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规则解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定、丧失及身份丧失后的权益保留,关系到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科学的制度设计是引导乡村善治、助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草案二次审议稿》)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定义及认定应以户籍为基础,但不宜强制要求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需以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提供,也不应把二者之间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成员身份定义的必要条件。丧失成员身份的规定中,可以用“户籍+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类型划分方式,把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等群体排除在组织成员之外。对于务工、经商、服役、就学等原因“暂时离开”的成员,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核心财产权益的保留时间不宜一概而论,可根据权益性质确定合理的保留期限。《草案二次审议稿》可通过细化、完善涉及成员身份的相关规定,保护农村居民合法权益,提升农村居民参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的认定规则与学理支持——评《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研究》

网络平台是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结合的标志性产物。在网络平台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就包括违法犯罪行为向网络平台转移的情况。尽管确实存在为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设立网络平台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常见。网络平台刑事责任的考量更多出现在用户利用平台服务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中,例如在购物平台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违禁品或者在社交网络发布诽谤言论、煽动性言论等违法信息。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债务认定规则的审视与重构

《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债务”认定存在解释与适用上的困境。“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债务”在立法确定前理论根据孱弱以及立法确定后快速投入到司法实践的经验积累不充分,是造成困境的历史肇因。从教义学视角进行检视,不难发现以“共同利益”为核心判断要素的夫妻共同生产经营债务认定规则,不仅存在体系上的不足,而且在价值论层面也未能充分关照家庭法价值。因此,应当重构认定规则:合同之债情况下,以“高度盖然性”为标准认定非举债方配偶分享债务利益;侵权之债情况下,以“确实受益”为标准认定非举债方配偶分享债务利益;形成于分居期间的单方经营性债务,原则上应当认定为夫妻个人债务。

Web3.0时代网络赌博帮助行为认定规则研究——基于110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进入Web3.0时代以来,涉网络赌博帮助行为案件数量逐渐攀升,其中网络赌博帮助行为形式多元、样态复杂,独立性、危害性凸显,亟须有效治理。司法实践中,有关网络赌博帮助行为的认定存在对不同危害程度的帮助行为认定为同一罪名、同一帮助行为认定为不同罪名的问题。对此,根据帮助行为对网络赌博犯罪结果实现促进程度的不同,对网络赌博帮助行为的实然样态予以刑法类型化,可分为极大促进作用、一般促进作用、较小促进作用三种类型。应秉持单一正犯体系的立场,在对网络赌博帮助行为进行认定时重点考虑帮助行为自身的社会危害性,根据其对网络赌博犯罪结果实现所产生的作用力大小的不同,建立阶梯式认定规则。

录取照顾政策 高校录取认定规则有不同

高考中的录取照顾政策,主要是针对某些特殊群体,在高考录取过程中给予一定的优惠或照顾措施。这些政策旨在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照顾特定群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录取机会。由于不同省份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各省份通常根据实际制定本省份的录取照顾政策。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信息数量及认定规则

"两高"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信息数量因素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标准和认定规则。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应为本罪的构成要件,不仅是主观要素还是客观要素;将信息数量巨大作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升格适用法定刑,应视为一种量刑规则。认定信息条数应兼顾客观说和主观说;累计计算规则应注重行为人"自用目的"及根据自用途径的不同进行类型化认定;按比例计算规则在把握法定比例的同时,应根据信息量等因素在个案中裁量确定符合公正理念的比例;批量认定规则应注意"批量"标准的实质性把握,以及批量信息真实性或者重复性问题的证明主体。

论规范性文件不予一并审查:判断要素及其认定规则——基于1799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规范性文件“能否一并审查”是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的先决问题。根据现有的制度规定,可将司法实践中规范性文件不予一并审查的类型划分为基础性要件缺失、附带性要件缺失和例外情形等三类,每种类型都包含多种情形和不同判断要素。法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将更多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一并审查的范围。对于不予一并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认定,应当在区分规范性文件与非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认定标准明确界定规范性文件排除审查的范围。应当赋予第三人一并审查的请求主体资格,并明确当事人延迟提出一并审查请求“正当理由”的判断标准。对于不予一并审查例外情形的认定,应审慎对待,严格约束法院司法裁量权的行使。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内涵检审与司法适用

《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规范表达简练、种类概括简易。为确保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适用吻合立法本意,应对其规范内涵、适用规则进行检视。认定合意型夫妻共同债务,应以保护配偶方的“同意权”为原则,若将其“知情”推定为“夫妻合意”,并以此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既有违意思自治原则,也欠缺逻辑推理的严谨性,导致债务性质认定欠缺正当性。认定生活型夫妻共同债务,应注重分析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适当性,并要求债权人承担所借债务已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明义务。认定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应同时关注夫妻共同参与生产经营以及夫妻一方经营、另一方共享经营收益的情形,原因在于其均具有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意志。谨慎适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有助于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背书连续认定规则之探讨

背书连续的认定是一项重要的票据业务和司法审判活动。由于背书连续的涵义具有广延性,加上我国认定背书连续的票据法规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使得认定背书连续的实际操作存在较大灵活性和可调控性,为付款人拒付票款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致使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实现失去预见性,从而阻碍了票据在我国的流通。为此应完善制度,以实现背书连续认定的规范性。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及其理论

