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论注册资本认缴制的兴利除弊:兼论期限利益与交易安全的动态平衡

肇端于2005年《公司法》的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认缴制的核心是创设了股东延期实缴出资的期限利益,尊重与保护期限利益是一般原则,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是例外规则。股东期限利益的得丧变更均不妨碍股权的自由转让。认缴制未根本否定资本制度,一旦公司丧失偿债能力,期限利益立即终止,出资义务加速到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识别标准是执行失败主义,出资加速到期不以股东或公司存在主观过错为要件。有必要建立股东加速出资信息公示制度与敦促债权人及时申报债权的公示催告程序,以确保债权人平等保护。不少判例追究股东恶意转让未实缴出资股权时对公司债权人的赔偿责任,建议以202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为基础,完善平衡对冲制度,兼顾公司资本信用与股权流转自由,细化股权转让链条中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责任在前后手之间的配置规则。信息披露、5年最长实缴出资期限与出资加速到期连带之债的良性互动,有助于遏制注册资本认缴制的道德风险外溢。

地名的事件域转喻体认模型——一项基于体认地名学的研究

为推动体认语言学与地名学的深度融合,文章运用ECM(事件域认知模型)与转喻机制构建了事件域转喻体认模型。该模型以地名命名转喻观为基础,整合了转喻的体认性与ECM的体认性,并以中国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为例加以验证。研究揭示了该模型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并清晰地再现了命名者的心理意图与过程。该模型的提出既推动了体认语言学的跨学科应用研究,也为地名学指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白芍标准煎液指纹图谱及化学成分指认

目的建立白芍饮片标准煎液的指纹图谱,对白芍有效成分进行指认,以期为白芍饮片的质量控制及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收集10批白芍饮片,分别制备白芍标准煎液;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法建立白芍标准煎液的指纹图谱,以2012版《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进行指纹图谱相似度分析;通过与对照品比对、与文献核对质谱数据,对共有峰进行指认。结果经检测,10批白芍标准煎液指纹图谱共标定了22个共有峰,各峰分离度较好,各样品间相似度均>0.9;共指认出5个共有峰:儿茶素,芍药内酯苷,芍药苷,除虫菊素Ⅱ,苯甲酰芍药苷。结论该研究建立的指纹图谱方法精密度、重复性、稳定性良好,可为白芍饮片的质量评价提供理论参考。

“认房认贷”政策放松对房地产市场影响效应分析——基于住房交易挤出的视角

明晰需求端政策调控对二手房和新房市场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认房认贷”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时间断点回归模型,分析2022年部分二三线城市“认房认贷”政策放松对二手房和新房成交量价的影响以及两个子市场的联动规律,并进一步检验政策放松的空间挤出效应。研究发现,“认房认贷”政策放松显著增加了二手房的成交量,并减缓了二手房成交价格的下行趋势,但政策生效存在1~2个月的时滞。然而,二手房市场流动性增强挤出了新房市场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使得大户型新房成交量显著减少,并带来当期新房成交价格的下降。此外,高能级城市“认房认贷”政策的放松对周边低能级城市住房交易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小中大户型的新房交易均有持续显著的抑制效果。据此提出要因城施策引导刚性和改善性购房者分流。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法律规制之探讨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问题。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宗旨,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有必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我国应在借鉴域外规制认罪协商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上诉理由过滤机制,同时建立认罪认罚案件二审法院上诉许可审查机制。处理好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和规制其滥用上诉权的关系,确保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序运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认罪认罚案件中侦查中心的表征、是非与应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侦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皆可适用,解剖其适用实质,是侦查奠定了认罪认罚的主基调,形成了以侦查为主,检法辅助的运行模式,是较为明显的以侦查为中心。在整个过程中,围绕的核心还是侦查,核心的外围,是对侦查的细化、补充、完善,并未真正动摇侦查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形成检察中心或者审判中心。于此,认罪认罚与侦查中心交集的提升效率、庭前预断、要件审查、二审信任可以保留,但对实体和程序错误需要警惕。应当确保侦查机关对案件取证、定性的准确性,强化公安司法机关对疑点和争点的实质审查,将明知性、明智性、自愿性分列保障,保障被追诉人反悔后的对抗能力,以维持实体和程序的底线公正。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功能虚化的样态、成因与对策

