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议程设置理论视角下新时代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三重策略

议程设置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时代推动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基础议程设置层级:主动设置议题以赢得先机,选择具有广泛共识性的议题以增强认同,强调议题加深关注;属性议程设置层级,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以形成认知;网络议程设置层级,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受众呼应”的对外传播格局,主流媒体整合定调,社交平台布局,社会公众参与。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从全球问题到议题政治:全球性议题的脉络、谱系与议程设置

全球性议题是一种全球化空间与社会化议题的交叠,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既是多国协同的跨国行动,也是基于议程设置的社会建构与话语实践。最早进入研究领域的学理概念是全球性“问题”而非“议题”,探讨议题设置的内生逻辑实为研究“作为问题的议题”是如何被识别、被凸显,直至在跨国协作中成为“议题政治”。研究尝试在全球学的溯源中勾勒全球性议题的知识谱系与学理地图,从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取径来探究“成为议题”的脉络和逻辑,在此基础上,将议题设置视作跨国情境下关联建构与共识导向的全球治理实践,并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提出议题设置的可能途径。

基于消费者品牌知识管理的智能广告创作模式研究——网络议程设置理论视角

广告主的数字营销战略目标是消费者品牌知识管理,但目前研究实质都是产品导向的智能广告创作模式。由于品牌传播的宏观时空结构为“广告主-媒介-消费者”,因此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视角来看,消费者品牌知识管理本质是品牌网络议程设置,即实现品牌知识网络显著性程度从传播者向受传者转移,但需先设计内容全面的结构化品牌知识。其过程是宏观与微观统一的时空转换;关键是时间顺序性品牌触点,包括两个侧面:“空间”转换为“时间”的媒介第二层级品牌议程设置;“时间”转换为“空间”的消费者品牌网络议程设置。而新技术赋能的高级智能广告创作系统实现时间顺序性品牌触点的机理,可概括为“控制、识别、创作、反馈”模型,这创新了一种具体情境下消费者导向的、基于消费者品牌知识管理的智能广告创作模式。

南亚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相关报道媒介议程设置分析

文章通过梳理2013-2021年间《印度时报》《加德满都邮报》《每日太阳报》《黎明报》对中国脱贫攻坚以及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的相关报道,分析了这几个国家不同媒体的报道内容,得出以下结论:印度主流媒体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脱贫攻坚成果进行攻讦,针对“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在南亚域内中国减贫经验推广的相关报道进行消极议程设置;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主流媒体相关议程设置呈现出积极导向;尼泊尔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则碍于各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博弈”呈现中立态度。研究发现,中国脱贫攻坚经验推广以及对南亚地区减贫合作的对外传播声音依然有待增强,这不仅有利于树立中国大国担当的形象,而且对中国与南亚区域内相关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减贫合作机制产生直接影响。

基于体育全球治理的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困境与对策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为研究对象,在体育全球治理视阈下,明确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概念及内涵,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影响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因素,依据该因素找出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存在的困境,最后提出提升对策。目的是通过提升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积极参与体育全球治理,助力体育强国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认为,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内涵包括议题框定能力、属性叙事能力、平台搭建能力、受众掌控能力;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面临着话语制高点被西方占据,议题框定主体较为单一;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缺位,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数字媒体平台搭建遇阻,对外交往布局尚待铺开;有的放矢融通中外不足,体育全球治理人才缺失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要增强国际议程设置意识,探寻中外共享议题共识;建构本土体育话语体系,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打造多种旗舰媒体平台,拓宽体育对外交往布局;广泛调研国际社会公众,培养体育全球治理人才。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于政策议题的类型学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在政策过程中的动态实践,也是实现实质性民主的关键环节。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政策议题的多类型与全覆盖、互动方式与渠道的多维度与多形式、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多主体与广参与、公众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乃至政策全过程。但是,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在其议程设置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实践也不同。根据政策议题利益牵涉范围与议题的知识属性,政策议题可分为三种:技术性议题、社会性议题与规划性议题。技术性议题政策议程由政府与技术专家主导,公众经验知识输入做出补充;社会性议题往往由公众触发议程设置,专家开展政策问题建构;规划性议题由上级政府做出理性规划,基层进行输入和反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序和步骤,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议题和情境来做出选择和调整。在现实中,也只有通过多种形式才能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实现真正的民主。

