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讯问录音录像调取制度之反思与完善

对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能够发挥监督制约监察机关调查工作、保障被追诉人合法权利以及证明讯问合法性、证据真实性的功能。但是,目前调取监察讯问录音录像面临着一定的困境,特别是被追诉人、辩护人申请调取权制度的不完善,让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追诉人的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再者,在未能调取到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情况下,虽有一定的后果规定,但仍不充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难以适用。为了更好地促进法法衔接,必须完善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规则,使监察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浅议讯问录音录像的性质——以李某涉黑案为例

我国的侦察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起始于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讯问录音录像通常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中出现,作为证明侦察机关讯问手段合法的证据,也即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据。随着刑事司法实践的推进,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录音录像性质认识的深入,将讯问录音录像作为言词证据的载体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按照《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具备作为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证据,是案件的事实性证据。

密室挑战:日本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改革介评

日本正在进行以"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刑事司法制度"为主题的改革。其中,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被作为实现"摆脱对讯问过度依赖"的主要对策加以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设立不仅有利于确保讯问正当,而且提供了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任意性、真实性进行判断的客观资料,是重大立法进步。但是,具体制度设置存在着适用范围过窄、保障措施不完善、程序性制裁虚、例外过于宽泛等问题,并最终背离改革目的,仍未实现对侦查程序的根本调整。因此,此次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讯问、口供的摆脱,尚存疑问。

论辩护律师对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阅卷权

刑诉法确立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首要目的和功能在于防止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具有证据材料的属性。辩护律师对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享有阅卷权不仅具备学理上的正当性,更有利于控辩双方在"平等武装"的基础上实现平等对抗、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之改革与完善——兼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得失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事前程序监督不到位、事中实际操作不规范和事后证据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应当完善制度自身的程序设计,加强侦查权力的有效控制,确保辩护权利的充分行使。

日本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研究

纵观日本刑事司法历史,不难发现在密室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长时间讯问的侦查方式有时会导致犯罪嫌疑人的虚假坦白,进而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自2006年起,日本开展了打破密室讯问之常态、构建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自由的讯问环境的诸多制度尝试,最终在2016年修改的新《刑事诉讼法》第301条之2第4款中正式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并于2019年6月开始实施。该制度有利于提高讯问透明度、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任意性以及其他有关事项的准确举证,对当前刑事司法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目前尚存在对象案件范围过于狭窄、监督体制不够完善、例外情形过于宽泛等问题,需进一步改善。另外,虽然法律条文将录音录像资料的功能限定为证明供述任意性的辅助证据,但是在司法审判中,将录音录像作为实质证据使用的情况并不罕见。该做法不仅有悖于审判中心主义原则,而且因录音录像资料所固有的视觉冲击性,易误导裁决者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反而不利于发现案件真相。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偏离与矫正——以讯问录音录像应否限制性使用为切入点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从2012年首次入《刑事诉讼法》至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出台已发展近十年,其中关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调取与使用范围受到各界长期关注。本文以辩护律师阅卷权受限为切入点,层层剥离,从讯问录音录像证据属性到制度功能定位,以期能更深入地挖掘问题本质。矫正制度的前提是准确定位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功能,最大化讯问录音录像效用,在理想与实践中把握平衡。同时,应客观认识讯问录音录像本质,遵循诉讼规律,明确讯问录音录像证据属性;放宽威逼利诱的讯问非法性门槛,降低侦查人员心理负担;要求随案移送讯问录音录像,在查阅基础上赋予辩护律师复制权。

规则语境中职务犯罪讯问录音录像的适用问题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规范侦查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是实践中讯问录音录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包括笔录与讯问录音录像不一致、讯问录音录像如何展示、讯问录音录像的规范问题等。因此,在现有的证据规则体系下,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实践操作中还有待细化。

论我国证据使用禁止的畸严倾向——以讯问录音录像为视角

证据使用禁止系属德国刑事司法领域用以调整证据能力的理论学说,但我国在借鉴移植的过程中却显露出畸严倾向。对于违反讯问录音录像规定所获口供的证据能力,最高法《防范意见》选用了绝对禁止的立场,并且缺乏明确的例外规定,其部门合意性也低位徘徊。这些畸严表征导致体系逻辑失洽、救济回路阻断、司法裁断失衡等危害。迹其缘由,与证据使用禁止的适用目的偏差和录音录像制度的阶段性局限密切相关。因此,廓清禁止理论的逻辑基点,诉诸不利推定的禁止方式,完善录音录像的配套建制,方能实现畸严倾向的祛离。

被追诉人查阅讯问录音录像的可行性探析

被追诉人的阅卷权虽然具备正当性,但缺乏紧迫性和可操作性,在实践中难以被认可。被追诉人查阅讯问录音录像具有重大的意义。被追诉人查阅讯问录音录像具有现实合理性,查阅讯问录音录像不需要过多的法律职业技巧,讯问录音录像内容具有单一性,被追诉人查阅讯问录音录像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被追诉人查阅讯问录音录像的成本较低。

