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渠议奏》看石渠阁会议

西汉宣帝时期召开的经学会议——石渠阁会议对后世影响深远。汉宣帝亲自参与此次会议并进行最终的裁定,最后增立了诸多博士学官。通过对石渠阁会议召开后流传下来的《石渠议奏》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虽是论五经异同,但实质是为了将经学与政治进行融合,消除原有经义中对统治不利的观点,重新确立一套能稳固自身统治的经学体系。石渠阁会议后,经学虽有所统一,但在西汉后期直至东汉造成了章句之学日渐繁琐、经学谶纬化,甚至是今古文经学对立的局面。

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朝诸臣对金朝的肯定性言论研究--以奏议为中心

宋朝文臣、士大夫形成了积极参与朝政,关心国事,发言盈庭的传统。宋朝诸臣向皇帝所上奏议(奏札、奏疏),除了利用传统的儒学经典、三代之治、祖宗之法、前朝故事等传统政治资源对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奏议利用宋金对峙的局面,对金朝的政治、军事、人物给予肯定性的评价。这些肯定性评价有的来自个人亲历,有的来自风闻,其意不在于肯定金朝本身,而是针对宋朝现实存在的政治、军事、对外战略等问题。奏议作者主观上希望通过肯定金朝的个别事物,从而达到使宋朝皇帝看到本朝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努力加以改进,从而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实现上奏者理想的状态的目的。

“以三百五篇谏”——论汉代奏议用《诗》的话语方式与政治功能

“以三百五篇谏”是《诗》学经世致用功能在政治话语领域的集中体现。“以三百五篇谏”最早见于王式的言论,其概念发源于贾山“诗谏”,经过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原则,并做了具体的用《诗》实践后,被逐渐接纳和运用于政治言论场合。汉代奏议用《诗》对增强政治谏言的话语效力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其话语表达形式包括称《诗》、直引、取辞和用义四类,并通过历史镜鉴、执政范例和政治义理原则等方面的经义总结,在汉代政治话语领域发挥了重要功能。西汉前中期,奏议用《诗》以直引为主,西汉中期以后,取辞和用义的《诗》用形式增多,并在东汉成为主流的用《诗》模式。汉代奏议用《诗》加快了奏议文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进程,也推动了《诗》学阐释面向政治需求和文学表达的发展。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论“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阐述了左雄的奏议类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点和地位,这是建立在梳理古代奏议类文体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得出的精到表达。左雄的奏议文作为东汉奏议类文章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其时及此后的同类文章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轼两浙仕宦的治政策略与理念——以奏议为考察中心

苏轼一生三次仕宦两浙,知杭州期间频繁上书宋廷,奏请赈灾恤患、修缮官舍、减免赋税等事。在两浙治理策略上,苏轼采取了轻税薄赋以宽减民力、浚湖开河以恤吏便民、纠贪刺恶以礼刑平等的措施,表现出勤政务实的政治品格。苏轼两浙治策体现出民本、均平与豫立的治政理念。其勤政爱民的儒家人格与治政业绩,赢得两浙士民高度赞誉。

张辅之《太仆奏议》版本述略

张辅之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礼科和工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南京工部尚书等职,《太仆奏议》是他任职期间的奏疏汇总。该书共四种刻本,最早的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天启前期本刻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至泰昌元年(1620年)十月,天启后期刻五卷本乃是后期补刻而成,乾隆刻本由张辅之六世孙张瞻淇、张瞻洛刊刻而成。《太仆奏议》从明刻本到清刻本的变化,是中国古代书籍出版文化与政治互动的一个缩影。

万历二十五年的石星、沈惟敬案——以萧大亨《刑部奏议》为中心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期间(1592-1598),明朝方面的主和派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册封丰臣秀吉活动中遭遇失败,其代表人物兵部尚书石星、册封副使沈惟敬于次年下狱论死。关于石星、沈惟敬之论罪,当时史籍大多语焉不详,或出传闻,难足采信。根据新近发现的海外孤本刑部尚书萧大亨《刑部奏议》中的相关审判记录来看,石星、沈惟敬案背后涉及到明朝对外战略决策转向与明朝军政大臣的内部政治斗争。明朝在册封"失败"以后对日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回应,追究石星、沈惟敬等讲和派的责任是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需要,而主和派的失势和明朝军政大臣的内部矛盾,也是促使石星、沈惟敬二人被治罪的重要原因。

