诔文与谥议起源考

从现存文献考察,诔文源起于古之临丧读谥之礼,大约从周末开始,其在形式与体制上,大致经过了从散体到骈体的过程。谥议文也源于读谥之礼,但源起时间比诔文稍晚,其在形制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宋代赐谥制度的演进与运行

宋代常法赐谥的流程与唐代有着明显不同,考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逐渐从勘验行状演变为覆议太常所拟谥号,这与北宋前期考功司考课职能不振有关。特恩赐谥在宋代曾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朝廷特赐按常法经有司议定而授予谥号,另一种则是不经有司而由皇帝直接命词臣草制赐谥。淳熙三年后两种路径合一,凡特赐谥者皆需有司议定,概不命词。从赐谥制度的运作过程看,谥主形象的构建与丧家和朝廷的互动密切相关。以杨万里为例,在嘉定更化的大背景下,其子杨长孺套用当时常见的书写模式,将杨万里的死因从“无疾终”改写为因不满韩侂胄专权以致愤懑而死。朝廷出于改写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的需要,并在利用谥号劝善惩恶的目的下,接受了这一说法,由此构成了后世对于杨万里的通行认识。

魏晋南北朝帝王谥法研究(上)

本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谥法的理论构建和礼仪范式做了探讨。《通典》卷一〇四《凶礼二六》"帝王谥号议"是对唐之前帝王谥法理论最全面的概括,杜佑追叙了黄帝、颛顼、尧、舜等谥号的由来;以问答的形式,征引了《大戴礼记》《礼记·乐记》《白虎通》《五经通义》等文献,说明谥法与行迹直接相关、谥法的取得必须以爵位为前提、追谥父祖可改谥爵、天子崩南郊称天而谥等,这些基本原则和理论大都为春秋、战国、汉代及后代所遵循,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构建帝王谥法的理论基石。蔡邕《独断·帝谥》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帝王谥字的单篇文献,之后南朝的贺琛又将谥字分为君谥、臣谥和妇人谥,直接影响到后世的谥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谥法的礼仪范式日渐繁缛、亦愈加制度化,但是群臣谥议、南郊告谥、题谥于神主之背等主要仪式并没有改变。

行状审覆及其请谥功能的实现

南北朝时期,司徒和尚书共同负责对私撰行状的审覆,根据对公撰行状审覆的惯例,司徒是此时审覆的主要承担者。随着“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时代的到来,行状的审覆权改由吏部考功来行使。纵观各代对行状的审覆,总体趋势是愈来愈严,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审覆后的行状是拟谥、议谥、覆议的重要依据,有时可能会被强调到绝对的程度,但谥号的拟定却不会完全采用行状的记录,还要参考未记入行状的状主事迹。正常情况下,古人一直在朝着“定谥准行,必当其迹”的方向努力。行状所书内容要受到相关机构和个人的监督和影响。

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述略

故宫博物院藏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是宋人刘汉弼撰写的为曾巩议定谥号的奏书文稿。其中涉及对古文传统的认识,对曾巩文章、人品的评价等内容,颇有价值,惜《全宋文》未能载录。且文稿末有题跋十一则,包括元代韩性、黄、危素、周伯琦、盛景年跋五则,明人魏骥、张居杰跋二则,清人王懿修、胡如瀛、许正绶、胡佚民跋四则,也多为诸家文集(包括《全元文》)未载之佚文。本文逐一引录,并略加考释,希望有补于文献。

盖棺论定:对谥议文的文章学与文化史的考察

谥议文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它在谥礼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议谥功能.谥议文在演变过程中逐渐显现出独特的文体特征:在书写模式上,谥议文往往先对逝者的生前事迹予以评述,然后按照《谥法》等经典对逝者拟定谥号;在文体风格上,谥议文呈现出典雅、肃穆的特点.由于议谥对象政治身份的不同,可以将谥议文分为帝后类谥议文、臣类谥议文、私谥类谥议文,三者在书写及演变中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谥议文由于有着独特的书写内容,使其在作为一种文体存在的同时又与议文、诔文、行状等文体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大笔如椽

王珣是东晋时期的著名文士。他从小就才思敏捷,很有胆识,散文、诗赋、书法都很精通。王珣12岁时便投奔在大司马桓温的麾下。因为他才华出众,所以,桓温特别敬重他。有一天,当大家都在大司马府大厅里聚会议事时,大司马桓温为了试探王珣的胆量,故意骑一匹马,从后堂直冲入大厅。幕僚们都吓得惊慌失措,四处躲避,只有王珣镇定自若,面不改色。面对这样的奔马而能端坐不动的,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桓温十分赞赏他说。

何晏著述考

何晏(190-249)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家,与当时另一位少年玄学家王弼一起,在曹魏正始年间创立了玄学"贵无"学派,对魏晋玄学的确立和发展,乃至对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南唐陈致雍《晋安海物异名记》佚文辑证

陈致雍是南唐时期的礼学大家,撰写有《五礼仪鉴》六卷、《曲台奏议》二十卷、《新定寝祀礼》一卷、《州县祭祀仪》一卷等礼学著述~①,在《全唐文》中亦留存了陈致雍关于礼仪的奏议和涉及南唐文武诸臣的谥议共计102篇,占去了三卷篇幅。~②这些奏议和谥议,大部分当来自《曲台奏议》二十卷中。

吴、南唐政权境内沙陀人考

前言唐末五代时期,经黄巢起义之后天下大乱,各种势力逐鹿中原,并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在此期间,不同地域的人们因各种原因而分散至离家乡数千里的不同地方,不仅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改变了他们各自的命运。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诸如北方移民对江南地区开发的影响[1]、淮西武将对南方政权建国的影响[2],包含粟特人在内的沙陀共同体东迁对中原政治局势的影响等[3],皆可参考。而笔者在此前则从所谓"空间转移"

李倜生卒年献疑

《书法》杂志二○一五年第五期刊发俞者新《以古为朋落笔云烟—试论李倜其人其书》一文,其中李倜生卒年等尚待斟酌。一李倜的生卒年李倜生卒年至今无定论,诸家所列要么是错误的,要么经不起推敲。如黄惇《元代印风·元代印学年表》中列＂李倜（一二七九—？）＂①一望即知是错误的。因为李倜的父亲去世于公元一二七五年,李倜不可能在其父亲去世三四年之后才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