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与汉语史研究方法的有机统一——《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评介

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近百年间,学界在汉译佛经对汉语发展的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佛经作为汉语史口语语料库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进入新世纪,汉译佛经的语言价值被深入发掘,诸多成果为研究打开了新视野。黄娜、石彦霞博士出于对译经研究的共同志趣,撰就了《南北朝译经疑问句研究》。此书整合了历史观念与汉语史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了疑问句,描写了外来成分、文言、白话以及不规范成分,得出了可信的结论。

译经意识与中国典籍翻译

古代宗教文本翻译实践的“译经意识”对中国典籍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氏兄弟提出并坚持的“直译法”则是其“译经意识”的直接体现。“译经意识”为中国典籍翻译提供了原典型实证研究方法,促成了当前中国典籍翻译领域所必备的基本条件或素质的形成。

中古译经中表尝试态语气的“看”及其历时考察

本文讨论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中表尝试态的助词“看”的用法。我们认为该时期表尝试态的助词“看”的用法主要有两类:(一)直接附在动词后面(V看);(二)附在述宾结构后面(VO看)。进而讨论助词“看”的产生与发展演变。

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

从12条佛教词语(短语)入手,可以考察《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年代。其中"观世音菩萨"、"四围陀"、"释氏宫"见于后秦译经;"大悲愿","不请友",与《大方便佛报恩经》中如来十号相同的十种具体名称"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以及"萨遮尼乾","天宝香、天宝花(华)"和"一箭道"均见于东晋以后译经;"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最早见于东晋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三藏九部"除《大方便佛报恩经》外,其余用例均见于南北朝以后的中土佛教典籍;"五盖十缠"最早见于南朝梁的《慈悲道场忏法》。这12条佛教词语表明,《大方便佛报恩经》不是东汉时期的文献。如果是译经,它的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

失译、误题之经年代的考证——以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为例

语料年代准确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本,语料鉴别本身也是语言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失译、误题之经语言学价值极高,数量宏丰,目前学界对这些经或弃之不用,或直接引用,均不利于汉语史研究。而通过考证,可以梳理出可靠的语料,弥补中古时期资料的匮乏。从文献学、词汇学、文化学三方面综合考证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会发现:文献记载其非曹魏昙谛所译,其词汇面貌接近西晋以后译经,而戒法完善之"尼"在西晋以前更未出现,故其年代最早亦在西晋以后,极有可能是刘宋释昙谛所撰。另外,考证过程中应注意参照经的选择、区别性语词的提取、考证方法的应用等问题。

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

《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大藏经题署“失译,附《后汉录》”。学者通常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用,值得商榷。本文尝试从语法(判断句、被动句和疑问句)、词汇(一般语词和“～切”式复音词)的某些角度,对其翻译年代进行推定。本文认为,《大方便佛报恩经》所反映的语法词汇面貌与可靠的东汉译经不同,应该是魏晋以后的译经。

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

本文据唐玄奘的译经 ,详细论述了敦煌石窟壁画中依据玄奘译经绘制的经变画 ,特别就各时期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变、天请问经变、十一面神咒心经变、不空索神咒心经变、十六罗汉像的流行情况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对昙旷、乘恩、洪、法成等高僧的研究 ,说明唯识学派学术思想在敦煌的传承和影响。并据《大唐西域记》等的记载讨论了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中的瑞像图以及西夏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中的“玄奘取经图”。

合译:佛经翻译的一大特色

合译(co-translation),顾名思义,是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进行翻译的一种群体行为。在我国翻译史上,合译这种方式似可上溯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宋代《册府元龟·外臣部》曾有这样的记载: 周公居摄六年,制作礼乐,天下 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胥重 译而献白雉,曰:“道路遥远,山川阻 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试说翻译佛经新词新义的产生理据

关于中土文献与汉译佛经的关系,是近年来佛经语言研究者时常谈论的问题。本文分析“形骂、仁、卧出、哀音”等词的产生过程,从而说明译经新词新义的产生与中土文献息息相关:佛典新词往往运用汉语固有词语或语素构成;佛典新义新用法往往是汉语固有词语含义的引申或扩展; 某些新词往往是汉语固有词语的充分运用。早期汉文佛典在研究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只是中古文献语料的一部分,不应过分夸大其影响,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入唐求法:铸造新罗僧侣佛教人生的辉煌

7—9世纪末,新罗与唐佛教交流频繁。7世纪初入唐求法的新罗僧侣,参与玄奘法师领衔的佛经翻译,对佛教宗派的发展、教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8—9世纪来华的新罗僧侣,有些将唐朝作为中转站,前往印度求法取经,有些跟随中国名僧大德研习经论,学成返回新罗,对形成新罗九山禅门奠定了基础。新罗僧侣入唐求法,实现了自己佛教人生的最高理想,为佛教在东亚的传播、唐与新罗佛教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古译经中的假设语气助词"时"

