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训育制度探析

“训育”概念经日本传入中国以来,随着国人训育观念的加深,及至民国时期,“训育”开始由一个概念演变成一种教育制度。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等战时高校的出现,为管制战时大学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决定在高校建立训育制度,作为加强管理高校的关键举措。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实施“导师制”、设立“训导处”和引入“三青团”。各地学生聚集地的西北联大,因其历史基础和地理位置,成为国民政府推行训育制度的重镇。就战时局势而言,此项举措的实施,虽说于学生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发有过一定程度的推动,但该项举措不仅导致西北联大泛政治化现象严重,而且限制了学生的思想行动自由。

高职院校实训育人策略研究

实训育人是基于实训教学的实践育人形式,是以专业实训为育人载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训育人的根本是立德树人,导向是以德为先,关键是德技并育。高职院校实训育人需要找准目标定位、把握基本原则、建立行动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实训教学立德树人能力,促进学生德技并修,提升实训育人质量,培养德才兼备的技术技能人才。

“岗课证训育”一体的“变频器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为促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变频器技术课程教学团队深化校企合作,改进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对接职业核心岗位,开发“岗课融通”知识体系;对接“智能产线控制与运维”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开发“课证融通”项目内容;坚持立德树人,开展“训育一体”协同育人;采用任务驱动,开展“学习目标、思政引入、资格认证、项目引入、任务描述、创新拓展”六步教学,实施“岗课证训育”一体的教学改革与实践,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职业教育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训育思想的引入、发展及训育理论体系初步建立探析

20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及社会改革的需求,我国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教育著作及教育思想,而训育思想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也随之传入。随着训育概念的引入,训育观念经历了由清末严格管理的训育观,向民初人格感化的训育观和五四前后自治的训育观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训育理论逐步体系化。

论民国中后期武冈中等师范学校训育实践——以武冈境内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为例

学生自治会是民国时期训育实践的基本组织。民国中后期武冈境内设有三所师范学校,县立、省立共存,初级、中级并立,训育工作以学生自治会为依托开展系列实践活动,取得显著成效:训育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发展,是课堂教学以外德育的有益补充;重视社会实践、讲求实践实效性是训育实践的最大亮点。立足社会、融入生活,要求学生将所学回报于社会,有目的地服务于社会,这种社会实践模式对我国当代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有理想、有担当、不脱离社会现实、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不无启示:道德教育不能脱离社会实际;班级组织的有效管理和运作是提高实践实效性的重要路径。

西方训育观的历史演进

方教育发展历程中有着重视训育的传统 ,西方训育观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 :古希腊时代是西方训育观的萌芽时期 ,从文艺复兴至 19世纪末是西方训育观的形成时期 ,2 0世纪初至今是西方训育观的发展时期 。

民国时期中小学训育方法的探寻

合理的、有效的训育实施方法是实现中小学训育目标,获得良好的训育效果的必要条件。民国时期,教育界围绕着中小学训育实施的方法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深入探索,逐渐总结出的训育实施方法如:注重隐性课程的耳濡目染、强调学生自治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依重实践活动来磨砺意志等,都探及了中小学校道德教育的核心。这些总结出来的训育方法切实可行,取得了令人啧啧称叹的成绩,但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当时中小学校学风不纯、机会不均、社会不安、施政者"执法严绳"恐吓学生,皆与训育实施原则、理念与方法背道而驰,导致了民国时期训育的失败。即使如此,当时对训育实施方法的探索成果仍给中小学校道德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民国职业教育训育及中华职业学校实践的研究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把对学生的训育放在整个学校工作十分重要的位置。民国政府制定、颁布了多项规定和文件,对训育工作提出明确目标、要求和措施,以保障训育的质量和效果;职业教育界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采取多种训育方式,使学生获得正常发展,陶养健全之人格;在训育过程中,不仅开设系统的训育课程,而且在日常管理中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开展自治,并给予积极指导,对当今职业教育的学生教育与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训育”辨析——兼论我国20世纪上半期实施“德育”的历史经验

我国现在所谓"德育工作",在民国时期,无论在民国政府辖区还是人民革命根据地都称为"训育"。"训育"在德国普通教育学中,是同学生"管理"和"教学"并立的基本概念。鉴于我国以往对于"训育"多所误解、如今"以德育代替训育"又在教育理论上存在诸多难题,故对民国时期的"训育"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并着重分析根据地教育的历史经验,旨在增进对"德育"问题的理解。

