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

对于学术史的研究,人们只习惯于定性的考察,而不注意用统计的方法去定量分析。20世纪百年间究竟产生了多少项词学研究成果?在不同年代成果量有何变化?这些变化有何规律?是何原因?这些问题,迄今没有答案。经全面盘点,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总量高达22909项,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它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起步初始阶段(1901-1932年),成果总量为476项,年均14.9项;迈步发展阶段(1933-1955年),总量为1496项,年均65项;踏步缓行阶段(1956-1978年),总量为3322项,年均144.4项;跨步腾飞阶段(1979-2000年),总量达到17615项,年均800.7项。1933-1936年词学研究成果量第一次快速增长,得益于词坛领袖龙榆生和他主编的《词学季刊》的倡导。"文革"十年词学研究成果量仍能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则是由于"海外军团"的崛起。1979年以后词学研究飞速发展,与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而与教育制度的变化和出版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20世纪海内外杜甫研究成果量的时段变化

20世纪海内外有关杜甫研究的成果总量为4707项。从发展变化来看,杜甫研究经历了两个高峰、两个低谷、三个时段,先是低开低走,接着震荡上扬,后段高开高走、快速飙升。前期没有什么活跃作者,中期活跃作者以日本的吉川幸次郎、黑川洋一和韩国的李丙畴最为突出,中国大陆因受政局变化的影响,成果量远低于海外。后期的杜甫研究,成果量快速飙升,主要是中国大陆成果量的快速增长拉高了整个杜甫研究的大盘走势,海外成果量的变化不大,此时中国大陆的活跃作者最多,高产作者全部来自国内,其中李炎、张忠纲、金启华和刘明华等人的成果量最为突出。

20世纪下半叶韩国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量化考察

20世纪下半叶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受到外在社会局势的不利影响,成果量一路上行,差不多每隔十年就上一个台阶,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增速明显加快。韩国唐代文学研究的作者队伍规模不大,八、九十年代每年有成果发表的常规作者也就是三、五十人,大量作者是"快闪"的"票友"。从变化历程来看,半个世纪间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经历了前低后高两个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年产成果量较低,作者队伍规模较小,活跃作者中以李丙畴最为杰出,最受关注的作家是盛唐三大家:杜甫、王维和李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年均产量提高了三倍多,作者队伍的规模也大为增扩,其中柳晟俊最为活跃,个体作家研究中杜甫的关注度依然最高,有关唐代作家影响研究的成果最堪关注。

20世纪国内李白研究的量化分析

20世纪国内的李白研究成果累计2410项。百年之间,有7个大涨的年份、2个大跌的年头。虽然年度变化起伏不定,但阶段性变化相当明显。1954年以前是低开低走,1955~1977年是高开低走,1978年以后是高开高走,至90年代减量下行。前期的李白研究,成果量不多,作者队伍零散而不成规模。中期的成果量有较大增长,作者队伍也渐次壮大,其中麦朝枢、孙殊青、王运熙、俞平伯、胡国瑞和裴斐诸人比较活跃。后期的李白研究,成果量大幅提升,作者队伍的规模也迅速扩张,郁贤皓、葛景春和安旗是此时成果量最多的三位活跃作者。

百年来李清照、辛弃疾研究成果量的时段变化

1901—2009年间有关李清照研究的成果量为2 207项,辛弃疾研究的成果量为1 970项,分别位居个体词人研究成果量的第二和第三,仅次于苏轼。但二安研究并不是持续的热点,70年代以前一直比较冷落,直到1979年李清照才开始成为备受追捧的热点,辛弃疾研究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比较而言,1978年以前,辛弃疾研究的热度略高于李清照;1979年以后,易安研究的热度则高过稼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易安研究快速升温,成果量比稼轩研究高出4成,但选题重复扎堆的现象相当严重。

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量变化的统计分析

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总量是34 818项。每年的产量变动不居,时高时低,低谷时段有高峰,高峰时段有低谷。总体上看,百年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1901—1919)是初始起步,第二阶段(1920—1953)是缓步前行,第三阶段(1954—1981)是迈步前进,第四阶段(1982—2000)是快速飙升。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变化有两大特点:一是成果增量呈现出时段的不平衡性,总体趋势是前低后高。前三个时段成果量虽然是逐步走高,但总量较低,到了最后一个时段的80、90年代,成果量迅速飙升。二是研究热点既有延续性、趋同性,又有差异性。从时间的角度看,自从上世纪20、30年代形成个体作家研究的热点之后,每个时段的热点都比较集中,前后相继,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维、李贺和李商隐一直是研究的焦点。从空间的角度看,中国内地和海外的研究集点,也基本上在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王维、李贺、李商隐、刘禹锡和杜牧等著名诗人身上,但其间也有差异。内地学者偏重关注诗人,而海外学者既关注诗人,也留意小说家。

