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之“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认定规则——《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3款评析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3款确立了"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认定规则,即以推定的证明方式认定"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该款的设置是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背景下为缓解控方证明压力对被告人举证负担的重申,并非证明责任倒置,也非证明程度的降低。《解释》第11条第3款的适用前提是存在"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批量"的含义应限定为五千条以上;适用的基础是抽样检测信息真实,此为获得推定结论的桥梁;适用的实质是辩方为推翻推定的结论提出反驳。

行踪轨迹的刑法保护:法益、标准与数量认定

目前的司法实务对侵犯行踪轨迹行为的入罪认定存在着内涵模糊与外延不清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充分论证行踪轨迹的法益归属且缺乏判断标准。基于对公民信息自决权的保护,刑法应当规制侵犯公民行踪轨迹的行为,且实质化地理解知情同意原则这一出罪理由。行踪轨迹的认定应以“可识别性”的实时动态位置信息为核心特征。行踪轨迹的数量计算,宜先用概括定量法划分需要讨论行踪轨迹数量的个案范围,再兼采时间认定法、人数认定法具体认定行踪轨迹数量,同时考量行为人获取行踪轨迹的主观目的和动机。

“以贩养吸”毒品犯罪数量认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以贩养吸"的概念和"以贩养吸"的证据认定标准是空白的。文章以"以贩养吸"中"吸""贩""养"为切入点,以"养"在"贩"和"吸"两者之间建立"吸"以"贩"为依托和保障的特殊内在关系为核心,探讨毒品犯罪中"以贩养吸"的适用前提和"以贩养吸"毒品犯罪数量的认定。

关于滥伐林木数量认定的法律思考

滥伐林木犯罪是国有林区中一种常见的犯罪,具有发生普遍、查处困难的特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但法律方面的原因同样不容忽视.

论贩卖毒品罪认定的三个争议问题——以真实案例为研究素材

贩卖毒品严重威胁和危害了公众健康,是毒品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犯罪。贩卖毒品罪是一种抽象危险犯,其侵犯的法益是公众的健康,因此必须根据贩卖毒品罪所侵害的法益来对"贩卖"进行实质性的解释。在吸毒人员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上,应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2000年《南宁会议纪要》、2008年《大连会议纪要》以及2015年《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进行判断和计算。"毒贩子"协助警察诱惑其他毒品犯罪分子出卖毒品,并在控制交付下抓获其他"毒贩子"的,应该认定为立功,但如果其立功线索系其家属通过不当手段所提供的,则不能认定为立功。

贩卖毒品罪的证明标准及其认定

针对目前贩毒案件数量剧增和贩毒品案件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点,提出在刑事诉讼一般证明标准下,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即可以定罪处罚,并就特殊情形下对贩卖毒品的数量提出了相应的认定标准,同时主张在实践中以推定认定贩卖毒品罪中的明知,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中央苏区区域范围考察

考察和认定中央苏区区域范围,应遵循六个原则:一是应当涵盖中央苏区斗争历史全过程;二是应当涵盖中央苏区斗争各时期涉及的所有区域;三是应当依据当年党、政、军的隶属关系;四是应当区分全红县、苏区县、部分范围县和游击区县等不同层次;五是应当以现在县(区、市)行政区划为单位去认定;六是应当认定"苏区县"和"中央苏区县"的区别和交叉。依据上述六项原则,现可认定江西、福建、广东、湖南4省共有85个县(区、市)属于原中央苏区范围。

论刑事诉讼中的数量认定规则

我国至今尚无一套完整的犯罪数额认定规则。作者认为 ,犯罪数额的认定应该有以下一些规则 :印证规则 ,就低规则 ,接近规则 ,锁定规则 ,平均规则 ,结论规则 ,实得规则 ,参与规则 ,本意规则 ,累计规则。对于作案次数的认定 ,应明确以下 4个规则 :同时同地规则 ,单独追究规则 ,完成形态规则 ,排除计数规则。

多次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认定

[裁判要旨]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购毒者向他人购买达非法持有毒品罪法定标准数量的毒品,应以证据证实的购入毒品量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犯罪的数量,而不能以现场查获毒品的数量作为唯一认定标准;购毒人员多次购毒,且每次购毒数量均达数量较大标准的,在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犯罪的数量时应累计计算。

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司法认定

吸毒在我国内地不构成犯罪,故对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要准确认定,防止变相对吸毒行为本身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者自行运输毒品、委托他人代购毒品的定性,以贩养吸的认定,吸毒者贩毒数量的认定,吸毒者非法持有大量毒品行为的认定,都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厘清。

毒品犯罪审判中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当前,毒品犯罪审判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较多。本文结合日前出台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有关内容,对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吸毒人员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性质认定及吸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等疑难问题加以探讨。

共享文档信息整合中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

相对于传统本地文档而言,以实时协同为主要特征的共享文档更有利于提高信息整合效率,保障信息内容即时更新,但其亦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犯罪提供滋生的土壤,导致犯罪手段升级、犯罪场景新增、涉案信息数量更大、信息流转范围更广等问题。此类刑事风险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及与之关联的人身、财产权益造成严重威胁,亟需刑法予以应对。共享文档信息整合过程中涉及文档创建者、转发者、填写者、修改者、副本制作者、持有者等多方主体,各主体扮演的角色不同,具体行为方式也存在差异,因而应基于类型化思维,针对不同主体的典型行为类型分别进行考量,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行为要件,以确定具体的刑法规制进路。涉案信息数量的大小对于行为人罪与非罪的判断与刑罚轻重的裁量至关重要,在进行数量认定时,不仅应关注一般认定规则,还应考量由共享文档多人协同编辑、内容实时更新等特性所导致的特殊情形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