晚清筹边改省奏议与治边政策概论

近代以来 ,随着清帝国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侵 ,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出现危机 ,边疆问题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从近代早期的龚自珍、魏源等著名士人到后来的左宗棠、岑春煊、赵尔巽、张荫棠、徐世昌等廷臣疆吏 ,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 ,提出了筹边改制的种种设想和主张 ,对清朝政府改变传统治边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各方人士关于筹边改制的具体意见虽不尽相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即主张废除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多元化管理体制 ,通过建立行省 ,使边疆与内地“联为一体”。

初唐贞观时期的奏议文体类目及其风格特征

贞观奏议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此时期奏议的文体类目,与前代相较无大的差别。在文体风格方面,具有创作大多数为骈体文,讲究偶俪,但夹杂以字数不等的句子变化,较有文采;文章条理清晰,说理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语言明白流畅,气势充沛,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多方位恰当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语句,具有典雅美等特点,通过分析此时期的奏议文体风格,对于推动初唐文学研究以及奏议文体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经世与辞达——以曾国藩为中心的湘军奏议研究

奏议文体在清代的地位及评价标准有别前代。及至晚清,奏议文在写作手法、作者分布及承担的社会功用等方面都显示了一定的时代特色。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乃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奏议。经世文编及奏议选本对湘军奏议的收录加速了其传播影响,而曾国藩及其幕僚同属对奏议写作技巧的钻研,则提升了湘军奏议的艺术性。以清代世风与文风的变化为背景,对湘军奏议的传播、影响尤其是曾国藩的写作艺术进行探讨,有助于揭示湘军奏议在晚清的文体创新情况与模范引导作用。

汤寿潜奏议简论

浙江省档案馆汤寿潜个人全宗中约有20件汤氏奏折(包括底稿),这些史料对研究立宪运动史、辛亥革命史、近代思想史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一些奏折没有著作日期或者编录时日期有误,本文主要采用内证的方法对其中一些不明之处加以辨析。同时,汤寿潜奏议反映了立宪派在晚清最后几年中实现立宪政治的主要理念,是立宪派被迫从政治改良向民主革命开始转变的代表性文件。

略论奏议文体的特点和功能

奏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臣民上奏帝王文书的总称 ,属于上行公文。该文体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 ,受文对象的确定性与身份的特殊性 ,实用性 ,目的明确、针对性强 ,论述性与风险性 ,时效性 ,谦恭的语气、典雅的语言 ,程式化要求与尊君抑臣色彩等特点 。

论西汉奏议的形态和运作

根据蔡邕的《独断》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记载,西汉奏议被分为章、表、奏、议四类,但是例外的情况在《汉书》和其他文献资料中都可以找得到。本文对西汉奏议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归纳分类,并根据出土文献考察了其具体的格式,在古代文书和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尽量恢复西汉奏议简牍运用和书写的原貌;对奏议的传递和处理也作了探讨。

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

汉赋和汉代奏议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作者双栖、同时关涉政治和经学、文体互渗的现象,但汉人重奏议而轻赋,这说明汉赋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在汉代尚未得到充分的肯定。

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概论

以清末新政为背景，一部分比较开明、接触国内外新事物较多的蒙古王公，也提出了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奏议。他们主张要在蒙古设立大小学堂，修铁路，开银行，办邮政，兴办工商、垦牧各业，以及练新兵、办巡警，改良旗政，并提出要采用吸收先进技术和经验。其中一些识见，已追随和赶上了内地洋务运动以来的种种新潮流，说明蒙古民族已开始了近代的初步觉醒。由于蒙古的贫弱落后和王公贵族自身的阶级局限，以及清朝将亡的内外大势，这些奏议、主张极少有实现的可能性，主要是具有思想史意义。

论中国古代书目中“奏议”类目立类的源流及原因

由于认识上的不足以及认识角度上的差异,在中国古代书目中,奏议文献的设门立类和部居归属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直至清修《四库全书总目》时,汇集奏议文献的奏议类才在官修的书目中取得了正统的地位。文章深入地研究了奏议类文献在我国古代书目中设门立类的源流、原因及其将奏议类文献由集部析出,载于史部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