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在“庚申年大讨伐”中的作用及其罪行

日军在延边地区进行的"庚申年大讨伐"中,日本外务省所属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向日军提供有关朝鲜族反日运动方面的详细情报、直接为日军充当向导并单独进行"讨伐",又担负警备任务、从事"归顺者工作"等,对朝鲜民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领事馆警察机构同日本军部指挥下的日军一样,在对延边朝鲜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方面同样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

东北抗联反日伪“三年治安肃正讨伐”的策略研究

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东北抗战掀起新高潮。为此,日伪军制定"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以军事讨伐、政治诱降、经济封锁对抗日联军展开了疯狂的"讨伐"。相应地,东北抗日联军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反"讨伐"斗争,给日伪军以打击,配合了全国抗战的发展,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论网络讨伐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效应

网络讨伐作为一种网络社会行为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在一定环境影响下产生,且在其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带来相应的社会影响。一方面起到了增强个体道德自主性、充分表达民意、锐化社会监督、补缺社会救助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网络讨伐的发展也潜存社会信任危机、累积暴力性倾向等消极影响。

网络讨伐的正向效应

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的网络讨伐是通过网络舆论对社会发展中"恶"道德的谴责形式,是道德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监督一经产生就对个人及社会产生多元化的影响,本文从个人、社会两个角度论述网络讨伐对个人道德的监督作用和社会道德的监督、规范、协调、救助等作用。

论孙中山讨伐陈炯明集团的军事战略

孙中山为讨伐陈炯明集团制定、实施了远交近攻,离间直系、陈氏关系等战略。它们的推行客观上有利于打击陈炯明集团。而其中的广筹资金,构建讨陈联军,确保战略的权威性与科学性是从根本上打击、消灭陈氏集团的战略方针。

网络讨伐的正、负社会效应及其控制

网络讨伐作为网络行为方式的一种,其道德实践过程中产生了正、负双方面的社会效应。一方面,起到增强个体道德自主性、充分表达民意、锐化社会监督、补缺社会救助的正向社会效应;另一方面,网络讨伐也带来社会信任危机、累积暴力性倾向、好心办坏事、导致个人隐私泄露等负面效应,需要规制和管理。网络讨伐的控制,需要从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和道德手段三个方面同时进行,其法律控制及技术控制过程中亦需要解决与道德控制之间存在的相应矛盾。

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武力讨伐”策略简析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围绕解决事变分为武力讨伐与和平解决两派。史学界对其中何应钦的"武力讨伐"策略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文章就何氏这一策略的背景,其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及目的等方面提出一些浅陋的看法。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论何应钦主“讨伐”之动机及“亲日派”问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这已为海内外史学界所认同。然而,在这种公认的"合力"中,却排斥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所起的作用。七十年过去了,何应钦力主"讨伐"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治解决,却为研究者所忽视。何应钦力主"讨伐"并非"取蒋而代之",而是救蒋脱险。何应钦也不是"亲日派"。如果上述陈说定谳不矫正,那便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

伦理视阈下网络讨伐的社会效应探析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讨伐作为一种新型的讨伐方式,成为人们表达个人道德倾向的重要方式。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网络讨伐在实践过程中既具有激发参与者正义感、提供道德监督新渠道、传递社会主流道德倾向、填补社会救助空缺等正效应,同时也可能导致网络生态失序、网络伪道德陷阱、另类网络暴力、社会公德危机等负效应。

反日伪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道＂是行政区划的名称。1914年,北洋政府将东北划为3省10道,东边道为10道之一,隶属奉天省,辖20余县,主要是今天吉林南部的通化地区和辽宁东部部分县。东边道多是山区,是打游击战的天然去处,这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抗日名将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1路军和抗日名将王凤阁领导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十九路军经常活动的地方。

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

西安事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对事变的处理,分为和战两派,但“讨伐派”究竟包括哪些人?过去并未见有具体的考察。实际上,戴季陶是主战最力的人物,讨伐派的代表。何应钦最初主战,其后迫于各种压力,至少在表面上,主战的热情下降,并因军事行动迟缓而受到戴季陶等人的斥责。讨伐派受到了宋美龄等人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新道统”理念下的偏见——朱熹讨伐“苏学”的文化诉求

在朱熹的心目中,风行于朝野的"苏学"既使广大士人"被其毒者沦肌浃髓而不自知",又严重地阻碍自己"新道统"的创构与张扬,因此展开全面深入地讨伐与清算。朱熹创构与张扬以"心性"为内核的"新道统"是对高宗的"道统"传承权与掌控权的公然否定,目的在于以"道统"传承者的身份,劝君行道,以"新道统"的理念引领君王治天下,具有强烈的政治儒学化的文化诉求。"新道统"是朱熹处理文道关系的思想基础,形成道主宰文、"文便是道"的文道观,忽略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他对"苏学"的讨伐一样存在明显的偏见。对此须联系朱熹勇于挑战君权,张扬"新道统"的历史场域及其文化诉求加以认识。

“庚申年大讨伐”与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在延边地区的扩充

由于延边地区在日本的'满蒙经营'中处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早已制定了延边地区其领事馆警察机构的秘密扩充计划,但该计划几经挫折。而后,日本借口'珲春事件',对延边地区朝鲜族反日部队发动'庚申年大讨伐',最终使其在延边地区扩充领事馆警察机构计划得以实施。

从讨伐董卓到擒杀吕布 群雄修罗场:曹操早期的敌人们

曹操参与群雄逐鹿,始于十八家诸侯讨董卓。桓灵之后的东汉虽已经摇摇欲坠,但董卓之乱却非必然之劫,而更像是一场政治意外。中平六年(189)夏四月,汉灵帝驾崩。失去了皇帝保护的宦官集团,立即成为“国人皆日可杀”的众矢之的尤其是怀恨两次“党锢之祸”的老仇家清流派官僚,更是嚷嚷着要尽诛宦官。

动态

6月14日,为纪念陈翰章烈士诞辰110周年,吉林省档案馆公布65件陈翰章烈士战斗档案。陈翰章烈士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等职,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此次公布的65件档案全部出自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全宗,主要集中在1939年10月“野副大讨伐”之后,真实记录了陈翰章烈士率部与日伪军警进行81次战斗的历程.

“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及其对东北抗联造成的后果研究

“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将“治标工作”、“治本工作”、“思想工作”融为一体，以期彻底消灭东北抗联。：在敌方的严密封锁和疯狂“讨代”下，抗联物资奇缺，队伍严重减员，根据地大部遭到破坏；抗日斗争愈发艰难，并逐渐转入低潮．．为保留抗日力量，1939年以舌，部分抗联A士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修。，

周成王伐东夷及其重大历史影响

周成王亲政后,先命召公、周公复营洛邑,然后以"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讨伐东夷四国:商奄、徐戎、淮夷、商盖。成王"残奄"后,"自奄归"。召公、周公继续伐东夷,直到"商盖服矣"。伐东夷后,周朝的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自此确立了周公、召公共同辅佐周王的三驾马车制度,授予了齐国"征伐"大权,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今人忽视周成王伐东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通史》中代之以"周公东征"。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楚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楚民族在繁衍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一些与当时中原大国迥异的特点:历史悠久,原始氏族制形态浓厚,民族融合贯穿始终,中原歧视和讨伐挥之不去。这形成了楚民族乃至楚文化独有的风格。

孙中山与1923年的东征讨陈之役

1923年5月至11月间发生于东江区域的讨伐陈炯明叛军之役,是孙中山一生多次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一次典型战例,也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它不仅为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军事和政治基础,而且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与惠州为主体的东江区域关系密切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