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功能虚化的问题持续存在,体现为值班律师在侦查阶段向办案人员了解案情受阻、值班律师会见被追诉人及阅卷依然被动、具结程序中值班律师在场见证形式化等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其一,值班律师制度运行因可能造成程序流转降速、办案周期延长而与当前办案机关认罪认罚案件业务考核制度的效率价值导向有所冲突,一些办案人员对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诉讼程序存在抵触心理。其二,控辩双方平等对话、理性协商进而达成妥协的协商性司法理念尚未在认罪认罚案件诉讼过程中真正得到贯彻,部分办案人员对于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协商程序中的作用和能力存在着认知误区。其三,认罪认罚案件权力主导模式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乏力造成了宽纵影响,办案机关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规则制定和具体诉讼程序中将其利益现实化、扩大化。对此应当认识到,一方面,现阶段值班律师制度对于实现认罪认罚案件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公权力的依赖与制约已经构成了影响当下值班律师制度运行效果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层面。基于此,顺应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趋向,综合考虑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环境,宜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值班律师制度及其相关机制的系统性建设,以解决值班律师功能虚化问题:一是,规范落实办案机关告知程序,保障值班律师会见被追诉人的及时性,并从法律层面赋予值班律师完整的阅卷权。二是,改革办案机关认罪认罚案件业务考核制度,屏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的考核指标,合理运用定量和定性两种考核方法对办案人员保障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办理的情况进行评价。三是,完善认罪认罚案件审前阶段的权力监督体系。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同时,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健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权力运行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促进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实现对公安司法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全方位监督,由此改善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诉讼参与整体环境。

荀子不是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基于体认语言学的思考

语言具有像似性还是任意性,这一争论由来已久。随着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的流行,学界现已普遍接受像似性的观点。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任意说传入我国后,学界有人寻找我国先哲以作呼应,如将荀子在《正名篇》中所言“名无固宜……”引为佐证,误把他视为索氏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经过多年的研读和思考,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读,荀子在这篇文章中阐发的论点其实是当今体认语言学所提出的体认观和像似性之先声。本文从5个方面批评了学界所谓“荀子是任意说的中国总代表”的观点,以期为荀子正名,倡导“我思故我云”之研究风尚。

体认(互文)修辞学路径:互文辞格新解

文章基于体认原则:现实—认知—语言,结合修辞和互文辞格的特点,对现实进一步细化,并对认知进行了具体描述,初步构建了体认(互文)修辞学路径,据此对汉语互文辞格进行了分类体认分析,得出了新的分类框架,并深入考察了不同类型互文的意义产生和理解的体认机制。

指向伦理体认的学校劳动教育

学校劳动教育是劳动处境中的教育,应直面和理解教育对象的劳动处境。好的劳动教育不仅能干预教育对象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劳动精神的形成,也具备超越个体劳动力价值规定的前瞻性,能够架构起劳动学习者与我国社会主义共同体伦理体认的联系。在历史的时空中,作为经验的劳动教育发现了伦理关系,作为伦理的劳动教育维系伦理关系以及形成新的伦理关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申面向伦理体认的学校劳动教育,要超越人作为劳动者的价值规定,帮助儿童生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观与财富观。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学校劳动教育的首要伦理体认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的持续坚守,是学生觉解真实劳动处境的客观需要,也是劳动教育回归教育立场的体现。

