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典之“论议经”及其影响

作为汉译佛典十二部经之一的"论议经",其文体性质具有双重性:一曰动态性,既用于实际的论辩活动,又结合于具体的伎艺表演;二曰静态性,即形成了内容各异的经典文本。"论议经"东传中土之后,其影响之主要表现有三:一者深化了世人对"论"体的认识,二者促进了三教"论议"程式的定型,三者加速了论议伎艺化的进程。

严格审批 加强会议经费管理

近年来,财政的供求矛盾日益加重.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努力把蛋糕做大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对支出的管理,特别是在会议费管理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明显效益.如1995年年初经人大审批的会议经费预算40万元,实际只支出33万元,节支 7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38.15万元节约 5.15万元.我们的具体作法是:

一事一议重在凝合力量——山东日照市碑廓镇一事一议经验与启示

山东省日照市碑廓镇是一个以茶叶和大棚蔬菜生产为主的农业大镇。农村税费改革后，全镇64个村中有一半以上的村持续开展一事一议，近五年来累计筹资筹劳折合资金338．8万元，其中筹资39万元，人均12元；筹劳29．98万个，劳均10元，折合299．8万元筹资筹劳到位率达到85％以上。该镇的一事一议之所以面广量大、成效显著，主要得益于各方面的工作基础牢固，一事一议与其他工作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全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经验交流会召开

本刊讯（记者徐刚）8月28日,全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经验交流会在湖北武汉召开。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会上强调,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重要基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民负担监管的重要内容。各地要把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指导与监管工作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从汉简看汉代奏议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与视觉修辞

奏议起源于先秦的朝堂议政,是臣僚向君王谢恩、陈请、议政、进谏的文书。在汉代“以文御国”的背景下,出于行政需要,文质兼备的奏议章表应运勃兴。奏议文书往往“因事而发”,蕴含着非凡的政治智慧,具有政治实用性;其内容、格式、书写等具有固定的套语格式和鲜明的制度化特征。其文本对特定称谓和程序化语言的运用,表明其书写形态的法定性。传世汉代奏议多出自史书载录,大多曾经史家“裁剪”,“过滤”了其书写形态运用视觉修辞的诸多“细节”,有碍于一窥奏议之“全豹”。借助西北汉简实物,可直观奏议文本特定称谓与程序化语言及其书写借助字体大小、隶草变化、笔划夸饰等书写视觉效果变化,突出奏议文本物化形态的视觉修辞策略,借以强调文本书写与礼制的内在联系。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调整(1940—1942)

从1940年酝酿到1941年11月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在法律上完成第一次重大调整,边区、县参议会大幅度扩增权力,确实承担起立法、议政、监督同级政府的职能。同时,边区实行“三三制”,吸收大量党外人士进入各级参议会,扩大民主的基础。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边区参议会扩权自有限度,实践中也呈现复杂而矛盾的样态。1942年底,边区参议会制度开启新一轮调整乃至重构。

宋朝诸臣对金朝的肯定性言论研究--以奏议为中心

宋朝文臣、士大夫形成了积极参与朝政,关心国事,发言盈庭的传统。宋朝诸臣向皇帝所上奏议(奏札、奏疏),除了利用传统的儒学经典、三代之治、祖宗之法、前朝故事等传统政治资源对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奏议利用宋金对峙的局面,对金朝的政治、军事、人物给予肯定性的评价。这些肯定性评价有的来自个人亲历,有的来自风闻,其意不在于肯定金朝本身,而是针对宋朝现实存在的政治、军事、对外战略等问题。奏议作者主观上希望通过肯定金朝的个别事物,从而达到使宋朝皇帝看到本朝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努力加以改进,从而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实现上奏者理想的状态的目的。

《唐律疏议》中的聘财返还法

唐时,当色为婚合法,异色为婚非法。合法的当色为婚中,若女方随意悔婚,或男方自悔,或女家一女两许,或出现妄冒为婚行为时,聘财返还遵循过错方承担相应经济损失的原则。异色为婚的聘财返还,一般也遵循这种原则。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若异色为婚出现妄冒为婚且聘财等于或超过法定数额下限,量刑重于徒二年,则计“婢赃”定罪,依“诈欺”,准窃盗罪论处,量刑随聘财数量的层级递增而逐渐加重,最高刑罚为加役流,仅次于死刑。唐律中关于当色为婚与异色为婚的聘财返还规定,突出了唐律的阶级属性,旨在维护既有的身份等级和既定的社会秩序。

“议行合一”的再教义化:民主原则对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的规范要求

对国家权力配置原则传统通说——“议行合一”的争论,不能脱离对宪法上民主观的理解。“议行合一”集中体现了特定社会理论中的直接民主式民主观。1982年宪法修改不仅调整了国家权力配置,更重要的是将直接民主理念制度化了,强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背后的代议民主式民主观。这体现了1982年宪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价值决定,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突出了民主原则作为宪法规范的属性。宪法上的民主原则拘束国家权力的配置,从政治面向看,其强调国家权力机关与民主意志的直接关联,国家权力机关凭借“产生”“监督”“负责”的规范体系实现对执行机关的制约;从法律面向看,其要求立法机关垄断一般规范创制权,对重要事项立法权与决定权施行层级保留。

