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认罪协商机制中的法官职权——基于C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实践的考察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官与被追诉人进行量刑协商,法官则对协商合意进行实质审查与裁判确认。试点过程中,法官表现出对新角色的不适应性,在职权行使上存在司法审查重事实基础轻自愿性审查、司法审查与协商自由权的界限不清、协商失败与司法审判衔接不到位等问题。认罪协商与传统诉讼构造的内在冲突、法官的职权惯性以及操作规程的模糊与缺漏是法官职权运行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为完善法官职权配置,促进法官职权良好运行,应当更新法官理念,明晰审判职权界限,为法官职权的行使提供具体的操作规程。

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融合探索

协商性司法视野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实践中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方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初心在于,通过鼓励行为人积极自愿认罪认罚,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之效。然而,被告人权益的规范保障性、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行使的合理性、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性等存在的负面问题却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绊脚石”的角色。因此,对协商性司法理念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间如何进行深度融合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理念–程序–制度”的三大融合来进一步加强被告人权益保障、完善量刑建议标准、优化司法机关协作机制等措施,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高效落地,有助于促进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创新与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积极量刑协商模式实现路径

量刑协商分为积极量刑协商模式和消极量刑协商模式。积极的量刑协商模式有助于实现对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对司法公信力的维护和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我国目前以消极量刑协商模式占主导。积极量刑协商模式难以推广的原因有二元化的量刑协商构造的制约,值班律师缺乏辩护动力、证据开示制度缺位以及未落实审判中心主义。要构建积极量刑协商模式,就需要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构建证据开示制度和落实审判中心主义。

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的有效模式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围绕量刑从宽展开协商最为核心,宣示了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制度之确立。当前,检察机关绝对主导(家长)模式、检察机关听取意见(确认核准)模式、诉讼合作模式、交涉性模式、放弃审判(确认式庭审)模式、权利模式之论争,既反映理论上的共识不足、实际效果欠佳等结构性缺陷,也显示推动有效协商模式之整体进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应当设置一套严格的有效协商指标,遵循诉讼合作等理念,形塑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机制。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主导地位与控辩协商之间的共存是首要问题,应当从诉讼结构的优化与转型上予以完善。为了强化量刑协商的操作性,应当建构独立的诉讼程序与之配套,夯实有效协商的程序保障。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再完善:以轻微犯罪治理为场域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轻微犯罪时代。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治理轻微犯罪是重要的刑事司法途径。然而,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的不适性,特别是实体与程序的衔接不畅、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一致等。因此,应当强化轻微犯罪治理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契合度与协同性,以轻微犯罪治理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按照刑事一体化的理念,不断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其相关的实施机制。当前,刑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制度性“沟壑”亟待填补。为此,既需要调试现行刑法理论的互斥部分,也要重新审视刑法总则相关规定的适宜性和有效性,进而及时启动必要的实体性立法修正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整合性的程序回应也势在必行,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更加健全的量刑协商机制等均是轻罪治理的主要关切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上诉权的争点、成因与走向

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正义诉求的时效性等诸多考量,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在吸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理论上纠结、实践中困惑,且可能严重影响该制度实践理性的上诉权问题并未明确。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被告人上诉权究竟是浪费国家资源的不诚信行为,还是被告人不可剥夺的基础性权利,构成了其是否理性的关切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缺乏“自愿性”的生成机制是被告人上诉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为程序适用的行政化、值班律师作用的证人化、检方量刑决定的独断化等层面。鉴于此,应强化检察机关的客观与诉讼关照义务,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根据案件适用刑罚的差异设置“二元化”机制;并可对“空白上诉”增设一定的惩戒,但应确保权利保障与救济程序的畅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控审关系

实然状态中异化了的控审关系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积极冲突、消极冲突和“沟通过剩”,原因涉及“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冲突、诉讼重心转移下权力与责任配置的错位,以及审方对于控辩合意的真实性与控方提出量刑建议能力的质疑。控审关系异化会造成被追诉人利益、制度公信力乃至司法权威性的巨大牺牲。应然状态下的控审关系应在实现理念“双向奔赴”的同时,建构与权力重构相匹配的法官卸责机制,健全旨在提升合意真实与量刑能力的配套制度。

刑法视阈下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规制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是兼具实体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制度,要实现制度的预期规制价值,亟需强化实体法供给支撑。司法解释性文件对认罪认罚的程序应用进行了系统规范,但在认罪认罚的实践类型和案件轻重未充分理清的情况下,既有的从宽规制过于原则和灵活,重罪案件如何实现从宽处罚的制度激励更是面临考验。刑法评价领域,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自首的内在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重叠评价问题亟需明确。要破解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规制供给不足问题,需在理清认罪认罚实践类型与案件类型的基础上,立足于刑法裁量中从宽处罚的阶梯设置,结合不同类型认罪认罚背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矫正必要性,做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相应规定。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元化之提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依法及时有效惩治犯罪和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监察法》和《刑诉法》规定的认罪认罚的内涵、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和从宽处理的适用标准存在差异,引发法学界与法律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争议。从《监察法》设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原意、制度功能和价值目标看,《监察法》与《刑诉法》相关规定具有一致性。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两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应当走向一元化。为此,需要明确《监察法》中“认罪”和“认罚”的内涵,保障被调查人的律师帮助权和监察认罪认罚的协商性,以及统一从宽处理的适用标准,从而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中的有序衔接。