“揭榜挂帅”制度下的地方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倡议联盟”变量的多源流分析

“揭榜挂帅”制度是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中央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出台相应政策,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瓶颈。将“倡议联盟”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多源流框架”,旨在构建一种适合于我国“揭榜挂帅”制度下的地方政策议程设置的分析模型。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技术及其发展会缩短地方政策议程设置的时间跨度;(2)倡议联盟的信念结构、策略和资源会受三条源流的影响而出现相应变化;(3)跨联盟的政策取向学习会因三条源流的“汇聚”“耦合”而出现层级上升。

议程设置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社会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集聚,这是议程设置的思想前提。网络主体利用网络进行议程设置,增强其话语叙事能力、激发网络群体极化、消解传统权威,影响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弘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并在实践中守正创新;在巩固宣传文化主阵地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断增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弘扬网络空间正义中增强政治引领,不断巩固网络空间的主权意识;在以议程规制议程中不断强化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

智媒时代下红色文化传播策略探析——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

文章通过分析议程设置理论的背景及其与红色文化传播的关系发现,议程设置与红色文化传播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红色文化的传播离不开议程设置。然而,在智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面临传播内容意义被消解、传播议程主体权力被弱化、传播环境日益复杂等风险和挑战。对此,文章基于议程设置理论,提出注重凝练优质议题,增强内容表达能力;正确处理“人机关系”,对智能媒体技术的运用应“有理”“有利”“有节”;着力畅通传播渠道,加强队伍建设,优化网络环境的红色文化传播效能的提升路径。

议程设置理论于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之问题表征及超越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理应引起高度重视。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目前在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方面存在议题来源的多元化、分散化与舆情主导的消解化,议题内容的衍生性、情绪化与舆情的主流模糊化,议程设置的复杂化、反向化与舆情效果的溢散化等问题。为此,以议程设置理论为指导,加强媒介议题融合以强信心、坚持议题需求导向以暖人心、强化议程互动以聚民心,显得尤为迫切。

议程设置理论下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研究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新时代国际传播话语建设的重点任务。国际传播话语建设虽进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期,但仍面临着许多问题。西方国家和媒体善于借助议程设置理论“他塑”中国,是当前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中西方价值观、话语体系和叙事风格不同等问题,也对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出了挑战。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需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如何利用好议程设置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关系到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对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获得更广泛的国际道义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众自我议程设置下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解构与重构——基于网络民族志的质性研究

随着对乡村教师队伍支持力度的加大,乡村教师备受关注。网络的繁荣让主流媒体不再完全掌握社会议程的设置,并赋权个体以自主设置自我议程的机会。针对主流媒体为其塑造的符号化的应然和实然的媒介形象,乡村教师利用自媒体上传图文与视频,重构了一个作为主体的人、丰富的文化生活、诗意栖居和新乡贤的新媒介形象,并形成主体间性互动、粉丝和意见领袖泛化议程、主流媒体议程介入的议程传播机制。在利用自媒体呈现自我属性时,存在利用乡村教师身份炒作等不良行为,为此政府需要加强监管。乡村教师的现实形象与媒体形象是否存在差异、差异何以产生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角色形象是新的研究切入点。

