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上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立法表达(2015—2023)

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对法律条款的制定或修改,对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权及其法律内涵进行了规定。这一立法确立的过程,不仅体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立法工作的实践方式,也以国家意志的法律形式明确了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法律地位。四十余件法律规定了八种立法表达类型,明确了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权及其法律规范内涵,为党内法规、行政法规、监察法规、部委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规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权及其法律规范内涵提供了立法借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上关于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法律地位的立法条款,不仅是我国法律上明确规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法律地位的立法表达的案例,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落实宪法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在重要法律中明确规定党领导相关工作的法律地位的立法体现。

改进和完善油田基层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探讨

改进和完善油田基层党委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对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决策科学准确、促进党员参与和增强决策的合法透明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油田基层党委作为企业的决策机构,对于提高油田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发展潜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有些油田基层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科学性、效率低下等。文章通过分析问题根源,提出了规范议事规则、倡导民主决策、加强信息共享等改进和完善的对策思考措施。

新时代公安群众路线践行机制研究——基于A省“网上警民议事厅”工作运行效果的考察

“网上警民议事厅”是A省公安厅建立的一项旨在践行新时代公安群众路线的工作机制,依托微信群开展工作是“网上警民议事厅”运行的基本方式。实践中,存在线上沟通成本巨大、规定与情理之间需要权衡以及绩效评估效果存疑等问题。理想状态下警民议事微信群的基本功能尚难实现。以“网上警民议事厅”运行效果为观察切口发现,新时代公安群众路线践行机制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优化:改进考核方式,科学制定考核内容;做实传统群众工作,引导社村积极分子支持网上社区警务;积极争取辖区党委政府支持,与属地治理资源对接融入。

重访科层制:对议事协调机制的类型学探究

议事协调机制长期被视为破解科层制协同困境的制度设计,但现有研究对议事协调机制的类型学缺乏系统考察。基于对W市应急管理工作的参与式观察发现,领导小组在调度中出现“小组失灵”,而工作组与工作专班表现出更强的议事协调能力。以行政知识和政治权威的正式与非正式形式为框架,研究分析三种议事协调机制的类型与适用情境:领导小组是权力导向型,适用于改革性、开创性情境;工作组是事务导向型,适用于任务性、统筹性情境;工作专班是资源导向型,适用于攻坚性、焦点性情境。科层制作为理解现代政府的理论基础,伴随着行政改革的浪潮历经衰落与回归,其与议事协调机制的关系尚未在理论层面得到充分讨论。重访科层制有助于在常规政治生活的视野内锚定议事协调机制的类型与功能,呈现新时代整体性政府建设的组织调适。

构建党建统领视域下公立医院三级议事决策“三新”运行体系

本文深入剖析新时期公立医院党组织在议事决策中的新定位,通过双向进入、会前沟通、民主决策新机制的优化和完善,对议事决策中的组织、职位及议事流程中的新路径进行系统重构,提出党建统领视域下公立医院三级议事决策“三新”运行体系,为加强党的领导和有形有效覆盖,深化公立医院内部改革及治理提供新视角。

儿童议事会的参与机制:一项多案例的跨国比较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进程中,儿童议事会是儿童表达诉求和参与决策的关键途径。在内涵价值上,儿童议事会具有促进代际公平与儿童正义的伦理厚度,发扬公民权利与民主治理的政治高度,超越象征性参与并推动深层赋权的参与深度。我国儿童议事会建设亟须开展国际视野下的比较借鉴,为构建有效、包容的儿童参与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通过对国内外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各国儿童议事会参与机制在参与者年龄范围、实施尺度、参与领域、主要流程、突出特点等方面存在差异,不仅体现了各自的独特优势,也伴随着相应的制度性风险。