求同存“议”:民族传统图案在城市景观中的利用与再造——基于云南省宁蒗县的田野调查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地方政府为了展示民族特色并拉动经济,县城建筑风貌被大量改造。在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大量的民族传统图案被用来装饰建筑物,以体现民族特色。在规划设计与图案再造过程中,由于缺乏主流说明与解释,地方政府、设计公司和当地群众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就图案的再造与利用进行了差异化阐释,生成了求同存“议”的新建筑文化。他们之间的互动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共创,在展示特色的同时也在生产特色。这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表达与理解。

语篇语义研究的前沿理论:当前待议问题

为了促进人们对语篇语义、信息结构前沿的了解,介绍当前待议问题(Question under discussion, QUD)的理论要点,并利用典例阐释其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上的运用方法,最后结合QUD的优势和不足讨论其在汉语中运用的广泛空间。研究发现:首先,QUD与选项语义学、询问语义学相结合,能够消解受语境限制选项集模糊的问题,起到增强理论解释力、拓展理论解释范围的效果;其次,QUD为实验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提供了新工具,相关研究揭示了语篇信息结构对语言习得的作用,推动了语篇信息结构层面语料标注的发展;最后,QUD能够为汉语现象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促进人们挖掘语言事实背后所蕴含的深刻道理。

论“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阐述了左雄的奏议类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点和地位,这是建立在梳理古代奏议类文体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得出的精到表达。左雄的奏议文作为东汉奏议类文章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其时及此后的同类文章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苏轼两浙仕宦的治政策略与理念——以奏议为考察中心

苏轼一生三次仕宦两浙,知杭州期间频繁上书宋廷,奏请赈灾恤患、修缮官舍、减免赋税等事。在两浙治理策略上,苏轼采取了轻税薄赋以宽减民力、浚湖开河以恤吏便民、纠贪刺恶以礼刑平等的措施,表现出勤政务实的政治品格。苏轼两浙治策体现出民本、均平与豫立的治政理念。其勤政爱民的儒家人格与治政业绩,赢得两浙士民高度赞誉。

“合于时”抑或“依于圣”?——从“北泉议礼”看民国礼制建设的困境与转化

1943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重庆北泉主持了礼制讨论会,意图在抗战建国的契机下整理制定新的礼制,来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提供从日用寻常到国家建构方面的神圣性与仪式感。就礼制讨论会上主要讨论的婚礼、丧礼、祭礼而言,婚礼讨论的焦点是父母之命在法律上的依据,丧礼的讨论在父母之丧中体现了丧礼在现代都市生活间渐渐失去了原来儒家文化中宗教性的仪式与内涵,与之相对则在农村,这种宗教性的仪式逐渐降格为民俗与“鬼事”。对祭礼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家祭祀方面,体现了新时代国家权威的重塑与国民关系的新形式。

观课议课:以教师“在场”构建心理健康“走心”课堂

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心理教师的“在场”状态必然深刻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整体走向和学生的课堂生成。通过开展观课议课活动,观察、记录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和言语表达等外在表现,分析了解其内在的情感态度、认知和需要等信息,能够形成对教师“在场”状态的具体认知,不仅有助于教师了解其如何在举手投足间对课堂教学产生影响,也有助于分析影响教师“在场”状态的具体因素,并做出针对性改善,如“依表观课,深研共议”“夯基强技,提升自信”“刻意练习,自主改进”,从而推动“走心”课堂的构建。

唐代政治制度架构中的监临官和监临权探究——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监临权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行政权限。“监临权”一词出现较早,经过长期发展至唐代才通过律法的形式正式加以规范。通过对“监临”的发展演变、唐代对监临的界定、监临权的分设和行政层级上的区划、唐律对监临渎职行为的确准、规范、强弱等差惩处等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辩证地认识监临法制问题。唐代监临法制建设是在吸取前代制度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状况而逐渐形成的,在封建制度的背景下虽然有其弊端与历史局限性,但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刍议范导式教学视域下的观课议课

范导式教学通过对“范”与“导”的探索,将真实性情境、发展性任务、多元化意义协商和创造性应用作为基本要素构建课堂教学核心环节。观课议课作为校本研修概念,强调平等、开放,旨在建立交流、研讨、合作及“以学论教”的教研文化,以更有效地研究和改进课堂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范导式教学视域下的观课议课注重从真实性情境、发展性任务、多元化意义协商和创造性应用等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出发,选择观课的视角,并在议课中分析学科知识与生活实际的联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联系、学生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的联系、学生知识掌握与能力提升的联系。

课堂议起来 培育真素养——以"活出生命的精彩"为例

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必须提升义务教育育人质量。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政课。道德与法治教师要积极落实新课标精神,探索议题式教学,通过议题活动推进教学,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议题式教学活动“三共”实施策略

初中道德与法治议题式教学,应在分析高中议题式教学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结合初中学生身心状况和课程特点,探索适切的实施策略。具体可通过议题共立、议学共洽、议评共情策略,把握议题式教学活动的实践基础与本源,实现议题式教学活动的思维引擎与深化,促进议题式教学活动的价值驱动与内化。议题共立、议学共洽、议评共情三者相辅相成,指向学生核心素养有效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