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议程设置与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实践

在亚太地区秩序深度调整的进程中,东盟“中心地位”面临严峻挑战,突出表现为东盟对一系列地区机制的主导权被削弱。为此,东盟试图提升战略自主性,护持自身“中心地位”。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研究发现,面对东盟地区论坛因大国博弈从过去聚焦非传统安全治理、推进区域合作转变为关注传统安全议题、弱化安全治理合作的变化,东盟通过强化论坛的机制建设、议程设置、主席声明形成等多种途径,引导东盟地区论坛重新聚焦非传统安全合作,将关键性安全议题纳入议程设置并更多施加东盟观点的影响,从而较为成功地重塑了“中心地位”,并在协调大国关系、维系区域合作中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南亚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相关报道媒介议程设置分析

文章通过梳理2013-2021年间《印度时报》《加德满都邮报》《每日太阳报》《黎明报》对中国脱贫攻坚以及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的相关报道,分析了这几个国家不同媒体的报道内容,得出以下结论:印度主流媒体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脱贫攻坚成果进行攻讦,针对“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在南亚域内中国减贫经验推广的相关报道进行消极议程设置;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主流媒体相关议程设置呈现出积极导向;尼泊尔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则碍于各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博弈”呈现中立态度。研究发现,中国脱贫攻坚经验推广以及对南亚地区减贫合作的对外传播声音依然有待增强,这不仅有利于树立中国大国担当的形象,而且对中国与南亚区域内相关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减贫合作机制产生直接影响。

议程设置理论视角下新时代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三重策略

议程设置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时代推动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基础议程设置层级:主动设置议题以赢得先机,选择具有广泛共识性的议题以增强认同,强调议题加深关注;属性议程设置层级,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以形成认知;网络议程设置层级,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受众呼应”的对外传播格局,主流媒体整合定调,社交平台布局,社会公众参与。

从全球问题到议题政治:全球性议题的脉络、谱系与议程设置

全球性议题是一种全球化空间与社会化议题的交叠,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既是多国协同的跨国行动,也是基于议程设置的社会建构与话语实践。最早进入研究领域的学理概念是全球性“问题”而非“议题”,探讨议题设置的内生逻辑实为研究“作为问题的议题”是如何被识别、被凸显,直至在跨国协作中成为“议题政治”。研究尝试在全球学的溯源中勾勒全球性议题的知识谱系与学理地图,从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取径来探究“成为议题”的脉络和逻辑,在此基础上,将议题设置视作跨国情境下关联建构与共识导向的全球治理实践,并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提出议题设置的可能途径。

基于消费者品牌知识管理的智能广告创作模式研究——网络议程设置理论视角

广告主的数字营销战略目标是消费者品牌知识管理,但目前研究实质都是产品导向的智能广告创作模式。由于品牌传播的宏观时空结构为“广告主-媒介-消费者”,因此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视角来看,消费者品牌知识管理本质是品牌网络议程设置,即实现品牌知识网络显著性程度从传播者向受传者转移,但需先设计内容全面的结构化品牌知识。其过程是宏观与微观统一的时空转换;关键是时间顺序性品牌触点,包括两个侧面:“空间”转换为“时间”的媒介第二层级品牌议程设置;“时间”转换为“空间”的消费者品牌网络议程设置。而新技术赋能的高级智能广告创作系统实现时间顺序性品牌触点的机理,可概括为“控制、识别、创作、反馈”模型,这创新了一种具体情境下消费者导向的、基于消费者品牌知识管理的智能广告创作模式。

基于体育全球治理的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困境与对策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为研究对象,在体育全球治理视阈下,明确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概念及内涵,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影响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因素,依据该因素找出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存在的困境,最后提出提升对策。目的是通过提升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积极参与体育全球治理,助力体育强国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认为,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内涵包括议题框定能力、属性叙事能力、平台搭建能力、受众掌控能力;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面临着话语制高点被西方占据,议题框定主体较为单一;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缺位,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数字媒体平台搭建遇阻,对外交往布局尚待铺开;有的放矢融通中外不足,体育全球治理人才缺失四个方面的困境;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要增强国际议程设置意识,探寻中外共享议题共识;建构本土体育话语体系,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打造多种旗舰媒体平台,拓宽体育对外交往布局;广泛调研国际社会公众,培养体育全球治理人才。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于政策议题的类型学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在政策过程中的动态实践,也是实现实质性民主的关键环节。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为政策议题的多类型与全覆盖、互动方式与渠道的多维度与多形式、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多主体与广参与、公众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的全过程乃至政策全过程。但是,不同类型的政策议题在其议程设置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实践也不同。根据政策议题利益牵涉范围与议题的知识属性,政策议题可分为三种:技术性议题、社会性议题与规划性议题。技术性议题政策议程由政府与技术专家主导,公众经验知识输入做出补充;社会性议题往往由公众触发议程设置,专家开展政策问题建构;规划性议题由上级政府做出理性规划,基层进行输入和反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程序和步骤,而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议题和情境来做出选择和调整。在现实中,也只有通过多种形式才能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实现真正的民主。

“揭榜挂帅”制度下的地方政策议程设置——基于“倡议联盟”变量的多源流分析

“揭榜挂帅”制度是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中央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出台相应政策,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瓶颈。将“倡议联盟”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多源流框架”,旨在构建一种适合于我国“揭榜挂帅”制度下的地方政策议程设置的分析模型。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技术及其发展会缩短地方政策议程设置的时间跨度;(2)倡议联盟的信念结构、策略和资源会受三条源流的影响而出现相应变化;(3)跨联盟的政策取向学习会因三条源流的“汇聚”“耦合”而出现层级上升。

