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风景的“乡土”——五四乡土叙事的现代认识机制考察

在五四乡土叙事中,作家们所竭力描写的乡土并非一种"历史的经验性的东西",而是更近乎于"方法论上的概念"。乡土是在作家们"科学的观察方法"和"知识"的透镜下"被发现"的结果,它是作家们在现代"认识装置"下对乡土的一种想象和建构。这套认识装置的缘起基于一种现代时空观认知的改变,主要表现为时间的线性演进和空间的价值预设。

20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认识性装置”实践与城市书写的发生——以《上海文学》为中心的知识考古学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在实践活动中普遍存在建构“认识性装置”现象,希冀通过理论总领、机制运行、写作实践等先行装置实现期刊理念。通过考察期刊“认识性装置”建构发现,《上海文学》凝聚本地作家力量,大量发表上海作家以及以上海为书写对象的作品,通过小说呈现出独特的上海城市想象及空间、人物“现代性”,进而与80年代主流小说区别出别样的气质,为探索小说创作新历史维度提供契机。这一研究个案不仅对解释90年代及以后《上海文学》的都市想象具有“前史”意义,也可以联结80年代之前的上海都市写作,弥补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化、固定化,缺乏从作品内部把握文学现象的缺憾。

诗歌的下沉与诗人的去界域化——重新理解郭沫若的当代诗歌

新时期以来,郭若沫整体评价中的“认识装置”的问题,构成了郭沫若当代诗歌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要以更加客观科学的方式重新理解郭沫若的当代诗歌,首先意味着摒弃研究的流行框架,引入对于郭沫若当代诗歌“了解之同情”的“当代文学视野”。在此,郭沫若当代诗歌所体现的诗歌的下沉与诗人的去界域化趋向值得重视,这是“新的人民文艺”时代文学实践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尽管这一方法和原则随着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时代的重新到来而宣告消逝,但重返历史情境,于当代文学视野之中重新理解郭沫若的诗歌作品,对于理解历史和现实,深化郭沫若研究都大有裨益。

“认识性装置”的建构与运作:以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为例

20世纪各时期的话语形态创构活动中普遍存在着建构"认识性装置"的现象,从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认识性装置"的建构活动来看,"认识性装置"在理论框架的搭建、机制的架构与运作等方面具有普遍性的建构与运作模式、具有规律性的建构流程与程序。系统探讨这一理论现象的系统,可以从20世纪世界思想观念活动中寻找到一些固定的理论模型和认知机制,并可将"认识性装置"建构作为考察20世纪世界思想探索的新的历史解释的理论维度;"认识性装置"建构可谓后发展国家进行独立思想创造与生产的有效方式。

鲁迅前期写作与“现代文学”体制

“文学体制”理论将文学视为是由一系列标准和假设构成的社会机制和实践方式,对文学体制化过程的研究构成了当代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方向。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到写作《呐喊》《彷徨》,再转向散文诗集《野草》的创作,鲁迅多样化的写作实践及其演化逻辑,构成了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体制的绝佳案例。从体制角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文学”本身的历史性、规范、假设等因素,从而摆脱“文学史”这一内部视角的局限性。从体制性批判的角度,将文学观念和体制性实践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可以为思考“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位置、任务及其可能性提供新的视角。

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的接力与范式——张先飞教授“五四”研究述评

张先飞教授关于"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使长期以来学界对历史中"五四"文学的"隔"变成了"不隔",使早已进入研究"盛年"期的"五四"新文学重焕生机,而"抹布的人""国民性""人间爱"等文论的提出,更使"五四"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超越时空的共通性与人道主义关怀。张教授的学术研究为当今学界理论研究盛行、历史文献被轻视与破坏的不良风气作出表率,而他关于"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若干研究成果,也将此从传统的研究思维、范式中解放出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现实观照,并在某种程度上建构起中国特有的,而非完全依附于西方思想、文化的现代思潮话语体系与时代精神。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乡土小说里的风景及其“暗面”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风景已经不再是碎片化的点缀之物,而是蕴含着作者审美理想和创作观念的一个整体性存在。沈从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讲究自然风景的如画性及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对应性关系。沈从文这个时期所书写的“乡土道德风景”是对传统“比德”说的复归,也在一个“暗面”完成了对社会秩序的“自然化”处理。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