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及认定关系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确保财务报告及管理信息的真实、可靠和完整”。建立一套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且使之得到有效地运行，对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算法介入下众包骑手劳动关系司法认定的实践检视、困境剖析与标准重释

平台用工模式相较于传统用工模式更加灵活开放、复杂多样。尽管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仍有适用价值,但不能完全适用于新业态用工形态下的平台用工模式。审判实践中,众包骑手劳动关系认定出现了平台企业与众包骑手关系性质定性不明、适用法律机械、认定标准模糊以及归责对象单一等问题。破除当前困境的关键在于对劳动关系从属性司法认定方式进行重新解释,强化算法作为新要素在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判断中的作用,在审判实践中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做实质考察。同时在坚持“劳动关系—民事关系”二分模式的基础上,从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中寻找解决方法。

算法从属性: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之钥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平台劳动关系认定问题愈发受到关注并引发巨大争议。司法实践中关于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观点各异,对于劳动从属性标准适用的认定不一。究其原因,在于新兴技术条件下平台用工的非典型性给传统从属性考量因素带来挑战。算法从属性的提出为劳动从属性判断提供新的解释路径。在新就业形态用工劳动关系“三分法”下,算法从属性与第三类劳动者特性高度契合,建议将算法从属性作为第三类劳动者认定的核心标准,形成平台用工案件新的司法逻辑,以破解平台劳动关系认定困局。

网络主播与经纪公司劳动关系认定的困境与出路——基于113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直播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但网络主播数量激增带来的是其劳动关系认定的相关法律问题。由于直播行业相较于传统行业更依赖于互联网,因此其用工形态与传统劳动模式也有较大差距,不仅表现在从属性、工作方式的变化,还表现在薪资支付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虽然直播行业具有新的行业特征,但现有的“从属性”认定标准可以解决其劳动关系认定法律问题,无须构建新的判断标准。基于此,为适应行业新特征,应在原框架内对传统的劳动关系进行拓展,对于从属性的认定要从实质性和综合性进行判断,重点审查关键要素,对于双方签订的协议也要从实质把握是否具有合意。

会计师事务所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因果关系认定的困境与制度回应

会计师事务所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因其鉴证文件存在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法律责任,厘清责任承担的关键在于认定交易因果关系与损失因果关系。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实际情况,在认定交易因果关系时,我国应确立“存在有效市场”为“推定信赖”原则适用的前提,并于法律制度中引入“理性投资者概念”,规定“推定信赖”原则的适用对象为“理性投资者”;认定披露信息“重大性”时,应增设“理性投资者标准”作为补充,以弥补现行规定应对证券市场“价格失灵”时的不足;同时应确立审计准则作为判断信息“真实性”与“重大性”标准的法律地位,降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法律风险;且应建立对于“阻碍损失因果关系成立因素”的统一证明标准并采取统一指数计算市场风险。

新业态下劳动关系认定的实证检视与规则构建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新型就业形态的用工模式,为求职者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就业机会,但也对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及现行劳动关系认定规则提出了新的挑战。分析研究司法实践中新业态劳动关系认定情况,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存在新业态劳动关系认定率低,劳动法规供给不足、适用僵化等问题,现行以人格从属性为内涵、以经济从属性为外延的劳动关系理论仍有改进和解释的空间,对此予以扩张解释可以将新业态的用工形式纳入其体系之中。应当在改造我国现有劳动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以弱势群体保护为原则、四阶层、二要件、多要素的认定规则,并制定倾斜性的举证规则,强化用工单位的举证责任,以维护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算法控制视域下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算法控制”描述的是平台应用算法控制劳动力与劳动过程的用工事实。对“算法控制”进行从属性检验,人格从属性的检验要素可从指示与服从、监督与惩罚、考核与薪酬方面考察;经济从属性的判断可从经济依赖性和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角度展开;对于利用算法实质实施劳动管理的平台,应认定其用工关系具备组织从属性。以“专送骑手”为分析样本,“算法控制”揭示其存在“共同雇主的劳动关系认定困境”。对此,规制重心应从“劳动关系”转向“劳动权利”,将共同雇主管理下用人单位如何归属的难题转化为共同雇主内部的用工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平台处于平台用工生态的关键环节,控制核心劳动条件,应承担“守门人”责任。“从‘劳动关系’到‘劳动权利’”之提倡,强调对具有一定程度从属性的平台从业者予以相应劳动保护,对其他类型平台用工的劳动保护研究亦具有方法论意义。

