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记忆实践路径研究——基于“汶川大地震”微博文本的社会网络分析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汶川大地震”相关文本和用户节点进行网络建构,发现灾难事件的媒介记忆主要呈现出以主流媒体为中心,各领域意见领袖为桥梁,个体用户为边缘的实践网络;以国家话语为中心,多元化观点共现的内容网络。其中,主流媒体通过双重路径主导灾难叙事,网络圈层起到“官方”与“民间”话语之间的中介作用,个体用户则进行着个体的数字化记忆实践,最终影响着集体记忆的形成、激活和刻写效果。

参与·网络·仓储:记忆实践路径下的数字记忆建构

数字记忆作为一种全新的记忆形态,带来了社会记忆的形态演变和全球范围内记忆的建构与传播。在动态发展的记忆实践路径之下,需要从传播学视野深入探讨未来如何依托数字媒介展开记忆建构的问题。采用社会记忆研究的基本要素结构分析方法,具体阐释了数字记忆主客体及其关系的变化,以及如何经由中介弥合建立统一的数字记忆建构体系。研究表明,主体层面可在“参与传播”语境下进行数字记忆共建,客体层面可通过“数字化迁移”与“网络化连接”实现数字记忆再生产,中介层面可借助“数字人文仓储”构建全新记忆平台。研究为数字时代记忆建构理论的系统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布依族山歌碟的记忆实践:新兴本土媒介对记忆的刻写与建构

“实践转向”突破了记忆研究中重客体分析的“媒介-技术”研究视角,开始从关系、社会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媒介对记忆的实践性运动。在新媒体时代,嵌入实体空间的物质媒介同样也是实践、形塑记忆的重要渠道。将生命仪式中的对歌环节录制而成的山歌碟就是布依族人民借助新媒介技术对记忆进行社会表述和实践的新兴本土媒介,通过在其中对记忆的重复刻写,使记忆得以不断建构,从而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延续着少数族群以及传统乡土社会记忆的文化循环。

用影像对抗遗忘:短视频的记忆实践与共同体想象

媒介视觉化转向背景下,短视频成为新型的记忆媒介,为对抗遗忘提供了媒介的解决方案。短视频以视觉逻辑对记忆实践、记忆文本和记忆空间产生了意义形构,本研究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短视频中的记忆“策展”实践、视觉叙事主导下的记忆文本和流动的“记忆之场”,探讨短视频从“不在场的见证”到拟像共同体间的功能转化与记忆沉淀。在记忆实践方面,“记忆的强光”与“记忆的微光”在短视频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激活;记忆文本方面,烘托、隐喻与象征的视觉叙事逻辑影响着拟像共同体的形成;记忆空间方面,物质之场与观念之场的双向互动,由内而外地改写了记忆语境,呈现出过载的记忆景观。

国内外记忆实践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研究

[目的/意义]对记忆实践的发展背景、现状和趋向轨迹进行阐述,以期为记忆实践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导,同时推动提升国家和社会对数字记忆实践的关注,启发学界对于该问题的思考。[研究设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记忆实践进行归类,并进行典型案例介绍。[结论/发现]提出记忆实践正在延展向"数字记忆"的发展趋向和运行轨迹,这赋予记忆实践以新的机遇和挑战。[创新/价值]在对记忆实践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向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数字记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

媒介变迁与记忆重塑：短视频中的青年群体记忆实践

媒介变迁重塑着记忆实践形态。近年来,作为新兴媒介形式的短视频对青年群体的记忆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记忆理论和经验观察,可以发现短视频媒介中的青年群体记忆实践呈现出新特征。青年群体记忆实践的变化与以现在为中心的时间生产、以青年群体地位提升为表征的权力实践、以自主性为核心的媒介叙事表达密切相关。青年群体记忆实践在增强自主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个体化和碎片化问题,此外,还给家庭记忆和官方记忆带来了挑战和冲击。青年群体自律、家庭积极引导以及国家有效治理是解决青年群体记忆实践危机的重要举措。

新闻界“重走长征路”的记忆实践与文化权威建构

从“重走长征路”到“再走长征路”,中国新闻界对于长征的叙述一方面致力于丰富和完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试图建构叠加在长征这个记忆场景之上的新变化。在“重走”与“再走”中,新闻记者对长征历史的叙述被视为建构公众集体记忆的来源,他们通过共享地理空间、重要战役、寻访亲历者、发掘长征路上新故事等话语,完成对“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集体阐释。经由这项记忆实践,“重走长征路”被内化为新闻界自身历史的一部分,新闻界作为建构长征集体记忆的重要力量形塑起文化权威。

