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对训诂与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与戴震阐释学思想探微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可从传统中寻到滋养。训诂与义理,是中国儒家阐释传统中两条清晰的路径,千百年来此消彼长,亦有辩证统一。到了集大成之清朝,戴震与章学诚看似针锋相对,其实两人都致力于超越训诂与义理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章学诚以校雠为方法,建构以史学为中心的阐释思想;戴震以考证为手段,致力于明晰义理。二人在考证之风盛行的乾嘉时期,一隐一显,一者不掩锋芒,直书己意;一者以考证为掩饰,有志闻道,可谓是殊途同归。

“训诂”、“义理”、“功用”——朱熹文献学思想研究之一

朱熹文献整理与诠释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儒学经典的整理、诠释,坚持、接续儒学道统,使其能够应对佛老的挑战。与这种"通经致用"的目标相适应,其文献学活动表现为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并重,寻求文本本意与发挥自得之言兼行。这种文献学思想的背后体现的是朱熹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追求和实践。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唐君毅《礼记》研究平议

唐君毅的《礼记》研究略于训诂考据,详于义理阐发。一方面他将《礼记》置于晚周至秦汉这一阶段之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考察,确证了《礼记》为七十子后学所述作的说法,揭橥了《礼记》融摄他家入儒,综贯的发挥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另一方面唐君毅以“情志”来概括《礼记》的思想旨趣,并以此为通孔,对《礼运》《乐记》《大学》《中庸》等思想进行了哲学性的阐发。唐君毅《礼记》研究的诸多论断基本上能够成立,但也并非圆融之论,特别是他在部分篇目的理解上,超离了《礼记》文本整体的语义系统,甚至存在一定的误读现象,从而使其立论略显牵强。

论《学记》研究者群体的形成及演变

《学记》在历史脉搏中的真生命,需要通过不同时代研究者所把握的《学记》意义来呈现。古代社会以《礼记正义》和《礼记集说》为代表的《学记》研究者群体,在经学体系之内采用训诂注疏和义理阐释两种方法来注解《学记》。近代社会以《学记臆解》和《学记考释》为代表的《学记》研究者群体,从教育救国和学科学术两种取向来研究《学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学记》研究者群体,主要包括教育史和教育学史两种立场的《学记》研究。从教育学史立场来探寻《学记》的生命价值,是以《学记》为中心的古代教育经典文本研究的必然走向。

《陶渊明集》逯注商酌举凡

《陶集》逯注对陶渊明诗歌中"儒""道"文化联系的考虑较少,其注颇有不确之处。本文对其部分注释在训诂、义理处追本溯源、略做纠正,并补充其缺失处,以期达到对陶诗的全面理解。

唐君毅的哲学史方法论

作为20世纪重要的哲学史家,唐君毅在研治中国哲学史时,视中国哲学为一独立系统,坚持客观地了解研究的态度,以"义理训诂交相明"为其哲学史方法论的总原则,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各种哲学方法,同时采用"原"的哲学史叙述方式。唐君毅的哲学史研究总体上具有"哲学史与哲学之间"的特点,实质上是一种哲学创作与建构。

礼乐文明的根基重建:《中庸》主旨新探

《中庸》的阐释史分为性命之学与礼乐之学两大系统,它们可以在对《中庸》的整体性与历史性理解中得以统合。面对礼崩乐坏的文明危机,子思对“性与天道”进行创造性阐发,为礼乐之道重建哲学根基。在“训诂通义理”的阐释路径中,穆、中、静、禘分别是理解《中庸》天道、人性与礼乐的关键词。《中庸》的天道观统摄了隐微、生生、有序三重含义,可以概括为“生生之和”;《中庸》的人性论体现为未发的有序性;和谐有序的天人之道为《中庸》建立贯通天人古今的礼乐文明提供了哲学基础。《中庸》对“诚明”的阐发蕴含着深刻的礼乐精神,“诚”在礼乐文明中得以展开。中国哲学的特质体现为哲学根基与文明传统的契合,这是把握《中庸》义理统一性的关键。

戴震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戴震哲学以训诂为方法、以反理学为立场,旨在推翻以天理观为标志的理学形上学。戴震在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德性资于学问”,使知识为德性重新奠基;在训诂与义理的关系问题上,强调“由训诂寻义理”,意在用训诂学方法解决义理学问题;在天理天道问题上,以“理者分理”“道者行也”的训诂学知识来杜绝理、道的抽象化解释。戴震的理学批判是颠覆性的,这意味着理学传统的中断,但戴震在“义理之学”领域运用训诂方法时,也不免混淆事实知识与理论知识的界限。但戴震基于语言文字的经典诠释也提出了一些义理新解,尤其在人性论领域,戴震根据理的分殊性,提出“成性各殊”这一人性论的新观点,揭示“有情”“有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强调唯有使每个人都能“达情遂欲”,才能实现“道德之盛”的理想社会。戴震基于人性具体差异性的伦理诉求是其思想的一大特色及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