跨国代孕中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研究

跨国代孕所面临的法律问题纷繁复杂,其有关代孕的身份诉讼管辖权,亲子关系认定的法律适用以及外国判决文书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均极具现实挑战性,其中亲子关系的认定对于代孕儿童的国籍、身份、抚养和继承皆意义重大;关于代孕和父母身份的国内法的冲突,使伴随代孕协议降生的孩子面临着无父母和无国籍的风险,故国家法律的差异性是意向父母在寻求跨境代孕安排时面临诸多挑战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比较代孕合法化国家与禁止代孕国家以及我国在亲子关系认定上的法律规定差异,总结提出了我国在跨国代孕下亲子关系认定的基础设想:应以儿童最大化利益原则为基础,结合本国国情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充分肯定事实抚养关系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加入跨国代孕国际公约的制定。

网络主播用工关系认定困境及调整路径探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不断扩大,互联网模式逐渐兴起,网络直播行业迅速发展,网络主播群体日渐庞大,网络平台经济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传统用工关系认定标准带来了新的挑战。网络主播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兴职业,相关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我国现行劳动法针对网络主播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暂无明文规定,学界对此也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作为新兴职业,目前网络主播的用工关系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裁判结果,既有依据劳动法认定为劳动关系的,也有依据民事合同认定为民事劳务关系的,不同的认定结果决定了不同的劳动权益保障程度。因此,探索更符合保障新兴行业发展的用工关系认定标准极具现实意义。文章立足于我国直播行业发展现状,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价值导向,具体分析传统劳动关系标准适用僵化问题和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问题,主张借鉴域外相关合理经验,适当调整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探索出切实保障网络主播群体劳动权益的实践路径,从而实现网络主播劳动权益保障,促进网络平台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其他新型用工方式在劳动关系认定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路径与探索。

商用车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认定与权利保障

商用车融资租赁为企业提供了灵活的车辆使用和资金运作方式,帮助企业实现灵活经营和资源优化,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然而,由于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涉及的法律问题也愈加复杂,对于各方权利和义务的认定亟待深入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对商用车融资租赁法律关系认定进行实务研究,聚焦于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处理,探讨不同司法解释和判例在纠纷处理方面的解释和适用,结合我国法律法规的特点和司法实践,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和应对策略,为商用车融资租赁合同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意见,以促进商用车融资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

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的认定——以两起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纠纷为例

平台经济促使劳动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引发了劳动关系认定难的问题。新型互联网平台用工模式,使得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在司法实践运用中遭遇巨大挑战。此种局面既侵害了劳动者的权益,也对我国劳动用工制度造成了冲击。本文以上海市两起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纠纷为例进行分析,总结争议焦点,讨论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归纳平台用工的新特点,对我国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制度提出建议,应当注重考量劳动主体合意,完善对劳动时间、劳动收入因素以及信息从属性的考量。

关于对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现状探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型用工方式不断涌现,推动了劳动者灵活就业,与此同时引发的劳动纠纷也不容忽视。平台经济中的灵活用工劳动关系一直是一个值得深探的问题。目前司法实践的困境在于传统劳动关系判定标准是否适用于新形态下的平台用工劳动关系、平台和平台从业者的权益如何保障。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聚焦于平台用工劳动关系认定的现有问题,对比分析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司法适用,探索新形态下保障平台及平台从业者可能的实践性、可行性解决方案。