汶川地震十周年报道中的记忆实践与集体记忆探析

本文以四家媒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试图展现在汶川地震十周年的关键性纪念时刻,在空间上,处于不同地域、经济政治地位的媒体以及不同媒介场景中对汶川地震的记忆实践;在时间上,分析当下地方媒体与中央媒体对汶川地震的再现话语简言之,主流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表达出面向未来的书写逻辑,相关纪念报道被纳入到地方-地方,地方-国家的框架中来呈现,二者框架形成了高度契合的关系,共同将汶川十周年祭的周年专题报道,由灾难创伤性叙事改造进入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当中,进而将属于过去的记忆,立足现在的报道,改造为面向未来的记忆。

基于红色实践记忆下大学生国防思想教育路径研究

红色实践记忆是基于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等提出的观念,意即在红色实践活动中通过身心参与、纪念仪式等实践形成认同式惯习直至无意识的记忆。本文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在F院基础上对当下大学生国防思想教育现状进行勘察,针对国防思想教育形式单一、深度缺乏的问题,提出红色实践记忆下大学生国防思想教育的路径有:创新性开展红色实践活动作为国防思想教育重要手段;网络国防思想教育调动学生的“做”;创新“两课”模式,让学生“动”起来。

全媒体背景下沂蒙红色记忆的媒介实践与传播创新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特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记忆,也承载着跨时代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责任与使命。作为媒介融合重要内容的全媒体技术,赋能沂蒙红色记忆资源的生成与再生,生成了数字记忆实践的新形态,也型构着叠合与交转的沂蒙红色“记忆之场”,呈现出多元传播主体、多维传播结构、多重叙事路径、多种媒介样态、多样记忆形式的新实践范式。全媒体技术的运作助力沂蒙红色记忆的交互与共生,建立起虚实叠合、融合传播的“数字记忆之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记忆之维的传播格局,弥合了记忆信息的交流鸿沟,为沂蒙红色记忆资源广泛进入公共领域并有效传播提供了新动力。

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

传播学要为记忆研究领域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媒体记忆的边界就不能太宽泛,内涵也不能太狭隘。本文主张媒体记忆领域应以新闻媒体为核心,并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聚焦新闻再现中的"历史"元素、媒体记忆生产与消费的逻辑,以及新闻生产与公共记忆之间的关联。这一界定引出一系列具有批判性的经验研究议题,包括媒体记忆的生产机制、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联、新闻对公众记忆的影响、媒体记忆的全球流动、记忆与公共生活、媒体记忆与中国近现代的国族意识、媒体怀旧与日常生活,以及中国新闻界的集体记忆等。

个体记忆与家国情怀:抗“疫”纪录片《英雄之城》的记忆实践

纪录片的媒介特性与历史、记忆息息相关,其中的记忆实践深刻影响着社会集体记忆的建构。抗"疫"纪录片《英雄之城》将视角聚焦于个体,呈现了丰富细致的记忆内容,较好地调动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并将与个体记忆相关的内容统合于"家国情怀"的框架之下,完成了关于武汉战"疫"的集体记忆建构,对纪录片的记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春晚作为记忆实践——媒介记忆的书写、承携和消费

本文考察媒介记忆被书写、承携和消费的过程,以受众为出发点讨论春晚和媒介记忆,即春晚是谁的和什么样的集体记忆,同时透过受众记忆讨论春晚长期社会文化影响,与现有关于春晚如何建构"家-国"意识形态的观点对话。研究以动态、实践和流变的视角认识记忆建构,强调大众传媒既是行动主体也可能是记忆实践的途径和对象。笔者区分"中介化"(mediation)的集体记忆实践和"集体记忆化"的媒介实践,认为春晚内容单独不构成集体记忆,作为记忆实践的春晚是形成记忆机制的关键。春晚在受众主体的记忆实践中,成为记忆之所,记忆唤起和记忆操演的承携者,以及讲述和理解家庭、民族和阶层身份的对象。

仪式展演与实践记忆——以一个布依族村寨的“送宁”仪式为例

铜鼓是布依族的神器礼器。布依族送、迎铜鼓的"送宁"仪式,在具体实践展演过程中,产生重大的社会—文化作用:一方面使民族文化在实践记忆中得以唤醒重现和传播继承,另一方面增强了族群的社会记忆和自我认同。实践记忆的情境性和在场性特点,在民族文化的保存再现和传承播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建构作为纪念空间的“延乔路”:内容策展、互动仪式与数字记忆实践

