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演奏特点研究

文章以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演奏特点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订谱的轻六调、重六调、活五调三种调式的潮州筝曲,从右手弹奏和左手作韵两方面,具体阐述了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演奏特点。

许守诚订谱的潮州筝曲谱面研究

文章以潮州筝派代表人物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曲谱为研究对象,通过分类、比较、统计等研究方法,从谱面的角度对乐曲整体结构特点、右手弹奏特点及左手作韵特点三部分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归纳出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的谱面特点。通过对许守诚先生订谱的潮州筝曲个性特点分析研究,再次证明了民族民间音乐流派中各个音乐家的个性特点形成了流派的基础,增添了流派的活力,构成了流派的色彩,奠定了流派的特性,是音乐流派繁荣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原动力。

戴震与订后《郑氏诗谱》

《郑氏诗谱》在诗经学中地位显赫,不过,它屡遭波折,多次讹阙,又被多次修补。本文旨在揭示清代学者戴震对《郑氏诗谱》的修复过程,并对其修复功过进行评价。

沈德潜游杭考

沈德潜晚年编纂《沈归愚自订年谱》,对其一生行迹作了大略的记录,其中不免有疏漏之处。如游杭之事,沈德潜曾数次入浙,或观赏西湖、钱塘美景,或应邀前往修志,或陪同乾隆巡幸。不过除三次随驾所记准确之外,其他几次杭州之游或失载,或误记。杭州之行是其首度出省,其声誉也随之扩展至两浙,且因与浙派诗人的密切交往而调整诗学宗尚,所以此事具有重要的意义,年谱中本不应有这些疏漏。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对此进行考订,意在提醒研究者在使用这部年谱时应持审慎的态度。

走向文本:元明词学趋向论

词在南宋以后渐现"唱""写"分离的趋势,文学性越来越强,音乐性趋于弱化,在宋元之际还出现了几种关于作词之法的专论。进入明代,从音乐走向文本已是大势所趋,作为初学者入门指南的订谱之作越来越多,遴选唐宋词以为词史典范的选本盛极一时,音乐形式文本化和曲词文本经典化是元明词学发展的总体趋向。

“大晟曲谱”南宋流传考

由于史料记载的混淆以及词学耆宿的渲染,"大晟曲谱"失传说影响深远。其实,"大晟曲谱"并没有失传;在南宋很长一段时期内,"大晟曲谱"尚存留于深宫内院或达官贵人家,并在多种雅俗乐场面得到流传。不仅如此,"大晟曲谱"的流传还与南宋雅词派的诞生关系密切。但"大晟曲谱"毕竟流传面有限,除"燕乐十七调"外,多数曲谱仍无法成为市井传播的时新曲调。加上南宋孝、光、宁、理四朝的多次"校谱"、"订谱","大晟曲谱"已远失前朝旧貌,渐至隐晦湮没,遂为别谱所掩盖。"大晟曲谱"在南宋已经"失传"的说法之所以能根深蒂固地存留于人们的脑海中,其实也与它的这种传播情况有关。

校谱之风与南宋典雅词派的兴起——从曲谱流传角度看词派形成的音乐背景

南宋校谱之风始于孝宗、光宗间(1183—1194),而于理宗、度宗间(1225—1267)达到高潮。校谱多以达官显贵家为聚集中心,如四明史家、临安张家及广陵张家等,乃由贵家牵头而由门客、雅人做具体校谱工作,性质为私家校谱而非官修。所校之谱多隐晦其来源,但都有以旧谱制新谱的共同特征。校谱之风对南宋中后期的词学发展影响深远。如四明史家所校"清真谱"凭借史家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影响而成为南宋中后期词风转型的"激发剂",杨缵《圈法周美成词》则巩固了词风转型的成果并促成了南宋典雅词派的最终形成。校谱不仅团结了大批词客、雅人相与切磋音律、探讨词艺,并且因校谱而逐渐形成了旨趣相似的词法。

浅谈辽宁鼓乐工尺谱——《辽宁鼓乐工尺谱集》序言

我国传统乐谱—工尺谱体现着中国人的乐谱观、音乐观。中国人认为,乐谱不是音乐,仅仅是唱奏者的一个“照头”,一个“框架”。只有唱奏者发出的声音,才是音乐,才能表达情感。因此,乐谱做一个“框架”足矣,不必过细地在上面做更多的标注。辽宁鼓乐工尺谱是艺人惯用的乐谱,濒临失传。它不仅保留大量传统乐曲,还保存了许多古老的音乐信息,如唐代“大曲”的结构痕迹,宋代的“曲破”以及“移宫换调”和“三镲一锣”的点板方法等,是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