我国劳动关系认定的四个基本问题

劳动关系认定作为劳动法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制度安排,在法治中国背景下已成为当前我国劳动法理论、立法与实务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劳动关系认定的随意性使劳动法遭遇选择性施行,并使劳动司法面临根本性难题。劳动关系认定在应然层面上,非独立和静态问题,应置身于我国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才能获得最充分的解读。现有研究与实践多从个案或主体视角观察劳动关系,试图通过个案解析或主体"画像"来归结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这既是我国劳动关系标准论体系构建的自觉尝试,也是我国劳动关系认定理论不足的必然反映。劳动关系认定需要系统考量,其本质是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需有明确的价值指向,以统领制度建设的方向;劳动关系认定还是一个关系范畴,需在不同主体不同行为之间动态把握,以提炼劳动关系认定之内核。同时,我国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之构建需走出传统"从属性循环"之怪圈,回应日益多样化人力资源市场的客观需要,以"历史经验"和"现实体验"作为理解我国劳动关系的双重视角,树立"大劳动关系"之观念,建立一种"系统从属性"与"不完整从属性"并举的双层标准体系,方能最大限度适应现代人力资源市场及灵活用工之趋势。

《劳动合同法》地方指导意见评述——关于劳动争议当事人和劳动关系的认定

各地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尤其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期间出台了各自的司法意见,对《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文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弥补了《劳动合同法》的不足和立法盲点。但是,也存在相当一些有悖于法理和立法法的解释误区,带来了各地司法不统一的混乱。如何认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和劳动关系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包括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及借用营业执照或挂靠的用人单位的用工关系、个人承包经营形成的用工关系、下岗、内退职工与新用人单位建立的关系、招用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所形成的关系以及未签订书面合同的劳动关系适用《劳动合同法》的问题等。因此,应当对地方性司法指导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吸收借鉴其合理之处,阐释其存在的误区,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劳动合同法》。

代孕生育亲子关系认定问题探析

代孕子女亲子关系的确定,是代孕生育中的核心问题。无论立法者对于代孕的态度如何,民法均应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应当在充分认识现有各种学说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跳出传统亲子关系认定规则的窠臼,回应当代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按照代孕协议确定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同时对代孕协议订立和履行中的一些特殊情况给予充分考虑。

论渎职罪与受贿罪的关系认定及其处断原则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主观要件,而非客观要件。受贿与渎职行为并不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也不属于想象竞合的关系,二者应为牵连关系。对于行为人实施的数个独立的危害行为,如果各行为之间并无特殊关系,一般均应对数行为进行数罪并罚,方能对各个危害行为进行充分的否定性评价。故除法律有特殊规定以外,对牵连犯一般应当数罪并罚,而不能单纯从一重处。在处理受贿牵连渎职的行为时,除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的以外,一般都应当数罪并罚。

论侵权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乃是哲学中因果关系理论在法学中的运用,与哲学中的因果关系认定相比,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虽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关侵权案件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并不相同,但其价值追求却是相同的,即追求公平正义。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主要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不是立法问题,因此在侵权法中设计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应当采取司法主义的逻辑进路。

交通事故引发受害人自杀的因果关系认定

一、基本案情2009年8月11日11时50分许,被告周某驾驶一辆小型普通货车在常熟市某服装厂内由北向南倒车过程中,货车车尾将步行的石某撞倒,造成石某受伤。2009年8月25日,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周某驾驶机动车在事故地倒车时,未能察明车后情况。

国家赔偿责任中因果关系认定各学说理论综述——以多元化因果关系理论规则的提出为视角

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不同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不同法系和不同视角的因果关系的构造,适应于不同类型的案件。而因果关系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多样性决定了因果关系认定中在一元论、二元论的被舍弃。在梳理分析各学说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多元化因果关系理论以及具体规则,或许可以成为司法实践中适用的具体标准。

国家赔偿责任中因果关系认定本质探寻——以因果关系二元划分法为视角

正确、科学合理认定国家赔偿责任中因果关系,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与司法权威性的树立。面对严峻的司法实践现状,产生的种种问题,在寻找解决的路径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还要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即因果关系认定的本质是什么。本文以因果关系二元划分法为视角,结合案例对国家责任中因果关系认定的本质进行深入分析,为进一步构建国家赔偿责任中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夯下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