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的宏观走势

新世纪以来,大陆词学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01～2009年间的词学研究论著目录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的成果量逐年上升,作者队伍日益壮大,新生代已经形成,今后词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具有充足的人才储备。

20世纪海内外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地域差异

20世纪海内外有关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总量为34818项,海外的研究成果占三分之一。发表过唐五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作者共14718人,其中国内作者占七成,海外占三成。国内业余作者占比大于海外,显示民众的参与度高;海外的业余作者较少,故作者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较高。从作者队伍类型的结构来看,高产作者、中产作者和低产作者呈金字塔形分布。高产作者中,国内的最多,台湾地区的较少,体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气和治学路数。文体研究的基本格局是重诗轻文。从宏观研究与个体作家研究的分布来看,是以个体作家研究为主、宏观研究为辅。个体作家研究涉及469位作家,但分布冷热不均,杜甫、李白和白居易是三大焦点作家,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王维、李贺、刘禹锡、杜牧、元稹、岑参、李煜是十大热点作家。各地的热点同中有异,杜甫是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学者的最爱,李白在欧美学者中人气最高,白居易最受日本学者的青睐,海内外人气指数落差最大的作家是张鷟和寒山。

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20世纪宋史研究论著总计41319项,有1471位宋史人物进入宋史研究的视野,其中苏轼研究的成果量最多,达3263项,独占鳌头。研究热度之高,无出其右。数据表明,被研究的成果量与历史人物的贡献力、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高度正相关。苏轼三千多项研究成果,分布在文学、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等二十个方面。历史人物研究成果量的主题分布,反映出当代学者对历史人物的身份认同。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的序幕,揭开于1918年,此后经历三个时段的变化,至1981年,始形成热潮。20世纪共有1989人发表过苏轼研究成果,大量是低产作者,拥有6项以上成果量的活跃作者仅66人。10位高产的活跃作者,投注度都很高。活跃作者,只说明其成果数量多,其成果的学术质量,并不能等量齐观。如何评估学术成果的质量、如何评价学者的贡献,还需要不断完善量化分析的指标和权重,建立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

20世纪下半叶台湾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发展变化

20世纪下半叶台湾唐代文学研究论著成果总量为4245项。年度产量虽时涨时跌,但整体上发展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以1972年为界,历经前低后高两个阶段。与成果量的增长同步,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格局不断拓展。在个体作家研究中,杜甫是关注的焦点,文体研究的基本格局与大陆一样,也是重诗轻文,但对小说的关注度略高于大陆。整体上看,两岸的研究热点是同大于异,即使是在1950—1970年代两岸隔绝的时代里,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热点的关注也基本一致,反映出两岸学者共同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

《阿来研究》十年来选题分布和作者队伍的统计分析

《阿来研究》(以下简称本集刊)是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2014年创办以来,已历经10年时光,出版19辑。本文拟用计量学术史的方法,统计分析本集刊自创办以来的论文选题分布、作者队伍,看有哪些特点、哪些方面还有待完善。一、选题热点分布本集刊虽然以“阿来”为名,但实际上是研究以阿来为代表的藏地文学和四川文学。第1辑拟定的栏目有四大板块:阿来创作研究、藏地文学研究、藏地民间文学研究和比较影响研究,后来又增加了当代其他少数民族著名作家及其创作研究、四川当代著名作家作品研究,定为六大板块。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成果量的发展变化

20世纪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总量为4463项,各年产量高低不一,最高的年份达196项,最低的年份为零,但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明显,以1946年为界,分战前、战后两个时期。战前成果量虽然很低,但质量较高,尤其是有关张鷟及其《游仙窟》研究和白居易及其《长恨歌》研究,颇具开拓性。战后的成果量逐步提升,1980年代以后增速更快,不仅成果增量加大,作者队伍也扩张了近一倍。其中吉川幸次郎和松浦友久分别是战后两个时段日本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吉川幸次郎是日本研究杜甫的第一人,松浦友久是日本研究李白的第一人。作品鉴赏、传播接受和文献考订是战后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三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