危机情境下网络反向议程设置的探测及预测

[目的/意义]反向议程设置探测方法能够动态捕捉危机情境下局部而短暂的反向议程设置效应,反向议程设置的预测模型有助于理解危机信息从公众议程进入媒体议程的过程,能够有效追踪舆情动态并辅助危机报道的选题。[方法/过程]采用滑动时间窗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动态探测危机情境下的反向议程设置效应;基于新闻价值和资源动员理论,从内容价值、媒体差异、话语风格、动员举措和成员网络5个方面提出反向议程设置的特征体系,采用逻辑回归、朴素贝叶斯、支持向量机、CART决策树和XGBoost训练反向议程设置预测模型,使用XGBoost解释特征重要性排序,利用SHAP解释特征影响。[结果/结论]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的领先关系随着危机议题的发展动态变化,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的速度高于公众议程影响媒体议程的速度。危机情境下基于XGBoost的反向议程设置预测模型效果最好,准确率达到91.04%,F1值达到90.80%,AUC值达到96.58%;内容价值、媒体差异特征对预测结果重要性最高。

基于多源流理论下双重老龄化社区增梯议程设置——以昆山市C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城市更新中的重要一环。基于多源流理论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理论框架梳理与现实性修正,构建符合具体情境的老旧小区增梯议程设置框架。以昆山市C老旧小区增梯议程设置为分析对象,从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政策活动家4个维度分析增梯议程设置过程。应注意信息指标变化与政策反馈,倾听社情民意,建立长效政策反馈机制;针对“政策活动家”角色,应丰富其形式,扩展其内涵,积极组织引导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地方企业比较优势,走具有地域特色的旧改之路。

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议程设置机理研究

社会问题如何进入决策视野纳入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多源流理论进行修正,运用多源流理论对“双减”政策的议程设置进行研究,探讨三股源流在三个阶段过程中以何种联系和作用进行耦合开启政策之窗,推动政策议程的形成。研究表明:在第一阶段,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国家结构和社会情景作为政策议程产生的先决条件,对三股源流的形成具有潜在的决定性作用。议程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三股源流作为开启政策之窗的必要条件发挥着“优化”和“软化”作用,最终耦合开启政策之窗,进入政策议程。新构建的多源流理论框架对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议程设置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更好地回应现实问题,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让数字技术进场:政策议程设置的多重因果漏斗模型审思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对于政策问题建构起到了回溯性阐释与前瞻性行动预测的作用。政策议程设置的多重因果漏斗模型充分考虑了诸多变量在时间轴上的叠加作用以及聚合情况,对当下复杂社会情境的解释力较强。但是,面对全面到来的数字社会,日常生活数字化改变了社会问题形态,数字“棘手问题”造成了高度不确定性,技术价值冲突影响了政策共识。多重因果漏斗中原有的变量在推动政策问题转化时显然乏力,需要让数字技术进场,形成多重因果漏斗的修正模型。进入漏斗的数字技术包括物理介质、人们的使用行为以及该行为产生的社会效用与外部性,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影响相关政治事件,或直接影响其他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来触发政策议程设置。修正模型对政策议程分析与未来行动方案的形成都具有较强的工具意义和行动指向。

高校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有效性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目的/意义]高校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力量,探索高校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方法/过程]以内参模式和外压模式为基础,梳理了高校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验证了该模型的适用性,开展了单一变量和组合变量对公共政策议程形成数量影响的模拟仿真。[结果/结论]高校智库参与情境下的公共政策议程形成数量受到智脑水平、资金和传播交流能力3个层面的9个因素的影响。其中,既包括智库专家数量、人才队伍的专业结构、社会捐赠资金等单一因素,也包括智库自身平台宣传水平、协作程度等组合因素。最后,本文对提升高校智库参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提出了建议。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缘何完善——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议程设置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工作事关人民安全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等三个方面对2022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犯罪治理遗留的“历史存量”和犯罪治理场域中的外溢风险构成了问题源流;专家学者对“拐卖妇女儿童”议题的探讨、两会代表建言献策以及舆论媒体的报道使得政策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政策原汤”,三者构成了政策源流;“团圆文化”影响下的民众情感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理念与宗旨构成了政治源流。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在此期间,政策活动家促成了三流汇聚,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政策的完善议程得以最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