可能会受影响,值得继续关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通过“控制滥权”实现“权力正当”(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各法域的发展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中国创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乃致力于遏制可能影响定罪准确性的警察违法行为、规范司法人员的证据审查判断行为,也有利于实现司法权乃至政府权威的正当性。当然,由于更深层面的司法改革尚未启动,实践效果可能会受影响,也值得继续关注。

民事诉讼不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是吓阻警察违法,而民事诉讼中的违法取证主体一般为非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私人,民事诉讼中没有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威慑功能的弱化——兼评赫尔英案对“善意例外”的扩张

美国2009年的赫尔英案创设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新类型,即因客观上合理信赖其他警察部门记录而取得的非法证据不予以排除。赫尔英案对"善意例外"的扩张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威慑功能的弱化。回顾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程,它的例外不断创设、威慑功能逐渐式微是贯穿其间的主线。反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在威慑警察违法方面具有内在局限性,本质是让全社会为警察的行为承担责任,惩戒警察个人才是防止违法取证的最有效途径。我国的非法物证排除规则以法官裁量排除为原则,以减少冤假错案为目的,有效遏制警察违法行为依然需要强化警察惩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