论认罪认罚协商机制的构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中的问题的检讨与反思

认罪认罚协商在宏观上有利于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改革追求的效率目标和国家法治的进步,在个案中也能实现刑罚目的,而且并不损害公正价值,是当前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突破口。检视A市和全国各地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情况可以发现,认罪认罚协商机制并没有成为该项制度试点实践的主要方向。认罪认罚协商的缺位导致了制度缺乏内生动力,招致批评与非议。当前既要注重搭建认罪认罚协商平台,完善工作机制,激发各方参与认罪认罚协商的积极性,也要注意汲取国外控辩协商制度的教训,防范和控制风险。

论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的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

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结果”“从宽因素“”从宽评价主体”等因素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从宽”的确定性问题需要特别予以关注和澄清。从法律文本来看,“从宽”具有不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即在区分主观层面(评价)与客观层面(结果)基础上,就主观层面的确定性而言,认罪认罚“应当从宽”,只不过,在客观层面的确定性上,它可能表现出一种“未必从宽”之样貌。对认罪认罚制度中“可以”从宽的规定,应按照上述“主观层面应当从宽,客观层面未必从宽”的理论逻辑来理解和适用,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可以从宽,也可以不从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效率实质及其实现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是权力主导的程序加速机制。国家权力对诉讼进程的强力主导、强调被追诉人的悔过态度和强调以公权力保障查明事实真相,使其根本上有别于辩诉交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办案效率的提升,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单位工作量的压缩。提高诉讼效率应通过简化程序环节、压缩单位案件工作量来实现,而不应单纯压缩诉讼时间;二是降低部分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对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在坚守"排除合理怀疑"主观标准的同时,降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性要求;对其他案件,应坚守通用的证明标准,但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证据确实、充分"的实际把握可能会有所降低。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机制实证研究--以A市两级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的案件为样本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主体的量刑协商能力较弱,对量刑建议的实质影响力有限;确定刑量刑建议更容易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和法官的支持,已经成为量刑建议实践的主流。一线法官不会轻易调整检察机关建议判处的刑罚,无论是幅度刑量刑建议还是确定刑量刑建议,法官普遍持认同态度,只有极少数案件的量刑建议未获法院采纳,因而检察机关主导认罪认罚被告人的量刑结果已经成为现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机制存在量刑建议协商性不足、确定刑量刑建议合理性不足、实质审查流于形式、辩护权保障不力的问题。只有从制度上完善量刑建议的约束力条款,在操作上努力增强量刑建议的适当性,坚持对量刑建议进行实质审查,并充分保障被追诉人从量刑建议的形成、提出到审查、采纳过程中的辩护权,才能有效解决量刑建议机制存在的问题,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价值目标。

论我国刑事公诉案件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机制为中心

关于被追诉人的反悔权,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制度中隐含着反悔权的样态,表明被追诉人反悔权存在着制度的合理性。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的展开,其中庭审程序的反悔严重关涉控辩双方的诉讼利益,需要对被追诉人反悔权理论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归纳。同时,我国试点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美国以司法判例形式确立了被追诉人反悔权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避免司法不公的等问题。当前,构建符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特点的反悔权机制适逢其时。但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其与域外相关制度的共性,也要注重其差异性;同时还需要确立相关配套机制以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调研报告

司法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契合我国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符合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但调研中也发现当前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仍存在着量刑建议采纳率较低、审判中心作用发挥不够、当事人参与协商制度与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不到位、精准量刑建议与庭审实质化的兼容衔接不足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此,需要转变观念,凝聚共识,加强与相关机关协作配合,依法做到应用尽用,共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以审判为中心,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与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共绘刑事司法同心圆。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近年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律师的有效参与是该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律师的参与覆盖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庭审辩护三个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机制有三个重心,即建立健全律师值班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特别是要完善律师在庭审前诉讼阶段的"有效参与",以保障认罪协商合法、认罚处罚公正和程序选择理性。

美国认罪协商程序及其对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从宽一面的体现。该制度虽已开始试点,但却存在不可避免的困境: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适用范围没有明确;被追诉人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没有落实;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如何将该制度体系化也未明确。而美国的认罪协商程序一直以来都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著称,在保障被告人权利、彰显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也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广为适用。该程序及其中的协商实践为我国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范本,值得学习借鉴。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在适当借鉴美国认罪协商的基础上,从以下方面着手:在适用普通程序审判的案件中适当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从宽幅度限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控辩双方达成的认罪协商协议必须经过法官严格审查;赋予被追诉人有效辩护权及程序选择权;厘清认罪认罚从宽与现行审判程序的关系,对其明确定位,出台更多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