历来人们认为汉语表示假设语气的助词"时"产生于唐宋时期,通过对中古译经中的"时"字调查,我们认为在中古译经中出现了表示假设语气的助词"时"的用法,应该得到关注。同时我们讨论了"时"的来源和语法化的动因。

文白之辨——译经史上文质之争的实质

汉译佛经不但对佛教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汉语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译经伊始,就出现了所谓文质问题。学界倾向性的看法一般认为译经中的文与质实际上是指意译与直译,即译经方法问题。译经史上的文质之争虽与意译、直译有一定关系,而其最关键者乃在于语言上的文与白,以文言翻译则显文,以白话翻译则为质。

汉晋佛教译经与晋宋民歌的语言

文化的交流首先是语言的交流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本文从语言比较入手 ,通过分析刘宋民歌《华山畿二十五首》之十八的特殊语言形态 ,指出它的语言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 :先秦两汉汉地本土词汇———佛教译经借用———民歌语汇。站在佛教译经与本土语汇展转借用、相互影响的角度上 。

梵汉对音概说

梵汉对音概说储泰松一、引言１．０对音（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亦译Ｔｒ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是指用汉语音译外语名词术语或成段语料，或用外语音泽汉语名词术语或成段语料，借此考订各个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就材料可利用的现状而言，对音主要是指汉译外语...

谢灵运与慧严、慧观

在晋宋之际,谢灵运是名士、诗人和佛教学者,慧严、慧观则是当时名僧,在“什门八俊”、“什门十哲”之列。史载他们有一定的交往,但语焉不详。本文挖掘相关文献,梳理他们各自佛教活动的线索,标注他们交往的结合点及其情形,认为他们曾相会于庐山,复聚于荆州,共译经于建康,在《华严经》、《大般涅槃经》的汉译润改过程中有过重要的合作。

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

十六国北朝是佛教传播及其中国化的重要历史阶段。由于诸少数民族统治北方及其造成的民族融合的背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佛教与诸少数民族政权及北方社会的深入结合,呈现出与东晋南朝的诸多差异。诸如佛教与北朝统治集团的密切关系及其强烈的政治特征,僧团势力的发展及其北朝诸政权利用严密的僧官制度予以控制,北朝佛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及其对民间结社、乡里社会组织的深入影响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路径,遮蔽了北朝佛教传播过程中的这些特点,致使人们忽视了从社会史角度观察相关历史与文化。近年来,中外学者日益重视从佛教传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论述相关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特约扬州大学王永平、吉林省社科院尚永琪、吉林大学邵正坤就此著文。王永平《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一文,论述了北魏孝文帝在平城和洛阳大力兴造佛寺、广泛招揽高僧、全面制定僧制,推动了北方佛教长期持续和有序的传播,使平城和洛阳成为当时佛教繁盛的中心地。孝文帝特别喜好佛教义学,招揽了诸多义学高僧,给予优厚待遇,助其讲论,奠定了北魏佛教义学发展的基础,推动了南北学术文化的融合。尚永琪《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详细考察了自前秦以来长安僧团的发展状况,特别对后秦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的僧团组织及其与后秦政权的关系、僧官制度的建立、僧团的"学问化"及其译经活动、僧团内中土僧人与天竺僧人、天竺僧人与西域僧人及不同僧团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论述。邵正坤《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与拟血缘群体》根据大量的北朝时期的造像记,揭示当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信仰群体从事造像、建塔、立寺、写经等佛事活动或者社会福利事业,以为这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互益、自助团体,这种拟血缘团体既受佛教有关教理、教义的影响,也与该历史阶段的社会环境有关,并得益于佛教在北方的广泛流播。

从被动式看东汉西域译经者的翻译风格

本文从被动式这一典型句式入手 ,对东汉两位最主要的译经者———安世高和支谶的风格做了辨析。

汉译佛经语体的形成

从佛教的语言观念与译经的特殊形式两个方面,对汉译佛经中白话与文言因素并存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汉译佛经中出现大量白话,既有佛教传统语言观的原因,更受制于早期主译僧人的汉语水平;汉译佛经中的文言因素,则来源于担任笔受及润文的中土文人。

东汉译经中所见的语法成分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录的东汉汉译佛经材料中，已经出现的几种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诸如范围副词“都”，引进动作涉及对象的介词“共”，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同义连用助动词，句未有“不”的疑问句等，都早于同时代的其它文献材料。汉译佛经使用的是通俗化、口语化的语言材料，从汉语文研究的角度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大量的口语，对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