提高高校院(系)党委会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议事决策水平的对策研究

高校院(系)党委会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是推进院(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制度性安排。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普通高等学校院(系)党委会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示范文本的通知》以来,高校院(系)议事决策的规范性得到明显增强,院(系)治理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仍然存在一些难点,因此,要加强院(系)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委会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的学习、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准确把握个人决定与集体决策的边界、提高干部的领导能力和专业素养。

数字化如何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基于杭州“红茶议事会”案例的分析

数字治理的兴起为协商民主创造了新的机遇空间,突破了以往基层协商民主的某些发展瓶颈,在虚拟空间内型构了协商民主的实践场域。结合杭州“红茶议事会”这一典型案例来看,数字化赋能基层协商民主的基本逻辑就在于通过技术、组织、制度的互构,不断强化多元参与机制、制度规范机制、平台依托机制,以促进协商的展开及共识的达成。但基层数字协商民主依然存在政府管制与网络开放之间的冲突、技术工具与治理情景的背离、高效甄选与民主参与的悖论、群体极化风险和信息茧房效应等问题,对其发展限度也需要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并积极探索完善之策。

村(社区)民主议事协商标准化建设思路探析

村(社区)民主议事协商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为探讨规范村(社区)民主议事协商行为,本文研究了村(社区)民主议事协商的现状,分析村(社区)民主议事协商标准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现实难点,提出村(社区)民主议事协商标准化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齐头并进、建设标准化组织完善民主议事协商标准化体系、提高协商参与者协商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对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创新及优化路径探析——以南宁“老友议事会”为例

社区协商治理是协商民主和群众自治在基层治理中的实践运用,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效。文章以南宁“老友议事会”为例,总结出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坚持党建引领社会多元主体治理,但还存在社区协商议事平台话语权弱,可参与决策的能力和空间有限,以及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组织和参与的积极性不足,议事代表参与的长效机制及与居民的互动机制有待加强等问题。社区协商治理的优化路径包括: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多层次协商议事平台,完善社区治理常态化运行机制,完善“老友议事会”议事规则,多途径优化人员配置,加强宣传和引导。

人民政协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以温岭市“民生议事堂”2.0版协商平台为例

基层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场域。人民政协究竟如何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如何更有效地助力基层治理,是彰显人民政协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提升的重大课题。目前,学界对人民政协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而对于“怎么办”,缺少核心观点和思路;大多侧重于演绎宏大叙事,而对于经验路径的探讨往往被忽略了。我们认为当下把全过程人民民主所秉持的“人民中心论”原则具体落实到政协协商的实践中去,应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本文聚焦于探讨人民政协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背景、做法、成效及其背后隐藏的基本逻辑。结合温岭市政协的经验,本文给出三个观察维度:政治引领、界面治理、能力提升,这既是推广人民政协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经验的前提,也是理解有效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运行的基础性要素。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形态与生成机制——基于“五步五单”村级议事协商工作法的考察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新经验总结,是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民主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A省T市推行的“五步五单”议事协商工作法包括五个步骤,涵盖民主表达、民主讨论、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民主考核五个民主过程,有助于协调基层矛盾,促进基层治理,探索出了一条“人民事人民提、人民事人民办、人民事人民商、人民事人民督、人民事人民评”的基层民主治理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有效实践源自于党的全面领导是核心保障、人民中心是价值导向、民主治理是目标方向,可以提高基层党的建设水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政协协商的下潜和建构——基于浙江省“民生议事堂”平台建设的研究

近年来,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省市政协的精心指导下,全方位推进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打造具有基层政协特色的“民生议事堂”。文章以问题的提出为研究起点,以政协协商的基层延伸为线索,对“民生议事堂”平台建设展开研究,整理“民生议事堂”建设的积极意义,同时剖析出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过程中存在的氛围不够浓厚、培育不够充分和路径不够多元等瓶颈,并从强化政治性、主体性、系统性和功能性四个维度对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乡村治理视域下党组织领导议事协商的嵌入机制研究——以N村“党建引领四维嵌入联动”为例

