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英格兰议会请愿书及法律文书中英文的始用

英语作为英格兰的方言早已存在,但是英格兰人使用英文作为官方撰写语言却始于15世纪。此前英格兰的传统官方文字是法语或拉丁语,15世纪的议会请愿书及其法律文书率先启用英文表达,对于英文的规范与推广至关重要。选择英语或法语来撰写并非差异迥然,但在申诉暴行或遭受迫害的请愿书中,英语文本更能生动鲜明地表达请愿者的语气,请愿者可以更熟练地强化修辞效果、增加个人细节,以及使用更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诉求,而这些手段在高度程式化的法语请愿书中却很难做到。此外,使用英文还可使请愿书在语言描述方面更为灵活生动,并更容易博得那些讲英语并负责判决的议会官员的同情与支持。一些法律文件使用英文也是同样的效果。

大宪章与中世纪英格兰的议会请愿

在中世纪后期,英格兰议会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大宪章的请愿活动,涵盖公共请愿与私人请愿。这些活动对于大宪章在议会乃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生动的揭示。事实上,大宪章是国王与臣民通过议会请愿实现政治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这种沟通交流充满张力,体现了双方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所进行的政治博弈。一方面,请愿者广泛地使用大宪章,并结合各种策略来强化诉求的合理性,以实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君主对请愿诉求的回应并非消极被动,而是会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和具体情况加以处理,并表现出总体的支持态度。整体来说,大宪章请愿活动所展现的政治互动机制具有合作共赢的特点,体现了以议会和大宪章为代表的制度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突出作用。此格局的出现是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国家从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向集权君主制转变的历史需要。

英国议会请愿的起源

在13世纪中期,因为地方司法治理不力,英国臣民向王室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管辖范围,罗马教廷和巴黎高等法院也向英国王室发起有力的主权挑战。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被迫开展司法改革,以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进而加强其统治权威。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允许臣民向议会呈递请愿。在当时,议会请愿的主要内容是寻求司法公正和祈求王室恩惠。它的推行,一方面加强了王权,另一方面维护了民权,由此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支持。正是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议会请愿获得了初步发展,成为议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英国议会请愿制的成形。最后要指出的是:议会请愿的起源,深受英国君臣之间实力对比的影响。

英国议会请愿研究述评

19世纪后期,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坚持关注议会政治事务的研究取向,并不重视属于议会司法事务的请愿。到了20世纪,理查德森和塞尔斯等学者修正了传统学派的研究取向,转而重视议会司法事务,开启了对英国议会请愿的专门研究。进入21世纪,研究资料的日益丰富,使英国议会请愿研究渐入佳境。所以,研究取向的转变和研究资料的丰富,是推动英国议会请愿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在今日的英国议会请愿研究中,对公共请愿的关注明显不足,采用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试论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长达近 20年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非暴力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林献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士绅发起、组织了这场运动，为争取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基本的政治权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对台湾民众尤其是日据后出生的青年人接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期盼回归祖国的信念，起了重要的启蒙和教育作用。

14世纪早期英格兰寡妇产请愿探究

中世纪时代,英格兰与寡妇产相关的诉讼均由普通法庭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然14世纪早期,英格兰社会出现了向议会提交大量寡妇产请愿的现象,究其根源有二:法庭诉讼注重程序,诉讼周期长、经济成本高,严苛的法律规定限制了寡妇产的恢复;议会请愿程序简便、书写较灵活,多种文本修辞策略的采用可提升寡妇产恢复的几率。文本分析展现出寡妇产请愿多运用具有女性特质的策略,塑造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好母亲”形象,善用叙事手法表达冤屈,并以“第一人称叙述手法”发出女性声音。寡妇产请愿样本的量化研究表明国王侵占是造成请愿大批涌现的最大原因,侵占则源于男爵叛乱和王权更替背后政治权力的争夺,王室借助寡妇产实现对地方和贵族的控制,寡妇则通过请愿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据统计近72%的寡妇产请愿得到积极回复,议会请愿的确为寡妇产权益的维护提供了另一种有效途径。

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在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的运动厥为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从1921年至1934年的14年间,一群台湾志士,为了改变日本殖民主义当局不合理的统治,争取实行民族自决,发动各阶层民众,不折不挠地向日本帝国议会进行了15次请愿,要求废除总督的独裁权力,要求设立民选的台湾议会,要求台湾民众享有正常的政治权利。

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1895—1945年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台湾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投身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独立、民主和回归祖国的伟大运动.他们的英雄事迹受到后人的景仰.然而,当今鼓吹台湾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台独”历史著作,却往往无视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认同中国的祖国观念和目标取向,而将这一运动曲解为“台独”的前期历史。

林献堂传略

林献堂,名大椿,谱名朝琛,号灌园,献堂为其排名。1881年10月22日出生于福建省台湾府彰化县阿罩雾庄(现台湾台中县雾峰乡)的名门望族。其父林允卿是台湾兵备道刘璈的门生,因在中法战争中立功而注叙兵部郎中,嗣加道衔。1895年台湾割让日本后,林允卿悲愤交加,乃绝意仕进,改途经商。不久便病逝香港。从此,身为长子、自幼研习经史的林献堂便助其祖母主持家计,两年后,担任了雾峰区区长和台湾制麻株式会社取缔役(即董事),并开始致力于台湾地方公益事业,为日本统治下的台湾谋求出路,四方奔走,八方呼号,不遗余力。日本占据台湾后,对当地实行了典型的殖民地统治。

14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犯罪与犯罪治理

114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重危机滋生了大量犯罪,其中财产侵占和人身伤害是当时数量最多、对社会治安威胁最大的两类犯罪。通过对犯罪的特征分析可揭示出犯罪难以治理的根源。犯罪治理首先依赖于普通法体系,但普通法诉讼存在的缺陷使得议会请愿对犯罪治理也具有较大作用。两者的地方实践依赖即审即决法庭的运作和地方官员的协助。中央司法机制、中央派出机制和地方官员的有机合作构成了14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独特的犯罪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