绝大多数交通过错行为没有造成交通事故是由于对方成功避让了交通过错行为造成的险情;少数交通过错行为造成交通事故是由于对方避让险情归于失败。由此,可以设计出交通事故模型:交通险情+避让失败=交通事故。致险行为和避险行为两个要素相互作用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这是交通事故形成的机理。评判致险行为和避险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作用,归根结底就是评判过错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作用。因此,通过对避让时间、避让空间、避让能力的调查认定,可以判断出交通过错行为的危险性和对方避让的可能性,从而证实这一评判标准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评判过错行为造成交通事故作用的具体的、实在的尺度。用这一标准对交通过错行为造成交通事故的作用所作的评判,不仅与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责任认定原则是一致的,而且与交通事故的形成机理也是完全吻合的。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规则建构

“重大风险”的认定是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从现有的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可以看出,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认定存在诸如认定资格主体模糊、举证责任承担规则不明、与科学技术缺乏有效衔接以及风险内容不全面等问题。因此应明确和细化“重大风险”的定义,着重理解“重大”的程度,坚持预防为主原则,框定人民法院为唯一认定资格主体,明确双方共同举证应当与认定事实的盖然性标准相结合,在提升鉴定能力的同时促使同领域对认定标准达成普遍性的共识,合理限定相关风险要素和重要区域范围,以此完善“重大风险”的认定规则,助力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

英美侵权行为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

侵权行为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 ,是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目的是为了确定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英美法系的法官及学者习惯于从“事实上的原因”和“法律上的原因”两方面来判断和认定侵权行为法中的因果关系 ,并提出了许多学说及认定规则。本文对英美侵权法中的主要因果关系认定规则进行分析和评论 ,指出该规则既有精细、准确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 ;亦有散、乱、缺乏统一和谐的体系 。

行政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初探

行政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 ,直接关系到国家赔偿法效能的发挥。现实中 ,行政赔偿之所以陷入困境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缺乏标准。应从行政管理的规律出发 ,把握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 ,着眼于行政法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充分发挥行政赔偿的内在功能入手 ,兼顾国家现实的赔偿能力及当前的法制人文环境 ,从理论上建立可供司法实践操作的行政赔偿因果关系认定规则。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规则的研究

为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工作更加科学与规范 ,以现行法规为主要依据 ,探讨了认定事故责任应遵循的基本程序和方法。提出了研究因果关系宜用“逆源法” ;分析路权须考虑交通立法的根本宗旨 ,并符合更高层次的法律、法规以及自然法则 ;安全原则应作为确定事故责任取值大小的普遍依据。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对刑事非法证据的科学认定,是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实施该规则的关键。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在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等方面尚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合理重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认定规则,应从其实体构成与程序保障两大方面着力。

我国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认定规则的实证研究

为了厘清我国植物新品种侵权损害赔偿认定规则的适用情况,构建合理的判赔体系,以实证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探究植物新品种判赔规则适用的现状及成因,分析认为,2014年以来,我国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件大幅增长,且主要分布在江苏、甘肃、河南、安徽4省;其中,90%的案件是以法定赔偿的方式确定最终赔偿数额的,我国立法规定优先适用的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的赔偿方式适用不足1%。分析其成因主要有新品种权市场价值难以准确评估;新品种权赔偿数额计算规定简单笼统;新品种权侵权在传统证据规则中适用困难。建议构建基于新品种市场价值评估的以侵权数额为主要判赔依据,并补充适用惩罚性赔偿和辅以技术调查官制度的判赔体系。

论我国侵权行为地认定规则的空白与补位——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

我国现行的《法律适用法》第44条确立了涉外侵权之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基本规则,却并未对"侵权行为地"做出清晰界定,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大,法律适用结果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目标受损,这是该法的现存缺陷之一。在补充相关规则的过程中,不仅要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环境,也要对西方国家在侵权行为地认定方面运用的最后事件理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等方法给予关注。可行途径是经由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侵权行为地认定进行细化指导,确立侵权行为实施地为基础,更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的侵权行为地认定标准。

民事诉讼中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与认定规则——以“张钰事件”为个案

本文结合"张钰事件",探讨了民事证据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认定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两个相关司法解释对待私录视听资料证据能力态度上的解读,分析了"张钰事件"所涉私录视听资料的证据能力,并在对证据能力问题进行比较法角度考查的基础上,对私录视听资料证据能力认定规则进行了思考,认为要立足"三性",并引入利益衡量。

电改背景下的重要电力用户认定规则研究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售电侧逐渐放开,传统供电公司将要面临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往供电公司对于重要电力用户的认定过多注重于用户的影响力和停电危害等定性描述,较少考虑用户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包括用电量大小和发展潜力等可量化指标。这种认定规则不利于电改后供电企业的市场竞争。参考了上海市重要电力用户认定现状,引入并研究了经营性认定指标,并利用AHP方法将传统的定性认定规则改进完善为定量认定。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认定规则的解释与运行——以“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施行后的62份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不同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的清晰明确,民事诉讼是否存在"非法证据"和认定规则在实践中较为混乱。因诉讼模式与传统差异,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对于民事"非法证据"的规制形式和认定规则大不相同。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普遍不对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行立法限定,而交由法官在具体个案中予以衡量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06条对"非法证据"的态度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及学说影响。我国民事"非法证据"认定应以法官裁量认定为原则,基于法官裁判能力不足现状,现阶段可明确一定法定规则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