乡村治理视域下党组织领导的议事协商嵌入机制是形成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效进路。近年来,各地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但同时也普遍存在着主体动员与整合困难、内容收集与顺序失衡、程序实施与监管随意、形式平台与渠道单一的现实困境,导致党组织领导作用受到掣肘,未能深层嵌入议事协商。而N村在动员主体资源、整合内容顺序、规范程序运行、创新形式渠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探索,构建了“党建引领四维嵌入联动”机制,加强了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摆脱了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促进了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协商民主视域下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的行动逻辑——基于广西17个试点村的扎根分析

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表达。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分析广西开展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在基层协商民主的政策目标驱使下,内生需求、激励驱动、压力刺激构成了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的三重动力因素。试点村通过构建以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治理主体架构,形成了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的组织保障。要实现可持续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表达,需要发挥基础型、环境型、协同型的行动工具推动制度的健全、人才的补位和资源的完善等方面,以此实现基层协商主体全面、协商范畴全面、协商制度全面、协商过程全面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目标。

核心小组议事制度在公立医院临床科室管理中的探讨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公立医院的医疗流程逐渐复杂化,出现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运营成本,核心小组议事制度逐渐成为公立医院临床科室管理的重要手段。核心小组议事制度是一种集体决策方式,通过选取临床科室中的关键成员组成核心小组,对科室的重要事务进行讨论和决策。以此提高决策效率,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推动科室的持续发展。本文将对核心小组议事制度在公立医院临床科室管理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以期帮助公立医院临床科室实现有效管理。

奉贤青村镇人大:“小小方桌”议事会托起了“大民生”

刚刚过去的“五一”节,奉贤区青溪老街人头攒动。穿越人流,84岁的吴阿婆常常能在游客的脸上看见艳羡的目光:“大家都说这里修得漂亮,也热闹,住在这里肯定很幸福。放在三年前,我肯定要反驳一下,可现在,我也觉得幸福。”吴阿婆的家在中街上,是一栋建造于20世纪70年代的老公房,结构为“一梯四户一卫”。四户人家共用一个卫生间,有些老人为了方便,只好用马桶。这样的生活,与窗外古朴精致的青溪老街格格不入。

社区议事规则程序的正义性研究

现今,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解决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就是现代治理面临的首要问题。而议事规则就是解决社区矛盾纠纷,提升现代化治理效能的必要途径之一,议事制度作为社区组织居民实现自治的载体至少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实现居民的规范表达,二是实现居民的正当表达,以议事制度为载体,通过公开透明可操作性的程序让居民通过规范表达和正当表达有效克服因不公平不公正而促使矛盾更加严重的治理现象。以持续供给的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实现正义是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必要途径之一。

闵行区莘庄镇:“一莘一议”打通协商议事“最后一百米”

闵行区莘庄镇现有54个居委会、148个小区、约30万居民,每个社区的痛点难点堵点各不相同,若要知民情、听民意、聚民智,实现高效能治理,需要在“存异”中求“共识”、“协商”中促“同解”。去年以来,莘庄镇人大搭起“一莘一议”协商议事平台,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社区治理,既深化了基层民主实践,又化解了群众的急难愁盼。目前,已先后召开各类议事会580多次,化解难题220多个。

妇女议事会里的男同志

2023年1月,在上海市委组织部统一安排下,我来到浦东新区航头镇牌楼村挂职锻炼。一年的光景,我见识了农村的风土人情,参与了不少治理实践,其中最难忘的就是我成为了妇女议事会的一位男成员。初识“鹤言堂”妇女议事会全称“鹤言堂”妇女议事会。我刚进村的那一天,正赶上妇女议事会开会。村书记带我去了会场,说让我也参加一下,了解村里的情况。我有些不好意思,问他:“这种会议我一个男同志参加合适吗?”书记笑着说:“任何组织存在一定比例男同志,很正常嘛!”我就这样坐在了会场的一角,听着孃孃们热烈地讨论着村里的各种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