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公民训练”思想及对和谐社会道德公民教育的启示

在杜威丰富的思想中,道德教育思想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他把道德教育看作是一个公民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必须接受的"训练"。公民在道德上应当接受理智训练才能更有效地成为社会的道德公民。并且指出公民的道德能力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对公民的理智训练应该包括各种个体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杜威的这些"公民训练"思想对于我国和谐社会培养公民道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治的根基在于培育具有“内在观点”的公民

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培育具有"内在观点"的现代公民具有构成性意义。公民既是法定权利的享有者,又是法律义务的承担者,只有公民能够真正享有了权利、切实履行了义务,法治秩序才是圆满的。中国法治建设遭遇诸多困难的症结都在于公民培育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培育公民因此成为"法治中国"建设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基础性工程。在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逻辑与纲常伦理等级秩序下,"公民意识"与公民人格难以形成。因此,在中国法治建设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公民培育不仅是促进民族整合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进路,也是为实现法治中国目标奠定主体与法治文化基础的必由之路,更是国家走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大力推行法学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各种各样的公民实践训练,把公民自身成长和经由社会参与的素质积累相结合,有助于将广大民众逐步训练成具有"内在观点"和自治能力的现代公民,从而为法治中国的最终建成奠定坚实的社会文化和人格基础。由此,中国法治建设就逻辑地呈现为具有双重目标的复式结构:法治必先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复兴强大,法治保障民权的目标才有现实意义和实现之可能;它同时历史地预置了中国公民培育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路径:在制度建设中训练公民,通过公民的成长推动法治的成长并臻于至善。

公民文化:中外语境下的考量与公民文化的培育

现代公民文化是维持政治稳定与保持政治效率的观念基础和心理条件,作为民主制度的隐性结构,它是社会和谐、均衡、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在厘清西方学者对公民文化种种理论界定的基础上,考察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公民文化研究,探讨在快速展开的现代化进程中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参与型公民文化建设的宏观思路与举措,倡导民主、法治、参与、合作、宽容的文化旨趣,通过公共教育、民主政治生活以及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等多种途径强化公民训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新加坡的学校道德教育

新加坡一直十分重视学校道德教育,其学校道德教育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早在60年代中期,新加坡教育部颁布了学校道德教育和公民训练的综合大纲,用以发展学生的社会观与公民职责观念,并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编写新的《公民课》的教学和训练大纲。该大纲十分强调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效忠、公民意识的灌输与培养。

社会变迁中公民教育的演进——兼论我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实施

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主义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变迁 ,它开始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 ,关注公民能力的培养。以此为依据 ,并基于社会变迁的现实和发展趋向 ,本文认为 ,在中国现阶段实施学校公民教育应当注重 :建构以“个人 -社会 -国家”为轴心的教育目标模式 ,确定适合儿童发展各阶段的教育重点 ,设置包括公民教育和公民训练在内的课程体系 ,营造公民教育的“社会 -文化环境”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

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已经构成了中国公民教育的传统。回顾并分析这一传统，有利于中国当下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展开。本文分析了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的的内涵、公民教育在中国的诞生，公民教育的实施路径——公民科的教学与公民训练、学生自治。并在此基础上，对民国公民教育进行评析。

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

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1934年到1936年江西省地方政府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对南昌近郊西山万寿宫朝香活动及其周边农村的改造,观察新生活运动如何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以及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的组织架构和各部门协调。这一个案研究显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依靠以超越政府机构职权和层级分界的方式动员官僚系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各部门工作,其中既包括民众教育部门,也包括公安局等使用强制力的部门。在"剿共"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重建政府权威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生活运动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结合了乡村教育、地方保甲、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生活运动还利用万寿宫朝香的时机举办乡村建设展览会,将新观念接榫于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将旧的迷信通过祛魅和理性化,赋予现代意义,将公民训练与旧风俗相结合,从而起到训育民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