议程设置视域下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社会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集聚,这是议程设置的思想前提。网络主体利用网络进行议程设置,增强其话语叙事能力、激发网络群体极化、消解传统权威,影响着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导权。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需要弘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并在实践中守正创新;在巩固宣传文化主阵地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断增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在弘扬网络空间正义中增强政治引领,不断巩固网络空间的主权意识;在以议程规制议程中不断强化网络空间的治理水平。

议程设置理论于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之问题表征及超越

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事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理应引起高度重视。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目前在重大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方面存在议题来源的多元化、分散化与舆情主导的消解化,议题内容的衍生性、情绪化与舆情的主流模糊化,议程设置的复杂化、反向化与舆情效果的溢散化等问题。为此,以议程设置理论为指导,加强媒介议题融合以强信心、坚持议题需求导向以暖人心、强化议程互动以聚民心,显得尤为迫切。

智媒时代下红色文化传播策略探析——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视角

文章通过分析议程设置理论的背景及其与红色文化传播的关系发现,议程设置与红色文化传播具有高度的内在关联,红色文化的传播离不开议程设置。然而,在智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面临传播内容意义被消解、传播议程主体权力被弱化、传播环境日益复杂等风险和挑战。对此,文章基于议程设置理论,提出注重凝练优质议题,增强内容表达能力;正确处理“人机关系”,对智能媒体技术的运用应“有理”“有利”“有节”;着力畅通传播渠道,加强队伍建设,优化网络环境的红色文化传播效能的提升路径。

《内蒙古日报》“中华民族共同体”报道议程设置策略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新时代民族团结与进步,建设现代文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议程设置理论,考察自“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内蒙古日报》“中华民族共同体”报道在整体报道格局中的显著性与重要性,研究发现《内蒙古日报》在报道时间及数量、报道形式、报道内容上均进行了一定的议程设置,为主流媒体在主题报道中的议程设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议程设置理论下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研究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新时代国际传播话语建设的重点任务。国际传播话语建设虽进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期,但仍面临着许多问题。西方国家和媒体善于借助议程设置理论“他塑”中国,是当前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同时,中西方价值观、话语体系和叙事风格不同等问题,也对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出了挑战。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需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如何利用好议程设置理论,讲好中国故事,关系到中国故事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对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获得更广泛的国际道义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

危机情境下网络反向议程设置的探测及预测

[目的/意义]反向议程设置探测方法能够动态捕捉危机情境下局部而短暂的反向议程设置效应,反向议程设置的预测模型有助于理解危机信息从公众议程进入媒体议程的过程,能够有效追踪舆情动态并辅助危机报道的选题。[方法/过程]采用滑动时间窗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动态探测危机情境下的反向议程设置效应;基于新闻价值和资源动员理论,从内容价值、媒体差异、话语风格、动员举措和成员网络5个方面提出反向议程设置的特征体系,采用逻辑回归、朴素贝叶斯、支持向量机、CART决策树和XGBoost训练反向议程设置预测模型,使用XGBoost解释特征重要性排序,利用SHAP解释特征影响。[结果/结论]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的领先关系随着危机议题的发展动态变化,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的速度高于公众议程影响媒体议程的速度。危机情境下基于XGBoost的反向议程设置预测模型效果最好,准确率达到91.04%,F1值达到90.80%,AUC值达到96.58%;内容价值、媒体差异特征对预测结果重要性最高。

公众自我议程设置下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解构与重构——基于网络民族志的质性研究

随着对乡村教师队伍支持力度的加大,乡村教师备受关注。网络的繁荣让主流媒体不再完全掌握社会议程的设置,并赋权个体以自主设置自我议程的机会。针对主流媒体为其塑造的符号化的应然和实然的媒介形象,乡村教师利用自媒体上传图文与视频,重构了一个作为主体的人、丰富的文化生活、诗意栖居和新乡贤的新媒介形象,并形成主体间性互动、粉丝和意见领袖泛化议程、主流媒体议程介入的议程传播机制。在利用自媒体呈现自我属性时,存在利用乡村教师身份炒作等不良行为,为此政府需要加强监管。乡村教师的现实形象与媒体形象是否存在差异、差异何以产生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角色形象是新的研究切入点。

议程设置的新路径:新媒体时代如何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当前处于国际话语权相对弱势的处境。如何在新媒体时代通过议程设置推动国际话语传播,赢得国际话语权,相关国际传播的研究工作至关重要。中国在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任务需要从议程设置层面,通过处理好中国理念、外交政策和新媒体平台之间的关系,基于国际交往提出国际议题,借助新媒体传播平台推动议题进入国际议程,进而形成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完成议程设置。最终通过打造新型国际传播体系,为中国未来提高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添砖加瓦。

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下旅游媒体与公众互动关系研究——以“文旅局长破圈宣传”为例

旅游宣传推广是加快旅游市场有序复苏和促进小众旅游目的地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然而,在一些旅游热点事件中,媒体宣传的信息难以精确触达公众,宣传效果低于预期。“文旅局长破圈宣传”是旅游媒体与公众议程互动的生动案例。文章以此为例,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出发,利用内容分析法及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分析媒体与公众的议程网络。结果表明:旅游媒体一般在短视频平台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文化艺术等方面为小众旅游目的地设置议题;媒体议程与公众显性及隐性议程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媒体的议程设置行为对公众有意识与无意识的认知活动产生较大影响,且公众存在“议程折变”现象,即公众会有选择地接受部分媒体议题。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理论转向及发展对策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议程设置理论发生了由媒介主导到受众主导、由重视内容分析到重视受众分析的现代化转向。本文通过阐述传统媒体时期和新媒体时期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概念,对议程设置理论的现代化转向进行梳理,总结议程设置的主要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从而探讨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理论的现实启示及发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