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实践认识论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加强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可以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地位,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能够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使教育者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探索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近代基础主义认识论的形成及理论困境

针对彻底怀疑论者无穷回溯论证的问题 ,同时也受近代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在任务和方法上的影响 ,近代认识论形成为基础主义认识论。其特点就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下从事认识论研究 ,遵循自然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 ,试图通过寻找一个具有自明性、确定性、绝对永恒的基础 ,建立一个倒金字塔型的逻辑严谨精密的科学体系。但这一寻求确定性、可靠性基础的任务 ,受限于近代认识论的思维方式的局限 ,是无法完成的。它无法解决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是怎样成为“我”的认识的问题 ,也无法解释关于“我”的认识怎样转化为他人认识的问题。因此 ,近代认识论相继发展为独断论和怀疑主义 ,都无法解决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出现了理论上的困境 ,面临着危机和转向的问题。

哈耶克自由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在自由主义史上，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在认识论上，哈耶克深受康德和马赫的影响，马赫的主观主义和康德的先验论，以及奥地利学派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被哈耶克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其认识论，并由此导出了其自由主义的两个核心理论：有限理性论和自发秩序论，构成了哈耶克自由理论的两大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界定、理论基础与内涵变迁研究

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认识分歧,均与对其范畴的不同理解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应有狭义、中义、广义三种范畴。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理论与列宁、斯大林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世界近代以来相关文明理念及西方现代化理论,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调整优化产生了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萌芽(1921—1952年)、起步(1953—1956年)、曲折(1957—1978年)、加速(1979—2012年)、优化(2013年至今)五个演进阶段。

认识论及对基础理论研究的再认识

对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思考,离不开对事业发展实际的估价。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和方法对于事业发展实际进行理性认识。

科学的认识论:新闻采写的理论基础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报道新闻是认识社会和反映社会的工作。一篇新闻稿件若要对社会反映得有深度、有力度,前提是作者对事物的认识要深刻。先从一件小事说起,某日,某县城,是个阴雨天,突然,一辆撒水车喷撤着水雾在大街上鸣笛而过。阴雨天用人工在街道上撤水,现象自身便存在着矛盾。事情出得奇,自然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有的人会说:“闲的没事干了,在大街上扬水玩。”也有人会说:“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还有的人可能说:“

教学的认识论基础新探

综观古今中外的教学理论,无不以显性的或隐性的哲学认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教学论影响最大的,是经验论及唯理论。其中经验论又可分为感觉论和实用主义。感觉论的重心在感性认识。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目标变迁研究

依据建国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目标的变化,将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发展历程分为重点项目突破、瞄准国家目标、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三个阶段。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阐释我国的基础研究政策如何实现了三次目标变迁。结论表明,问题源流的发展变化是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目标变迁的拉力,政策源流的互动是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目标变迁的推力,政治源流的变化引领基础研究政策目标变迁的方向,三者共同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目标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政策变迁与展望——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考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政策相继经历了全面恢复与构建新体制,稳中求进、持续发展,多措并举、支持基础教育转型升级三个发展阶段。基于多源流理论考察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发现:政策制定者所关注待解决问题的变化形成问题源流,提供政策变迁合理性基础;国家重要战略的顶层设计和价值引领形成政治源流,营造政策变迁的良好政治环境;政策共同体的携手推进构成政策源流,提供政策变迁合法性依据。面向未来,我国基础教育政策体系建设的展望是:观念塑造——关注弱势群体,构建补偿性基础教育政策体系;技术革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补齐薄弱学校教育资源短板;理性回归——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基础教育内涵式发展。

互联网基础设施与生成性社会的来临

媒介本体论(媒介存在论)研究是近年来传播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是什么让媒介从认识论的研究对象转变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值得讨论。本体论讨论“是”(超越性实在或存在),而认识论讨论“所是”(经验性存在或存在者)。如果把媒介理解为工具,那么它就是广播电视这样的各种“所是”;而如果把媒介理解为人存在的前提,那么媒介自然便成为我们所讨论的“是”。

论神示证据制度的认识论基础

早期人类的证据制度便以神明裁判为特征,神明裁判各种方式可以划分成三类:神判法、神誓法和占卜法。神明裁判的起源和演变的历史表明古代人们在诉讼活动中对事实真相的强烈渴望。人类最初进入诉讼阶段,并不代表其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了多大的飞跃,古代的诉讼仍然要求助于神力。这是神明裁判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人们的求真欲望和认识能力之间的矛盾,使得它能够在人类诉讼史上成为最初的证明方式。神明裁判是以独断论作为其认识论基础,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符合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