试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证据规则之构建

讯问录音录像具有视听资科和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的双重证据类型属性，起着防止刑讯逼供发生及固定口供的重要作用。构建其录制和审查程序规则时。必须注意其双重证据类型属性之特点，并同时考虑到程序公开、诉讼经济、诉讼效率及惩治与保障并重等诉讼原则，科学地制定相关程序规则并使之法定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和适用

从讯问录音录像立法目的转变的角度出发,详细分析录音录像制度的相关功能: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维护其合法权益,确保程序正当性、合法性,事实证明。在此基础上,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三方面,阐述讯问录音录像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具体适用情况。

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反思与探究

2012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审批并通过了关于刑事诉讼法二次修订的申请提议。其中,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也正式被纳入《刑事诉讼法》章程。该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同时体现了信息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它有利于规范讯问人员的讯问行为,保障了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概括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立法发展背景,分析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存在的突出性问题,最后提出一系列加强立法建设的思路与措施,以供借鉴。

同步讯问录音录像资料的法律属性分析

讯问录音录像在讯问的密室中扮演着"第三只眼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遏制刑讯逼供的作用,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未将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予以明确,导致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对该资料的处理方式也不统一;许多学者也就录音录像的属性做出分析与讨论,但是学界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致观点。其实判断刑事诉讼中形成的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审查该材料是否具有证据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因此,在具体案件中,应当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准确判断讯问录音录像材料的法律属性。

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实现困境及制度保障

新刑诉法解释对讯问录音录像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围绕其中第54条的内容,学界对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产生了理解和适用上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聚焦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适用范围和查阅权的具体内容。随着程序性辩护和被告人供述合法性审查日益普遍,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应当得到保障,其权利内容也将越来越丰富。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保障有赖于讯问录音录像全覆盖和全移送的实现,涉密审查机制的完善,以及讯问录音录像保密责任的厘清。

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使用问题——日本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以来,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使用问题备受瞩目。目前,对其能否成为证明案件实体事实的实质证据仍存在较大分歧。在日本,讯问录音录像在庭审中发挥着固定口供、防止翻供、发现案件真相的功能,检警机关对录音录像实质证据化的态度由抵制逐渐转变为妥协甚至支持,学界的争点也从能否作为实质证据使用转向如何有效发挥录音录像的实质证据功能。讯问录音录像具有供述笔录不可企及的优势,如果使用得当将有利于审判机关提高办案质量,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讯问录音录像的实质证据资格。但是,我国现阶段侦查讯问程序尚未实现控辩平等,讯问程序正当化程度较低,不宜将讯问录音录像不加限制地作为实质证据使用,应当设定具体标准严格筛选。在审判实务中,可根据预期的证据功能和播放效果予以灵活运用,避免与庭审实质化改革发生冲突,异化为侦查中心主义的新一代加速器。

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从自律工具到最佳证据

我国对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进行了人为限制,其实质上被定位为侦查机关的自律工具。讯问录音录像的表层目的是防止刑讯逼供,深层目的则为防止虚假供述酿成错案。自律工具的定位使讯问录音录像对可能酿成错案的多种因素规制乏力;实践中其功能也从"权力控制"异化为"权力保障",形成了逻辑悖论。讯问录音录像有成为证明讯问事项最佳证据的潜力。我国应以防范虚假供述作为其核心目的,其功能应定位为诉讼证据。讯问录音录像要成为最佳证据,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将引诱、欺骗讯问方法适度合法化;不同类型案件中区别对待全程录音录像;差异化地随案移送;确保辩方可便捷地利用录音录像;以推定机制促进全程录音录像和随案移送。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发展路径

从历史沿革和立法意图看,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目的在于规范侦查讯问行为,防止刑讯逼供;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客观记录审讯内容,保障讯问笔录的公信力和确定力,防止翻供。基于决定主体的不同以及录音录像口供功能的有无,不同国家和地区讯问录音录像的制度模式可以分为权利保障型和权力主导型。权利保障模式更加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沉默自由和自主选择录音录像的权利,在此模式下,被讯问人供述的自愿性以及肖像权、隐私权等得到充分保障,录音录像具有口供功能。权力主导模式以规制侦查讯问行为为目标,赋予侦查讯问方录音录像的决定权,犯罪嫌疑人一旦放弃沉默往往会被强制录音录像,其供述自由和肖像权、隐私权等权益面临被侵害的风险,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被弱化。因亲缘于权力主导模式,加之我国的侦查讯问环境,我国讯问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难以发挥,所以有必要向权利保障模式转型,实现其功能的多元化。

讯问录音录像与非法证据排除:一个实证的考察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从立法角度,讯问录音录像都极为重要。实证考察发现,仅有较小比例的案件,其讯问录音录像在非法口供证明中被片断式播放,对裁判结果影响极小。由于侦查机关采取"选择性的证据形成机制",并被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所认可,这大大削弱了讯问录音录像本应发挥的技术性优势。要加强讯问录音录像在抑制非法取证中的作用,必须首先清晰界定"全程性讯问"(讯问)的概念,以期覆盖"非正式讯问"阶段。此外,还应从延伸覆盖时间范围,拓宽录制案件范围和增强制作主体中立性入手,改革完善讯问录音录像的储存、移送、调取和使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