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制度研究——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为中心

"适当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制度是西方国家普遍规定的一项制度,旨在通过适当成年人在警察讯问时的在场来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免受警察的不当压迫,从而实现程序的公正。为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我国应当在目前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全面确立该项制度。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形式化倾向及其纠正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是指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由适格的成年人到场给予特殊保护。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各地的探索中,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在基本实现预设功能的同时,却由于一系列具体操作方式上的不完善而导致有形式化的倾向,合适成年人在场表现过于消极,承担的各项职责都因各种原因难以实质履行。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法定代理人以外的合适成年人可以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在场。为有效贯彻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保障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实际效果,应当针对导致形式化倾向的各方面原因,设计合理的具体制度和操作方法,纠正和防范形式化倾向,保障合适成年人在讯问过程中实质性的履行职责。

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形式化背后的“无用论”反思

调查发现,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形式化趋于严重,合适成年人在场的覆盖面不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在场的合适成年人印象不深。严重形式化的原因包括: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的强制性不足,合适成年人的来源和能力等不足以支撑其实质化地履行职责以及合适成年人到场后活动受限等。严重形式化进一步催生了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制度无用和应被取消的讨论。对“无用论”的反思和对这一制度的价值定位,需要超越其监督和见证讯问过程这一表面功能,回归到国家监护补位的制度源头,关注其在少年司法视角下保障未成年人参与权,实现少年司法社会化和形成合作式诉讼构造的多元价值,并应当通过制度和操作的完善使合适成年人能够实质性地发挥作用。

我国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缺失及其完善

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是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国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标志着我国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进一步强化,但因观念上、立法上及执行上的缺失,导致该制度的实际运作很不理想,应通过更新司法理念、完善立法、健全和规范具体程序、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管理等予以完善。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实证研究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的一种特殊保护,体现了国家监护的理念。我国一些地区自21世纪初开始试点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作为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替代措施。通过实证调查显示,合适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在维护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讯问的顺利进行和改善办案人员的讯问方式,因而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但也存在合适成年人地位与作用出现偏差及讯问时在场作用的实质性有待加强等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对合适成年人参与作了原则性的规定,需要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的具体操作予以明确和细化。

合适成年人制度研究

合适成年人制度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国家亲权理论而设立,是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诉权的一种特殊保护。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监督讯问活动、抚慰未成年人的紧张情绪、帮助未成年人与讯问人员有效沟通等职能。合适成年人作用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建立完善的合适成年人的选任机制及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