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论基础分析

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论基础问题,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通过分析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与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关系,可以归纳出“产学结合”是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特征。通过剖析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学习理论的观点,可以得出两个有关联的结论:第一,客观主义的学习观和教学观不是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基础,“学科结构”人才培养模式不应当为高职教育所采用;第二,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和教学观是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基础,“产学结合”是高职人才培养的根本途径。

感悟:审美认识的本质形式——兼论美学—艺术理论的认识论模式

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模式本身的注意,是近年来这个领域里一个重要的研究动向。这种新的理论视角的正当性至少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研究并且坚持某一理论的时候,往往为了强调其真理性和有效性,而忘记甚至完全撇开这种理论赖以成立、赖以建构的整体框架,模糊了这种理论的适当的范围和边界。随着它变成绝对有效的东西,也就越来越严重地失去了特定的、确切的思想原则。因此,从共时的角度,在同各种理论模式的横向比较中,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艺术理论,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意识形态:对于主客体的全面超越——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认识论基础

尽管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前便已出现,并且具有了多种不同含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特理解和深邃界说,使这一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同时,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混乱,也都因之或多或少地表现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的歪曲,这表明许多思想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基本概念的混乱,这就把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进行历史追溯,以探求其马克思主义本真含义的工作,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从认识走向理解——教学的理论基础转换

我国的教学长期以来以认识论为基础,教学过程被看成是认识过程,师生之间、人与知识之间是主客二元对立关系,教学成为一个抽象的、观念的、确定的世界,与人的现实生活相脱离,漠视人的生命意义和精神成长。而这些教学痼疾都源于认识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转变教学的理论基础,以存在论代替认识论,以主客同一的思维方式来把握教学,把教学看成是理解的过程。因为理解的教学视人与知识、人与人是视域融合、意义生成关系,是交往与对话关系,它关注人的完整性,关注人的生命成长和精神世界的充实,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创造性的可能世界。

中医基础教育的当代省思——由认识论角度反思中医基础教育

中医是我国的一门国粹,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份瑰宝。而中医基础教育作为培养后继人才的重要环节,在中医事业的继往开来上起着固本延真、启蒙开新的作用。文章通过阐述中医理论传承和基础教育的相互关联,结合当前中医基础教育面临的背谬和困境,尝试探讨中医教育的应变思路和调整策略,希冀藉由当代认识论的认知视角,深刻反省中医基础教学存在的不足,以获得中医基础教育固本强基、与时俱进的启示。

论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认识论哲学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哲学理论基础的核心内容。可以这样说,不懂得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就不能从根本上懂得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涉及到许多方面,但以下三个问题,应当是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基本理论依据,即关于正确思想认识的来源问题,认识的过程即两次飞跃问题,认识的外部条件和内因根据问题。一、正确的思想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最基本的观点。实践包括生产实践。

类案判断的范畴形式及其本质的认识论解释

当前类案判断是以结构性特征为主要立场的,其范畴化的核心机制是“单独必要与共同充分性”特征的把握,是经典归类理论的产物。该分类逻辑面临着共有特征界定难题、结构性特征界定难题、类案功能性特征的结构化障碍。而基于原型理论的重新解读,将避免上述问题。在该理论模型中,指导性案例确立原型定位,裁判要点明确与基础层级间的逻辑关联,并在指导性案例的“双层”整体与部分功能主义立场中,阐明类案判断的“格式塔”过程。在本质上,类案判断属于“社会认识论”范畴,寻求区别于个体观念的真相,且判断其“真知”的增加趋向与统一法律适用的目标相一致。类案划分是对符合特定功能目的的范畴化方案的寻求。

认识论的当代转向:从基础主义到自然主义——以奎因为分析中心

基础主义认识论者的共同理想是将所有的知识从确实可靠的先验知识中演绎出来。古典经验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休谟,对基础主义的这种理想进行了初步批判,而奎因则从学说性和概念性两方面彻底摧毁了知识的确实性理想,对基础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取消了认识论的第一哲学地位。但奎因并没有取消认识论,而是将认识论自然化了。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目标是要在科学框架内说明我们是如何从贫乏而肤浅的感官刺激发展出丰富而深刻的科学理论的,这个目标需要诸多科学部门联合起来才能达成。奎因用证据理论对“感官证据对科学理论的支持关系”作出了说明。自然主义认识论虽然是描述性的,但同样具有规范功能,而且在研究认识的实际发生过程中可以自由援引已有科学成果,对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种种指责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