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程序违法的法律规制

公安机关在侦查讯问中的违法现象呈现出两种形态:讯问程序违法与讯问方法违法.在当前侦查工作实践中,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讯问更多表现为讯问程序违法,而且与讯问方法违法相比,讯问程序违法更少受到关注,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也更少受到制裁.讯问程序违法的发生具有结构性原因,如规制侦查讯问活动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违法侦查讯问难以发现与难以证实,公安机关侦查讯问资源不足等.刑事司法需要采取措施应对侦查讯问程序违法,包括完善违法侦查讯问的法律制裁、落实侦查讯问活动的过程监控与客观记录、适度分离部分侦查讯问程序工作、合理配置侦查讯问的人力资源.

讯问程序中合适成年人的法律地位探析

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形式化倾向日趋严重,究其根本是由于合适成年人混乱的法律地位所致。在讯问程序中,合适成年人所起到的沟通见证作用能够有效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保护,但信息不对称仍是形式化倾向无法回避的原因之一。区别于法定代理人与律师,合适成年人在讯问程序中充当着独立“见证人”和“缓冲带”的作用,缓和了办案人员和涉案未成年人的对抗色彩。为了更好发挥制度效果,需要对权利的充实和适当限制进行完善,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以保障儿童权益。

法治视野下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化

侦查讯问程序是依法查明犯罪事实而进行讯问等活动的总称,是一系列有关讯问的规则的总和,也是公安执法的重要环节,将其规范化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公安执法规范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正当程序视角下侦查讯问程序改革

正当程序作为指导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性原则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机理。包括权利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权力应当受到严格的制约和监督、程序本身应当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程序运行过程应当有主体的参与、经由正当程序产生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正当性的程序应当是符合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程序,等。在侦查讯问程序中引入和推广"三项制度"符合正当程序的有关基本原理,是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的必由之路。

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律师在场问题

律师在场规则的主要价值在于保障被讯问人的辩护权利乃至人身权利，防止羁押性讯问权的异化，进而确保“有罪供述”的自愿性和稳定性。在中国确立律师在场制度的必要性自不待言，但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确立这一规则，而是如何通过配套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来保障这一规则能够在确立之后得到真正实施。

侦查讯问程序的规范化进路

我国的侦查讯问程序目前面临着非法审讯现象仍未遏制、录音录像制度存在缺陷、侦查权利监督不足等问题,在借鉴域外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国情基础之上,应当通过禁止非人道的讯问方式、扩大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适用范围、加强驻所检察官的侦查介入等措施予以完善。

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的构建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提升了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文关怀水平，但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程序不正当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侦查讯问人员有罪推定思想严重、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与如实供述义务存在矛盾、司法救济渠道不畅通和选择性录音录像问题突出等。从法律正当程序的普适性要求出发，结合侦查程序和侦查讯问活动的自身特点，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的最低标准应该包括控辩平等武装、充分的司法救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针对我国侦查讯问程序面临的新形势，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构建应当遵循程序法定、人本主义、权力谦抑三大原则，严格贯彻“无罪推定”思维，确立“以客观性证据为中心”的侦查取证模式，创新侦查讯问方法，探索建立侦羁分离机制，加强对侦查讯问程序的监督与救济。

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研究——以遏制刑讯逼供为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是被讯问者面临的风险。而刑讯逼供并不体现为身体上的折磨,而应是讯问者形成假设和对被讯问者行使权力的结合体,为实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标,在我国,必然合理构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体系,其内容包括:1.实现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2.将我国现行的“由口供到物证”侦查模式转换成由“物证到口供”的模式;3.在讯问程序中注入人文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信念;4.立足本国的国民性,合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自白”。

完善讯问程序违法的制裁机制

首先,明确界定讯问程序违法的各种类型。当前,讯问程序违法主要是指违背或没有严格遵循《刑诉法》对讯问程序的相关规定,具体包括讯问主体不合法、违反讯问的时空要求、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以及侦查人员未执行应该遵守的其他规范性讯问标准。为了进一步约束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未来《刑诉法》可更一步强化讯问的程序性规范,例如,明确侦查人员讯问一段时间后(如8小时)就必须给予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时间。

侦查讯问制度改革研究

由于侦查讯问制度在实体性要件、程序性要件及救济机制方面存在缺陷,侦查讯问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侦查讯问制度改革主要包括讯问原则理念的确立、讯问程序法治化和讯问方法规范化三个方面。其中,理念原则先行是构建讯问制度的基础;讯问程序法治化是程序正义的要求,是讯问权正当运行的基础,也是判断程序违法的前提条件;讯问方法规范化是深层次公权力控制的要求。

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完善

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未成年人犯罪讯问制度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通过对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程序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如何解决的几点建议,从而达到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促使其自愿供述案件事实,以查明真相,实现刑事诉讼公正、效率和保障人权的目标。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视野下的讯问制度改革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讯问制度的设计上过于侧重保障公权力查明真相的职权,使得犯罪嫌疑人沦为诉讼客体,刑讯逼供正是二者的权力权利失衡的必然产物。近年来多起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的爆发使当权者正视这一立法顽疾,在今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诉修正案)对讯问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赞扬批判之声共存。本文将简单介绍我国现行的讯问制度,分析草案对讯问制度的修改内容,就草案引发的争议陈述自己的见解,并借域外讯问制度这块他山之石,提出进一步的改革构想以更好地预防刑讯逼供。

沉默权制度下对我国现行刑事讯问制度的反思

本文从我国刑事讯问制度的实践出发,分析我国现行口供制度的缺憾,结合沉默权的理论依据,阐明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侦查讯问公开化探讨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以获取口供为主要目的的侦查讯问程序历来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这一点并不因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但是,在现代人权保障理念影响下,个人主体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传统封闭式的讯问制度弊端凸显,我国需要对传统侦查讯问程序作出透明化处理。

论中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符合我国现行的诉讼价值和理念,对于促进控辩平等,改变现有的侦查模式带来的弊端,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尚未设置这一制度,应以正在修订刑事诉讼法为契机,构建中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

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

刑讯逼供问题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大顽疾,多年来对其的遏制与预防一直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主要背景,从刑讯逼供的含义、特征及其危害,新刑诉法在遏制刑讯逼供上的改革与突破,对新刑诉法所确立的遏制刑讯逼供相关制度的评价与反思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与评析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与防范,力图在构建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途径与制度体系上表达自己的见解。

警讯笔录的可采性问题研究

警讯笔录的可采性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考察中国司法实务景况后,对警讯笔录采纳标准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澄清了学术界的一些认识误区;另一方面,指出警讯笔录具有可采性的基础是任意性(也称自愿性)。然后,对警讯笔录可采性的保障机制和审查机制进行了制度建构,提出了完善路径。

浅析沉默权保障

为提高刑事司法文明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尽快确立受刑事追诉人享有沉默权。但仅仅有沉默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使沉默权从“书面中的法律”成为“行为中的法律”。鉴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我国法律在赋予沉默权的同时,可以从完善讯问程序和刑事证据制度两个方面保障沉默权的实现。

律师在场权制度构建的可行性及可操作性论证

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随着律师队伍的壮大和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构建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有其可行性的,它能促使侦查机关及其人员提高侦查技术,增强其综合办案能力,从而提高讯问的质量;能减少翻供的机率,提高诉讼效率。而在具体的设置上,我们可以从"刑法中的规定"、"在场权的具体含义"、"在场权的实现程序"、"律师不在场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法律后果及救济途径"、"律师在场权的例外情形"来加以考虑,使其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