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知识与权力的四种进路——以认知公正为切入视角

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中重建认识论的规范性是社会认识论的理论担当。基于求真与求善的相互交织性,社会性认知主体在规范知识与权力方面对应着四种进路:从求自由平等的角度规范知识,从求真的角度规范权力,将权力内在地植入知识,将知识内在地植入人格。公正是诸善之和,达致真与善的统一即为认知公正。"认知公正"乃是一个结合点,一个着眼于社会维度的规范视角。社会认识论的规范目标是,更正义、更正确的知识,以及知识生产方式和评价方式。

认知不公正:认知维度下理解医患互动的视角

从认知不公正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医患互动予以重新审视。研究发现,医患间的认知不公正不仅阻碍医患间证言知识的有效传递,凸显二者在认知预期与互动意愿上的差异,而且呈现出波动性、形态多样性和伤害间接性的特点,加速医患互动工具化的同时,加剧双方弥合信任的难度。尽管医患主动采取“理直气和”与“关系就医”的调适策略,但医患关系的改善以及认知不公正的消除不仅是医疗领域内医患双方的合作问题,还需要从更广泛的社会维度出发,迈向扩大的医患共同体。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公正风险:何种社会?哪些风险?

人工智能导致的社会风险根源于人工智能社会的不公正。为了更加全面认知人工智能的社会公正风险,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形态:从“生产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深度自动化生产的社会,这可能导致劳动向下聚集、劳动能力弱化、劳动“分体化”等生产公正风险;从“分配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但个体性、空间性、时间性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从“认知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可能导致理性认知剥夺、自控能力剥夺、自主选择剥夺的认知公正风险;从“发展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可能导致能量争夺、权责失衡和消极反抗等发展公正问题,进而弱化社会追求公正的动力。导致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资源有限性与人类和人工智能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核心诱因在于人类社会固有的不公正问题、最大障碍在于现有治理手段难以直接作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责任主体。对此,需要合理划定人工智能发展的能耗标准和比例、着力解决传统社会中的不公正问题、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穿透人工智能的“责任黑箱”。

媒介接触与社会公正认知、态度及行为——以上海在校大学生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如何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极为迫切的问题。本研究立足于大众传播理论和社会公正的理论内涵及现实形态,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以上海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与社会公正认知、态度及社会权利表达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本研究发现:目前大学生群体的媒介接触行为呈现出以新兴媒体、社会化媒体的使用为主的显著特征。大学生群体认为,目前中国社会表现最为不公正的领域依次是"言论表达"、"民主选举"、"财富分配"和"职业选择",而法律和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则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相较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兴媒体(网络、手机)和社会化媒体(微博)对大学生的社会公正认知程度、态度偏向和社会权利表达行为的影响更加直接;大学生的社会公正情感态度偏向对社会权利表达行为有显著影响,社会公正态度对社会未来发展信心的影响不显著。

论管理伦理中的公正性认知与人力资源的效用

在任何组织的运营中,管理伦理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逻辑上看,组织注重管理伦理建设,也必然会促进组织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尽管短期内管理伦理纲领的执行,会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组织利益,出现对公正性认知的觉醒,激发或增进组织成员的公平意识,组织成员质疑组织中的公正性问题,但其今后为组织带来的积极效果将足以补偿其付出的成本。在组织管理伦理中,首先要强调公正性,同时需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组织过程和活动中的职能,利用组织伦理纲领地推行,科学地进行组织伦理管理。

国外环境公正研究综述

环境公正已成为国外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且地理学家研究贡献颇多。文章通过梳理国外环境公正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地理学家的相关文献,探讨了环境公正的概念建构,并应用Citespace软件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环境公正研究的主题词变化态势,从研究内容、方法和尺度等方面总结了环境公正的研究特点,以期为中国环境公正的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外学者对环境公正概念主要从"分布公正""认知公正"与"程序公正"3个方面建构。国外对环境公正的研究主题从关注社区的污染物质和污染设施向气候变化、绿色能源空间等全球性问题发展;研究内容涉及环境公正的分布、原因、影响以及实现方式的多元探讨;研究立场鲜明且在政策与规划方面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和定量两大领域的多种方法,并不断发展;研究尺度上从社区至全球都有覆盖。