本文基于“延乔路”纪念空间的个案研究,探讨“延乔路”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间被建构为一个引发民众参与话题讨论和纪念仪式的纪念空间,“延乔路”纪念仪式有怎样的表征、机制和效果,并由此探讨“延乔路”纪念空间生产以及数字记忆实践的情境、动力、特征、逻辑、意义和影响。在建党百年纪念的特定情境中,互联网模因的传播机制不断再生产革命烈士的记忆图式和纪念文化,也不断形塑和强化国家认同。“延乔路”纪念空间与记忆之场是在社交媒体内容策展和纪念仪式中不断生成的;其生产实践不仅受制于国家政治的逻辑,还有地方文化、空间经济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技术的逻辑,也充分体现了数字记忆实践的连接性、展演性与流动性。

记忆实践: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研究的路径转向

在传播学视野下展开的集体记忆研究,早期采用"叙事-话语"的建构主义分析路径,后来又出现了"媒介-技术"的技术分析路径。两种路径存在将集体记忆这一社会事实片面化的状况,未能解释集体记忆与社会层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实际联系和这种联系的发生机制。近年来,在"实践转向"下出现了一条"记忆实践"的研究取径,集体记忆的实践分析在最低限度上就是对人的各种记忆活动作一主客统一的分析。传播学视域下的记忆实践研究可以媒介实践为中心出发点,将互为表里的媒介实践、媒介化和媒介学作为理论基础,为集体记忆研究提供由行动者、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等维度展开的可能路径。这一基于"关系"的研究路径,或可达成对集体记忆各主客观要素的弥合性理解,并在不同的学科层面上进行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对话。

协商、整合与离散:阐释社群与媒体记忆实践——基于中国新闻界“三鹿事件”报道文章(2008-2019)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新闻界关于"三鹿事件"(2008-2019)的报道文章为经验材料,通过泽利泽"阐释社群"概念考察中国新闻界的媒体记忆实践。研究发现,国内新闻界围绕"三鹿事件"所展开的两种媒体记忆实践路径均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首先,"三鹿事件"中的媒体记忆实践,主要围绕中国新闻界在此次事件中的媒介失语和职业荣耀展开,看似相悖的同行评议使得新闻权威的消解与建构共存于这场讨论中,在此事件中,国内新闻界就新闻权威来源问题的讨论表现出不同于专业主义规范的另类表述。其次,媒体记忆实践中的"三鹿事件",有关该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被持续建构,它成为中国媒体在不同语境中援引"三鹿事件"时的重要范例,借此中国新闻界对该事件的叙事权威得以确立。但与此同时,媒体对"三鹿事件"边缘记忆的开掘以及去语境化处理,使得"三鹿事件"的社会创伤话语在行业内遭遇不同程度的离散与弱化。

生命实践记忆的文化建构--基于井陉县大梁江村“开锁儿”仪式的讨论

人生仪式是生命实践的核心,其基本要义展现了人类对生命的追求,从诞生礼、成年礼,到婚礼、葬礼,礼仪中的许多选择都与生命历程息息相关。大梁江村"开锁儿"仪式的记忆沿着寻觅生命-进入生命稳定阶段-智慧开启的路线,依托个人、家庭、家族的礼俗传承体系,将一个地区的古老习俗循环呈现,并在生命仪式边界的不断外延中扩大实践记忆主体的范围,建构并塑造着个人、群体所关于生命的想象和期许,其对维系村落社会稳定,确保族群生存繁衍具有重要意义。

实践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方式——基于布依族案例的思考

实践记忆是指人们在日常交往、生活、行为或仪式实践活动中,耳闻目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习得的文化记忆。基于实践记忆定义的界定与内涵的分析,结合布依族"送宁"仪式案例的思考,文章指出实践记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因实践记忆是一种固有存在的记忆,所以人们习以为常,习焉不察,故而往往被忽视。

作为实践记忆的“三生石”传说——以嵌入万州城市形象宣传语的多元化叙事为研究对象

“三生石”传说作为渊源叙事嵌入“三生有幸,平湖万州”的城市形象宣传语。由“三生有幸”这一城市形象宣传语引领衍生的一系列语言叙事、景观叙事与行为叙事,亦是“三生石”传说遭遇的“民俗过程”。“三生石”传说的多元化叙事,建构了万州当地的实践记忆体系,实践记忆成为传说得以传承的重要方式。作为实践记忆的“三生石”传说,论证了“民间文学就是民间文学生活”这一基本理论问题。