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讯问模式的主要缺陷和改革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讯问模式存在的主要缺陷是,讯问程序的强制性和封闭性,致使司法实践中,侦查讯问活动往往走向立法的反面,立法对非法讯问的限制不完整,缺乏适当的救济程序,有关讯问的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不强,理论研究不重视侦查环节法理分析和可操作性分析,侦查人员的办案热情没有得到较好的引导。我国讯问模式的改革研究方向是,立足国情、立足发展、立足制度完善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国际公允,充分考虑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任务的实际需要,确立"非明示有限沉默权",强化对侦查权的制约,平衡侦查讯问的强制性和封闭性,完善讯问程序,规范讯问行为,加强讯问科技化,引导侦查讯问工作科学发展。

不同嫌疑程度对象侦查讯问模式及其方法

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嫌疑程度决定了讯问的模式及其方法。对中度犯罪嫌疑的对象,宜采用中性讯问模式。讯问中要观察对象的行为特征,并激发犯罪嫌疑人行为反应,借以分析判断嫌疑人供述是否诚实、是否有罪;对犯罪嫌疑重大的对象一般采用有罪倾向讯问模式,实施方法有正面突破和侧面迂回两种。

我国“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探究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颁布,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条;而与此同时,各地频频报道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存在着严重的非法讯问手段;而这些非法讯问手段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职权式"侦查讯问模式的弊端;"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的构建,意在增强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制衡在讯问程序中对侦查人员行为的制约,从而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阶段的基本权益。

基于心理咨询技术的命案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模式研究

有关审讯工作中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与讯问对策研究是理论与实务工作的热点性研究内容。通过对命案犯罪人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分析犯罪嫌疑人审讯时的负面心理与行为,引入心理咨询技术着力解决命案犯罪嫌疑人对抗审讯的问题。不仅有利于提升讯问效果,丰富和发展讯问手段,而且有利于在讯问工作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问题,通过技术干预转变犯罪嫌疑人心理态度,提升讯问效益。

新型涉网犯罪案件数据化讯问模式构建

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型涉网犯罪类型和手段日趋多样化,并呈现出科技化、智能化、职业化、高隐蔽性等特征,也致使相关审讯工作陷入困境,亟需向数据化讯问转变,借助大数据技术搭建数据化讯问模式规范体系,帮助审讯人员划定侦查范围,解析犯罪动机,刻画犯罪人属性,并据此制定有效讯问策略,同时通过丰富基础数据库资源,构建统一的数据管理体制,提升数据处理技术水平和强化相关专业培训等举措不断完善数据化讯问模式的构建。

论我国“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的构建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律,被视为我国刑事立法进步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各地频频报道一系列冤假错案,对司法权威及公信力构成极大的挑战。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现象。而这些非法讯问手段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职权式"侦查讯问模式的弊端。为此,必须构建"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适当的沉默权,落实律师辩护权、确立律师值班制度,完善并强化检察监督,限制讯问时间,完善录音录像制度、提高讯问程序透明度等,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主体地位,以此来制衡侦查人员的讯问手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纵深型侦查监督讯问模式的构建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传统讯问方法已不能满足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逮捕证明标准提高的需要。构建纵深型的实质性、全面化、递进式的讯问模式,重新设计和规范讯问笔录模板和制作方法,能更好地发挥侦查监督讯问作用,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侦查讯问压力控制研究

侦查讯问是侦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现阶段我国的讯问大多呈现出"对抗式"的特点,在通过施压的方式获取供述的同时,过度的强制性和控制性也给供述自愿性和真实性带来一定的影响。"会话沟通式"的"合作式"讯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对抗式"讯问带来的问题,但其灵活性和适用范围依然较为有限。侦查讯问压力控制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社会认知失调理论、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为侦查讯问活动提供了压力施加与释放的可操作模型,可以在讯问中获得较好的效果。

讯问策略与方法的信息化

公安信息化是一场新的警务革命,不仅是提高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基础工作水平的重要载体,是牵动警务机制改革的重要纽带。讯问工作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一环,必须紧跟信息化警务变革的时代步伐,用信息化重塑讯问工作,实现讯问工作的数字化、专业化和网络化,不断提高讯问工作在打击犯罪中的能力和水平。

强制讯问理论概要

本文主要就外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资料,从讯问的定义、分类模式、强制性以及对强制性的程序控制等方面,概括了强制讯问的理论要点。

信息化背景下讯问策略与方法的应用

公安信息化是一场新的警务革命,不仅是提高公安机关整体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基础工作水平的重要载体,是牵动警务机制改革的重要纽带。讯问工作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一环,必须紧跟信息化警务变革的时代步伐,用信息化重塑讯问工作,实现讯问工作的数字化、专业化和网络化,不断提高讯问工作在打击犯罪中的能力和水平。

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界定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侦查讯问方法的改革

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出台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就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问题。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仍未解决此问题,司法解释的界定也模糊不清,使得非法证据的范围及其界定标准等问题更加扑朔迷离。本文通过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指出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界定上存在的问题,继而考察了美国法律中解决类似问题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出若干启示。最后,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行为,深层次的改革应当指向侦查讯问方法的改革以及侦查讯问模式的整体转型。

心理强制时代的有罪供述研究

刑事讯问从身体强制时代向心理强制时代的转型致使有罪供述的生成路径发生了重大转变,其类型也更加多样。这同时也加大了在诉讼中预防和识别虚假有罪供述的难度,以至于口供自愿性规则和口供补强规则两大口供证据规则的基石在心理强制时代都显露出其弊端,难以有效运作。如何确保心理强制时代有罪供述的真实性成为世界各国关心的重要课题,也决定着口供证据规则今后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