真理与民主的调和:一种朝向治理型民主的理论路径——兼论戴维·埃斯特兰的认识论程序主义

处理真理与民主的关系是认识论民主理论必须面对的课题。把正确性作为一个必要的目标是民主的应有之义,对民主的认识能力的悲观和对真理的忌惮不应导致对政治的真理否认。民主可被看作是一种发现社会真理的手段,民主实践涉及各种层次的真理,某些独立于程序的客观真理是民主不可以抛弃的。治理型民主可以平衡治理绩效和程序公正的关系,它是一种使得真理和民主相互促进的民主实践形式。

从认识论程序主义到治理型民主

戴维·埃斯特兰的"认识论程序主义"从哲学层面驳斥了真理和民主不相容的立场,指出了实质公正是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并提出了"来自程序的正确性"概念以及相关实践标准,确立了正确性是民主的合法性的"弱"且"必须"的条件。"认识论程序主义"是"认知公正"的一种形式,是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之间的平衡。"治理型民主"意味着调和实质公正与程序公正。"认识论程序主义"可运用于治理型民主。

民主与科学的分与合

从历史上看科学与民主者有分有合,并不总是相容。就当今科学和民主实践发展的面貌来看,二者互为应当借鉴,即在科学中引入民主制度,在民主决策中重视认知公正。"认知公正"是这种互为借鉴的桥梁。

对医疗领域中的认知不公正论证的反思

卡瑞尔和基德认为弗里克提出的"认知不公正"概念在医疗领域中也存在,她们论证了这一领域的证言不正义和阐释不正义。然而本文认为,医疗领域与认知不公正问题的典型领域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主要在于专业知识的不对称,病人证言依赖于知识语境和医生能力。因而用认知不公正的概念来表述这些问题会一定程度掩盖其中更为深层的两类知识之间的交互问题。

集体协商:减员过程中化解冲突的有效方式

国有企业在减员过程中,如果只是采取常规的沟通、参与、补偿与支持性服务措施,难以使员工心理平衡,甚至会遭遇员工的强烈抵抗。由于企业与员工的立场差异、员工利益获取上的攀比心态、国有企业员工较强的长期雇用观念等因素的作用,会使减员措施丧失充分的说服力,不能让员工对减员形成公正认知。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协商成为化解企业与员工之间矛盾,消除员工群体中的差别,改变长期雇用观念,促使员工对减员形成程序公正、分配公正和互动公正认知的有效方式。

人们何以能够“路见不平一声吼”?——基于道德视角下的义愤情绪

愤怒情绪的表达在个体人际交往以及社会活动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道德模型研究已证明道德义愤的产生受多个因素影响,尤其是道德情绪,且大多是与教育学和伦理学、社会学结合,但这些研究对于道德义愤本身的心理学视角较少。“双系统”理论路径将道德义愤的产生过程划分为自上而下的“理性”和自下而上的“情绪”两个系统,本文从心理学视角讨论“义愤”在道德层面的地位,通过多个道德模型和相关系统理论集中厘清道德义愤背后的影响因素,包含客观刺激事件、第三方以及违规者等多个方面,对过程中各因素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描述,并且第三方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是关键。未来研究应在探讨道德义愤影响因素的同时着重关注宏观环境的影响。

项目团队成员工作情境认知与怠工行为的关系

本文从怠工行为情境途径的两大主流研究视角出发,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怠工行为的影响因素。系统评述了一般组织的怠工行为的构成因素,根据项目团队成员的行为特点,整合形成了项目团队怠工行为的维度。同时,从一般组织成员对不公正及角色压力的认知,提炼出项目团队成员工作情境认知的构成因素。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项目团队成员怠工行为、工作情境认知的量表进行验证,对项目团队成员工作情境认知与怠工行为的关系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项目团队成员工作情境认知对怠工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该研究结论对于管理实践中如何减少怠工行为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