民国训育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训育是民国时期重要的道德形式,当前对它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它曾长期处于教育研究的边缘,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对它的研究方始兴起。有关民国训育研究当前尽管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果,但总的来看,无论就研究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推进这一研究更深入地进行,也便于其为更多人所认识,全面系统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从观念合法性到规则合法性——论近代中学训育部的出现与变革

近代中学训育部在1920年代初较为普遍地出现,至1930年代初,教导部又取代训育部成为一些中学新的训育组织。组织规模扩大和加强训育工作的实际需要,都不是中学"普遍"设置相应训育组织的根本原因。它只能从合法性影响的角度加以说明。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结构密切关联,训育部最初出现主要是受观念合法性的影响,教导部的设置则主要受规则合法性影响。虽然,训育组织形式及其影响因素不同,但不同阶段中学的训育组织都存在趋同的现象。这也提醒我们以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思考当前有关学校特色发展、多样化发展的讨论和探索。

对训育的操作化理解

训育在过去的教育文献中普遍使用,对应的是学校中与教学并存的道德教育实践。因为训育一词的动词特征,容易把人们对道德教育的思考引向实践的方向。和教学一样,训育也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因而,对于训育的理解需要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进行。通过分析发现,在教师一方,训育表现为训诫和教导;在学生一方,训育表现为其对道德道理和规范的认知,对教师训诫、教导的反应,以及对自身及他人道德行为效果的反思。

高职学生综合素质训育体系构建研究

素质是人的基本特质,素质教育是人类教育的基本元素。创新素质教育手段,构建素质教育系统体系是当前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从"训"入手,"训育"结合,强化理实一体,建立健全质量监控测评系统,全面构建高职学生综合素质训育体系,有利于促进素质教育的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

坚守与突围:民国学者关于大学训育的论争及其影响

民国学者对于大学训育的论争源于训育思想的传入、国民政府对于大学训育的重视与实施、大学训育制度实施中出现的诸多困难与问题等因素。论争主要围绕大学要不要实施训育、大学训育要不要进行革新、大学训育要不要实施训教合一等三个方面展开。论争的焦点是选择坚守还是摒弃大学训育制度;选择固守还是从大学训育进行突围。论争的影响主要有注重对于中国近代大学训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与批判、促进中国近代大学训育的横向比较研究,从而在理论上推动了大学训育的发展,在实践上促进了大学训育制度的实施与训育工作的改进。

论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

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归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训育制度及其所包含的一些政策措施大多借鉴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近代民主教育制度,对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益的参考。然而,四维、八德的传统道德教育是落后的封建意识思想的反映,不能与培养"现代国民"的要求相一致。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教育制度则又是极端的军事帝国主义思想,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相违背。因此,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无疑是一个交织着糟粕与精华、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混合体。

杨贤江的训育思想初探

杨贤江非常重视青年学生的训育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针对当时“畸形、蹩脚、片面”的教育，从内容、原则和策略等方面对如何进行训育工作给予了正确详尽的阐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新训育观。

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实训育人建设探析

为了推进以实训育人建设为载体的高职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建设,提出了持续将实训育人建设作为专业建设的重要举措,搞好校内外实训育人基地建设,开拓专业核心课程实训体系,开展技能文化活动,引导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产业和教育相互支撑、融合发展,努力建设以实训育人为核心特色的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职业教育体系。

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的训育活动述论——以湖北为中心

民国时期,中学教师的训育活动经历了由消极管理向积极指导的转变,训育制度亦逐步得以完善,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训育体系。但在实际的履行中,由于主管官员的频繁变动和聘任制的施行以及教学任务繁重,加上部分教师缺乏责任心,导致训育效果较差。

战时浙江大学的训育与风波——以竺可桢日记为考察中心

1936年4月底竺可桢出长浙大后,改革学校训育,实施导师制,效果显著。但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出于统制大学教育的需要,开始推行以导师制、训导制为中心的政治化训育。这不仅使竺氏训育新政归于夭折,且造成姜琦、费巩两任训导长风波。抗战中后期,随着政党力量的渗入,浙大训育日益艰难,风波不断。

民国时期中小学教师与训育

民国时期在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在中小学实施德国教育家、近代教育学理论奠基者赫尔巴特提出的训育思想,希冀通过训育的实施收到中小学德育、管理、教学质量全面提高的效果。无可置疑的是,教师是训育实施能否收到实效的关键,在学校教学、德育、管理各个方面都是极其重要的力量。由于民国训育制度顶层设计都忽略了教师的培训指导,结果导致中小学训育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