意趣“造形的表现”的体认性

体认语言学弥补了认知语言学强调“认”而忽略“体”的不足,其核心原则是“现实(体)—认知(认)—语言”,可细化为“现实(体)—概念内容和概念结构(认)—语言”。本文据此分析英汉语意趣“造形的表现”的体认性,认为其是体认的产物。由于“造形的表现”的特殊概念结构,其表述形式是概念内容的具象描绘,可视其为基于互动体验的“体”,其概念意义是表述形式的言外之意,可视其为基于概念结构的“认”,前者是明示的,后者是暗含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抽象。“造形的表现”的体认性还表现出“隐转喻性、多元性、互动性和对立统一性”特征。

体认语言学视阈下ChatGPT语言生成及性能研究

近来兴起的ChatGPT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生成的认知。本研究基于体认语言学的语言生成观审视ChatGPT的语言生成和语言性能,以期获得语言研究和人工智能融合的启示。本研究首先回溯了ChatGPT语言生成技术的三个环节,分析了相关的理论语言学内涵;其次,结合体认语言学从现实到认知再到语言的语言生成观,分析人们真实使用的语言是现实、认知的产物,进而结合ChatGPT语言生成的三个环节,分析其语言生成基本遵循从“语言到语言”的生成范式,其语言生成只有少量的认知间接参与。ChatGPT庞大的语料使其具备强大的语言生成能力,但是由于缺乏现实和认知作为基础,会形成与事实不相符、语义混淆、无意义废话等性能偏误。最后,本研究认为优化ChatGPT语言性能的关键要解决其具身认知难题。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争点、成因与走向

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正义诉求的时效性等诸多考量,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在吸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理论上纠结、实践中困惑,且可能严重影响该制度实践理性的上诉权问题并未明确。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究竟是浪费国家资源的不诚信行为,还是被告人不可剥夺的基础性权利,构成了其是否理性的关切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缺乏“自愿性”的生成机制是被告人上诉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为程序适用的行政化、值班律师作用的证人化、检方量刑决定的独断化等层面。鉴于此,应强化检察机关的客观与诉讼关照义务,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根据案件适用刑罚的差异设置“二元化”机制;并可对“空白上诉”增设一定的惩戒,但应确保权利保障与救济程序的畅通。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解构与效力重塑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存在“保证说”“契约说”“证据说”等多种观点。其中,“契约说”与“保证说”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从“具结”的词源本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多重角度看,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是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单方保证,而不应当是控辩双方之间达成的认罪认罚协议。这一性质定位,决定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仅及于被追诉人,而不可能约束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兼顾权利保障和诉讼效率的平衡,可以允许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随时撤回具结书,但撤回具结书后,在审查起诉阶段应禁止其再次具结。从认罪认罚案件正式进入庭审开始,不再允许被告人撤回具结书。具结书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没有约束力。在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后,人民检察院原则上没有正当理由不应再行改变量刑建议,但这并不是受具结书拘束,而是受认罪认罚制度本身的约束。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也不是受具结书的拘束,而是受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约束。

高校学分互认的问题审视和对策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学分互认可在更大的范围内跨校融通教育资源,更优配置教育资源,推动学生多样化学习,提高人才产出质量。然而事实上高校学分互认工作推进相对缓慢,成效尚未完全凸显,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校际实施障碍、监督管理缺失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为规范权责而构建国家主导的学分互认体系、以实施过程规范管理为目标打造学习成果认证共同体、为强化多方监督及评估形成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格局的可行对策。

环境刑事司法中适用“认购碳汇从宽”的实践反思与制度调适

“认购碳汇从宽”是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为弥补传统刑罚应对环境犯罪不足而创新的机制,对于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亦有裨益,但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实践中出现了定位模糊、适用范围不清、修复目的未彰、从宽尺度不宜等问题,存在滥用的风险。从规范评价角度,“认购碳汇”具有修复、教育与促进公益的功能,据此“从宽”具有正当性,可以解释为《刑法》上的免予处罚事由和酌定量刑情节。从环境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现状及刑事立法政策导向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为适用“认购碳汇从宽”提供参照;同时,应结合环境犯罪的特点与“认购碳汇”的机制特性明确其具体适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